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包括空运在内的一系列不妥协政策，在维护西柏林地位的同时也在与苏联政策的“激情碰撞”后，在客观上促成了东西柏林政治分裂局面的形成。西柏林的存在，在地缘上犹如一枚打入东德甚至是整个东欧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楔子”，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起到了遏制苏联、分化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早在危机爆发前柏林处于四国联合管制状态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就以城市为依托展开了“明争暗斗”的情报战。危机过后，美国更是利用西柏林深入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的地理优势和便利，将此作为开展对苏情报工作的温床，通过对苏方人员或亲苏分子的不断接触和收买，攫取了大量有关苏东社会主义内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有价值的情报。同时，分裂后的西柏林俨然成了东德境内一个独立于亲苏政权之外的西方王国，在莫斯科看来，西柏林成了华盛顿庇护反苏分子、策动反苏暴乱活动的堡垒，成了有碍东德甚至是整个东欧安全稳定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49年底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后，西柏林归于西德政府治下，按照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建设。同时，东德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扶持，并由此而造成了食品匮乏等严重后果；此外，强制集体化政策使得许多东德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加之严厉的镇压政策不容有丝毫的反对声音，使得大批不堪忍受的东德人选择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与周边东德国家执行僵化的苏联发展模式相比，西柏林的存在俨然成了矗立在东德人面前的展示西方经济优势和生活方式的“橱窗”，起到了从社会层面分化苏东阵营的作用。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可算是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采取坚守西柏林的政策而产生的“另类”成效。
美国通过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取得的更为重要的成效无异于是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权力的提升，即通过对国家硬权力的运用实现了软权力的扩张，并以此为契机通过软权力的护持不断扩大维持自身硬权力的物资基础，实现了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互动性增强，这也成了奠定自身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甚至是霸权的重要基石。
从国家权力的定义看，它包括自身能力或称实力以及这种能力在国际体系中受认可的程度。所谓能力，可以解释为民族国家各种相对有形的表征的集合。它是一个国家将其他领域的资源比如说经济实力、军事优势、自然资源以及文化影响，等等，转化为国际政治领域的资源的效度和力度；所谓认可程度，就是关于权力的声誉，也就是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65—66页。这里的“认可程度”与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提出的软权力概念是相通的：软权力是指一种通过吸引他人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大棒”威胁或“胡萝卜”收买他人。奈称之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即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他，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这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国家声誉或形象其实就是一种软权力的表现。相比之下，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是典型的硬权力，可以用于要求他者改变自身地位，依赖的是劝诱和威胁等方式。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采取的包括空运、核威慑在内的对抗性政策，主要就是依托于自身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强大的硬权力。
从总体上说，美国在战后最大的软权力要属精心打造的自己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自由传播者和民主倡导者的形象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其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也不例外。在自身强大的硬权力作用下，美国的确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诚然，美国在此之前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拯救了一批被纳粹德国占领与奴役的国家和人民，使得自己在战后的欧洲享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由民主救星”的形象。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第94页。但冷战的爆发在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看来，意味着一个国力雄厚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一群力量被削弱的“民主”国家的挑战，是意识形态矛盾下的现实安全威胁。故而，美国继续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维系“自由民主的守护者”形象也因此而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能否通过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应对有效地抵御苏联社会主义的所谓渗透和扩张，便是考验华盛顿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上述声誉和形象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尽管对美国在财政上的宽厚大度欢欣鼓舞，但他们却担心经济援助也许不足以遏制他们所感受到的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军事威胁。在这些国家看来，华盛顿的美国人远在大西洋彼岸，与苏联坦克的相距最近也有数千英里之遥。\[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267页。为此，法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迫切表示自己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与法国类似，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明白需要依靠美国来保护自身和世界的安全，如果美国撤出欧洲，它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苏联的威胁。但美国在危机中通过对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的实际运用，基本打消了这些国家的担忧。美国的决策一方面维护了自身在西方世界内部的“自由民主守护神”的国家声誉和形象，另一方面也使自身的国家权力获得了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这两方面效果的叠加折射出了美国软权力的加强，并集中反映在几乎与危机同步的北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在约瑟夫·S. 奈的话语体系中，“软权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三个方面”参见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188 &； p.267.
又见\[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230页。；软权力主要来源于主体的价值观，但不仅仅是文化的影响力，软权力能够塑造其他国家的期望，软权力需要硬权力的支撑，但绝对不仅是硬权力的翻版。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67页。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共性，利于促成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结盟，而前者通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所反映出的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的强大优势，更是增加了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在美国的援助下抵制苏联安全威胁的信心和期望。这种信心的增长正如约翰·盖迪斯所指出的，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透过华盛顿的危机决策看到了“美国军队站在他们与红军之间”的事实John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p.65.；这种期望的延展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推动北大西洋联盟体系形成的重要动力。因此作为联盟的产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最初体现的是一种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制度。此外，由于美国霸权提供的是一种“庇护性领导”，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不仅影响着其他国家追求利益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及国家利益的判定，塑造着他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案。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p.192.
又见\[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230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约的出现也是一种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影响下的自身软权力扩张的表现。
当然，软权力的扩张与硬权力的支持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互动的特性参见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第94页。，软权力的提升也往往能够反过来增强构成硬权力的物资基础。在冷战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往往在美国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下集中异化为华盛顿操控下的硬权力。美国通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为自身赢得的软权力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北约的建立。以该组织为平台，多国军事力量在美国领导下的整合，不但使华盛顿扩大了可共利用的军事资源，也变相增长了对作为军事实力依托的国家经济资源的利用范围，从而使华盛顿在与莫斯科的进一步对抗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以1948—1949年为例，从1950年初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数据看，在人力资源上，西方国家的总人口数是3.22亿，其中欧洲“北约”国家为1.73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西方的GNP总值为3740亿美元，欧洲“北约”国家占据了其中的840亿，相当于整个苏联及其卫星国集团的总和（苏联65亿美元、卫星国21亿美元，总计86亿）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转引自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383页。，具体到包括煤炭、电力、原油、钢铁、水泥和汽车在内各种重要物资产品，欧洲“北约”国家的加入使得西方对苏东集团取得了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比例优势。详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384页。上述情况的出现，无形中扩大了美国可供利用的硬权力，使其原本举一国之力的有限硬权力，借此呈现出实际效用上的几何数递增。从逻辑上分析，以上美国硬权力的变相增长也是拜其自身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作用下的软权力扩张所赐。
总之，以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为起点，美国通过对有形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权力的运用，有效地增强了建筑于西欧国家对自身认同基础上的软权力，而这种软权力在冷战国际环境中自然延伸并借助大西洋联盟的出现，扩大了美国可支配的硬权力范围，无形中建构起了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的互动性增长，两者互动的直接效果，则是成就了美国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领导地位，并奠定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的实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