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几年间，思想界之所以比较开放，文字狱之所以几近绝迹，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乾隆本人对雍正朝峻急严猛的统治方针带来的弊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为政以宽缓为主调，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了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再就是初政伊始，兢兢业业，惟恐失误，既真诚求谏，又虚心纳谏，是他六十余年政治生涯中作风最开明的时期。还有一点，乾隆即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形势比较平稳，全国的气氛比较宽松。当时吴中歌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与雍正后期“雍正钱，穷半年”的民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乾隆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棘手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叫他心烦的不过是张廷玉与鄂尔泰的门户之争、暗中较量而已。
六、乍暖还寒时节
对于政治节气的转换，士大夫和普通士人感觉最敏锐。
刚登金榜的才隽之士全祖望回首康熙晚年以至整个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肆虐，有感于乾隆初政以来文字之禁的解除，不胜欣喜地说：“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这个雍乾之际最著名的史学家死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一生创作最旺盛、他最想在著述近代史和当代史上能够最大可能地保留自己独立的见解时，正好赶上雍正时期与乾隆中后期两个文字狱高峰之间的谷底。从积极的方面看，他给后人留下了明清鼎革和清前期诸多珍贵的史料；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组望生前得以幸脱文网，死后也因极偶然的缘故而躲过了乾隆中后期文祸的浩劫。
全祖望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二岁了，照常理刚及而立之年便春闱登科，前程正无可限量，但他坎坷的后半生却恰恰从这时开始了。
当年九月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全祖望的才学本该不成什么问题，结果竞出人意外地落了榜。他的挚友杭世骏深有感慨地说：“绍衣之考证，据天下之最，近代罕有伦比，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全祖望，字绍衣，他所著《七校》、《三笺》是独步一时的考据佳构，所以杭世骏认为绍衣未登词科，不在才学而在命。
其实，这倒不能全归之于命运。据说全祖望未能通过博鸿之试，原因在于大学士张廷玉对他没有好感。当时张廷玉以三朝元老，一身而兼大学士与辅政大臣二任，视为朝中权相。博鸿失败后，全祖望尽管仍在翰林院供职，但他心中隐隐感觉前景不容乐观。据全祖望后来讲，历事康、雍、乾三朝的名士方苞预感兆头不妙，曾劝他及早辞官隐退，他没有听，祸事果然很快降临了。
得祸之由是全祖望写了《皇雅篇》一文，篇中有“大讨贼”一段，这“贼”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明崇祯帝仓皇奔景山，投缳自尽。由谁来讨贼呢？全祖望说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他在《皇雅篇》中描述清兵“讨贼”进入北京时说：“燕人望师如拯焚，一朝快复仇，壶浆夹道出九门。”你看，京师的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全祖望笔下的清兵不是成了为明朝报弑君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王者之师了吗？对清朝入关第一帝的顺治，全祖望更是极尽美化之能事，说他是“圣人”，冲龄不及十春便命摄政王多尔衮“为我讨贼清乾坤”。这种近于谀颂的应景之作出自全祖望的笔下，真令人替他惋惜。但就是这篇颂扬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文字，却被全祖望的仇人指为“悖逆”。他们说全祖望在《皇雅篇》中把崇祯帝写成了有德之君，竞有“明烈帝（崇祯），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之句，这分明意在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他们还特别指出“为我讨贼清乾坤”这一句诗，说全祖望故意将“贼”字冠于“清”之上，名为颂扬清朝而暗肆诋斥毁邦，这不是“悖逆”是什么？无中生有，罗织周纳，竟到了如此地步！也真叫人无话可讲了。但全祖望终能幸免于祸，据说是“某大学士为之解释”。
有人说这“某大学士”就是李绂。李绂在雍正朝屡起屡蹶，乾隆即位，万象更新，在世人当中声望很高的李绂又恢复了侍郎衔。他仍然改不了“远闻佳士辄心许”的爱才如命的老毛病，对才情横溢的后起之秀全祖望，更怀有特殊的眷爱。全祖望顺天乡试中举，内阁学士李绂看到他的行卷深为嘉许，尔后考中进士的丙辰科，考官之一就是李绂，出面荐举他参加博鸿之试的也是李绂。全祖望因《皇雅篇》而受到诬陷，李绂出来援救是可能的。但李绂一生从未入阁拜相，没有作过大学士；再者，乾隆元年他就因荐举过众，左迁詹事。他是否有力为全祖望开脱，并得到乾隆的首肯，不能没有疑问。
这“某大学士”若说是鄂尔泰似乎更有可能。乾隆初年，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而鄂尔泰位居张廷玉之上，全祖望不得登词科为张廷玉所梗，在大小臣工分别投靠鄂、张，隐然对立的乾隆初期，全祖望因恶张而趋附鄂自在意料之中。全祖望后来为方苞写的《神道碑铭》中就流露出对鄂尔泰的好感。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不管这“某大学士”是谁，乾隆总算接受了他的“解释”，判定全祖望是无辜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应归之于乾隆初政，相对开明，在“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禁”的氛围里，有人敢站出来为蒙冤者讲话，而乾隆还听得进去这样的话。
有惊无险，一场虚惊。但从恶人的诬陷中挣脱出来的全祖望还是深受触动。他这个人生性耿介，待人接物直来直去，既处处与人为善，也疾恶如仇；有不少好朋友而树敌亦多。回想起方苞前此的忠告，从《皇雅篇》事件后，全祖望退隐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了。
第二年翰林院朝考，全祖望被置于劣等，散馆后分发知县。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抑郁愤懑，心灰意懒。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辞官回到了家乡浙江鄞县。
全祖望的后半生，曾主持过浙江宁波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的讲习，但时间都不长。他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史学。他酷爱历史，特别想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先贤立传，为他十分熟悉的康、雍、乾三朝那些气节凛然、个性鲜明的人物立传。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正当他埋首于著史之时，害了一场重病，一只眼睛忽然失明了。有人就说他“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然而，一目忽眇是小，全祖望拳拳于记述时事，这在当时更隐藏着杀身破家的危险，这他怎能不知道呢？但先人的那些事迹就像胸中的一团火，他非要把它写成火一样的文字，让它在世上流布。
