当然，克莱作用的发挥，从整体上说是总统决策方式与当时美国内部的具体决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大家都公认克莱是德国事务专家并经常与杜鲁门进行电话会商，出席过白宫、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经历，也使其在柏林危机的决策中作用特殊。其次，与自己某些顾问不同，杜鲁门一向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这毫无疑问也使他自然更倾向于接受克莱的建议——对苏联人在柏林的行动做出强烈的反应。再者，在1948年的整个前半年中，仔细研究柏林局势的问题在总统优先处理的工作日程表上还比较靠后，中东问题、中国的局势、马歇尔计划特别是竞选问题都要紧迫得多。\[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7—58页。同时，1948年8月爆发的美国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使杜鲁门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事关国计民生根本的国内经济事务的处理上。最后，华盛顿那些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职能机构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无所作为，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陆军部是政府中与柏林问题决策最直接相关的部门，早在四月封锁期间，该机构的观点就与克莱的立场针锋相对；直到6月份，克莱与陆军部都处在意见相左的气氛中，后者坚持主张谨慎行事，甚至在空运已经开始并得到杜鲁门批准后，他们还在继续反对该政策。\[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3—54页。国务院的做法也好不到哪去，陆军部曾多次试图把自己在德国的职责限制在纯军事事务方面，让国务院去承担整个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事务，但都未获成功。部分原因是国务院不大愿意接管军方留下的摊子，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务院所有的决策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缘故。等到紧张局势开始加剧，白宫就正式决定要维持现状，从而既证明了国务院缺乏思想准备，也证明了克莱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4—55页不过，即便是克莱的作用如何的不可或缺，他也无法逾越杜鲁门的重要性和权威性。设想，如果没有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力排坚守西柏林的反对意见，以及拍板加强空运飞机的气魄，克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树立起西方在西德人心目中的“救世主”形象的。
在危机决策的后一阶段，杜鲁门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没有丝毫的削减。尽管，决策重心逐渐向外交领域转移，但总统在决策进程中的影响力却无处不在。国务卿马歇尔曾坦言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是影响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形象地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士兵和统帅”，他尊重总统的权威，避免在外交决策尤其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独断专行。Avi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两者在对苏和对欧政策思维上的相似性，更使马歇尔几乎成了杜鲁门在柏林问题上的代言人。当然，总统的作用和角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如当9月中旬四国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内部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论调日益高涨之时，如果没有杜鲁门的坚定和克制，危机事态是否会朝着战争方向发展也犹未可知。此外，在1949年初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杜鲁门在危机和解中的作用也未减损。总统之所以在连任后选择艾奇逊掌管国务院，一方面是深刻地了解到他内心无可挑剔的保守性，使其绝对不会向苏联作出任何屈服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他与马歇尔类似的又一性格特点，即通过之前的政治经历而确立了自己对总统的忠诚感。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确保了危机的最终解决能够沿着杜鲁门的政策思维进行。
不过，官僚机构在危机决策中的地位也并非完全依附于总统，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而决定如何去做反过来会对应该做什么产生影响。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贬低领袖的重要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97页。具体来说，杜鲁门是一位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的总统，在上任之前很少介入外交决策，即便是在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副手时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的了解比较有限，无疑十分需要政府的官僚机构为其介绍各种相关情况甚至出谋划策。官僚机构这种影响决策的反作用，除了体现在具体的危机对策执行过程中外，更集中表现在对待总统某些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决策行为，例如杜鲁门在1948年总统选举前夕所规划的“文森计划”。《官僚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作者霍尔帕林认为，总统在竞选中的个人利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与三类问题有关：一则在选民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形象，二则消除竞争对手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攻击，三则讨好某一利益集团。MortonH. Halperin， Bureaucracie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1974，p.67.从实际动机看，杜鲁门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文森计划”达成上述三个目标。不过，以马歇尔为首的国务院及时发挥作用，阻止了这一可能被苏联解读为美国立场趋于软弱计划的实施，从大局上规制了总统的决策行为。
最后，根据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决策以及国际危机特定环境中的基本特点，国会对总统在危机中的决策，基本采取了容忍甚至是坚定支持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在危机决策中完全忽视国会的作用，尤其是在1948年总统大选以及在野的共和党通过1946年中期选举控制国会的政治环境中，国会对政府危机决策的反应往往比其他时候更体现出党派纷争的因素，因此国会的作用对白宫来说是必须正视的。但在现实中，国内冷战共识的形成和不断加强使得可能通过国会表现出的党争影响被大大降低了。例如共和党元老、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中形成了国会与行政当局的双向互动。范登堡认为这（两党合作的政策）意味着在美国现存的两党制下双方旨在统一口径的共同努力，以使美国国内形成最大的权威去反对分裂和征服自由世界的企图。Arthur
H. Vandenberg，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Boston， 1952，p.23.《范登堡传记》的作者戴维·汤普金斯认为，两党合作表现为参议院和政府之间紧密和负责任的共同合作，它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努力，即在一项政策备受争议之前通过消除分歧以避免党派偏见。David C. Tompkins， Senator Arthur Vandenberg： 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Republican1884-1949， Michigan， 1970，p.198.从这个角度上说，国会在危机决策中所发挥的有限作用反倒成了克服党派纷争、减轻大选对总统危机决策制约程度的一种有效工具。可见，就国内政治机构层面而言，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冷战共识逐步形成的大环境护持下，总统政治学方式和官僚政治学方式的多重互动。
同时，外交决策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认为，国家或政府是理性和高度一致的统一体，该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以及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而促成决策的动机和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Graham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1，pp.32-33.理性选择模式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出发点是国家中心学说以及国家利益、自助和无政府状态等观点。王鸣鸣：《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4—19页。现实主义范式的另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在谋求权力和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按照现实主义观点，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一个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符合特定的功能性要求，外交政策只是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和控制环境的一种机制，功能性要求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利益，外交政策就是保障这些利益的工具。问题在于这些政治制度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怎么样的行动才能满足这些利益。王鸣鸣：《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4—19页。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则是安全和物质的考虑，二则是道德和种族的考虑。Samuel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具体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亨廷顿也曾指出美国国家利益通常是安全利益、物质利益和道德伦理关系的结合。参见李东燕：《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看伊拉克战争》，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在此，笔者姑且用对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利益的物质性诉求，以及对责任、道义等的非物质性诉求来划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将其置入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中加以理解。
美国在这次危机决策中追求的基本国家利益是：一方面确保西德国家的顺利组建，另一方面维护自身在西柏林的既有权益。根据战后初期的《波茨坦协定》，美国的上述两个政策目标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西德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德国的分裂，柏林不再作为统一的德国首都，而西方也将因此而丧失占领西柏林的法律条约基础。但在美国的理性决策中，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二选一”的可能，因为两者既事关美国对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方面的物质性诉求，也体现了对责任、道义等方面的非物质性诉求。
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理念的主流，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建国以来的众多外交活动。亨利·基辛格认为：在道德追求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理想化，但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务实。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约翰·斯帕尼尔和斯特文·胡克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以下安全观的影响，即“任何国家，特别是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国家，一旦控制了亚欧大陆、中东及非洲的所有资源，不论是人力的、自然的、还是工业的，他们就会将这些资源加以集合、利用，并转化为军事力量，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进攻北美”John Spanier &； Steven W.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D. C.： CQ Press 2004， pp.8-9.。从战后初期的现状看，苏联的地缘、制度和行为特征，基本符合美国上述安全威胁假想的标准。再者，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思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又因自身实力的增长而彻底挣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并融入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新理念。但苏联在战后的异军突起，却使美国在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上遭遇了双重挑战，因此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被华盛顿界定为最大的威胁。
当然，决定美国国家利益并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除了现实主义思想外，还有理想主义因素。前者注重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平，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本国的利益和权力是正当的，外交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义原则；后者则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理想主义者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斗争看作是正义与邪恶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维护人权与践踏人权之争。参见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162页。在历史上，美国的国家缔造者们是那些为了逃避欧洲压迫和不公正对待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他们有着对信仰和自由的执著追求，并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莫雷·赫尔德曾指出，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美国人坚信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被赋予另外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特殊使命。MorrellHeld &； Lawrence S. Kap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Connecticut Press 1977，p.4.此外，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又使美国人形成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身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并在“特殊使命”的驱动下将对外推广美国模式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考虑。杜鲁门时期的理想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主要是对苏遏制政策，这时的使命观是以“承担义务”的论调出现。杜鲁门宣扬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美国必须肩负起保护其他国家免受危害的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蔓延，向全世界各地的极权主义宣战，这不仅仅是保卫美国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自由本身的需要，因为上帝已经将领导世界的责任交给了美国。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