最早使全祖望立下著史之志的是他的祖母张氏。祖母的父亲就是为抗清而壮烈献身的烈士张煌言。有关张煌言的种种轶事，全祖望就是听张氏祖母讲的。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七日，张煌言在一个海岛上遭到清兵的偷袭而被捕。十九日押解到南京，浙江提督张杰设宴迎接，张煌言对他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张杰无奈，把他解到杭州。路上看守他的士兵在船头低唱苏武牧羊曲，又有人偷偷把诗放在舱中，上面写道：“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张煌言知道他们在激励自己，希望他学苏武，不能屈节失志；学文天祥，要杀身以成仁，发扬民族正气。九月七日张煌言在杭州就义时，遥望凤凰山一带深情地说：“好山色！”遂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听这些故事时，全祖望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深深地感动了，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坚毅卓绝的伟人而骄傲，为自己家族有这样一位志节皎皎的英杰而自豪。
全祖望弃官治史，更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老家浙东地方清朝初年出了几位名闻遐迩的大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余姚黄宗羲和鄞县万斯同。全祖望佩服黄宗羲的学问，更敬仰他的品德节操。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他教育学生要以“六经”为根柢，做有益于世的真学问。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敬承师教，主张“无益之书不必观，无益之文不必为”。康熙中他参与了官方《明史》的纂修，但讲明是以“布衣”身分入馆，这样终归少一些约束。全祖望全面继承了黄宗羲、万斯同的学术宗旨，而且又有所发展。他把写史的范围从古代推进到近现代，除表彰前朝忠义之士外，特别把眼光集中到当今之世，写了他身边诸多遭遇坎坷的悲剧人物。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此外他又为清初那些忠于明朝而不与新朝合作的所谓“明遗民”立传，表扬为先儒肯定的可贵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显而易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全祖望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作为，对保留明清之际及康雍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信史，意义不可估量。然而，也恰恰因此而最担风险。
全祖望的志向与康熙晚年罹著史之祸被杀的戴名世极为相近，他也想于官修《明史》之外，完成一部具有独立见解的明代三百年信史。
中国自古因撰写历史而贾祸者不绝于书。史官见柄国者有虐政，拼命也要直笔以彰其恶。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了国君光，太史据实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为此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弟弟照写不误，也被杀掉了。另一个弟弟仍坚持如此书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人说太史阖门尽亡，就抱着竹简跑去了，半路上得知此事已记录在册才拉倒。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为秉笔书史而获罪致死的吧！到北魏时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史狱。魏明元帝和太武帝时司徒崔浩主持纂修北魏的开国史。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这在汉族的传统观念来看，算不得正统，况且北魏进取中原时难免杀掠之类的野蛮行为。崔浩在修史时如何处理这些难题，不得而知，但他到底还是以“暴扬国恶”而得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中书侍郎高允冒死力争，认为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最终仅仅崔氏及其姻亲夷五族，被株连的其他数千口人才幸免于难。可见写史绝非蹲在象牙塔里悠哉游哉地搞学问，它总是脱离不开与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王朝鼎革之际，特别是像崔浩史狱那样新王朝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情况，忌讳尤多。带有遗民情绪的人，执着于“华夷之辨”的人，往往通过撰写历史而寄托对前朝的怀恋，对“夷狄”所建立的新朝则难免不敬，甚至诋讥。有清一代第一起文字狱——僧涵可史狱，就是这样发生的。
顺治四年（1647年）冬，把守南京城门的清兵盘获了一个名叫涵可的广东和尚。从他的经笥中搜出了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在审讯过程中，涵可受到严刑拷打，夹棍折了又折。年底，以《变记》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摄政王多尔衮命将涵可械送京师，关入刑部大狱。第二年四月，问定罪明，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沈阳。
康熙初年，又发生了清代文祸史上一桩罕见的大案——《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双目皆盲，很想效法著有《国语》、同自己一样失明的左丘明也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不过他对历史并不在行，就出钱购买了明末人朱国桢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延揽远近有志于纂修前朝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及南明史。在叙述南明史实时，仍奉弘光、隆武、永历正朔，不承认清朝正统地位。书中某些涉及满族先世——建州女真时，也据实记载，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落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了，以为奇货可居，就买了一本去讹诈庄廷罐的父亲——这时庄廷鑨已死——却被顶了回来；因为庄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当时康熙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大权掌握在四辅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手里，他们极为重视，称旨究治。第二年这件大案才审理结束，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凡在《明史》书首列名参阅的人，不管是否真正参与纂修没有，通通受到株连，一说“杀七十余人”，一说“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被凌迟处死的潘柽章和吴炎两位年轻的史学家。潘、吴原是明末秀才，明亡时不过二十出头，两人立志以私人之力写一部《明史》，以继迁、固之后。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十分敬慕，把自己所藏的千余卷史料全借给了他们。潘、吴为修史殉难后，顾炎武赋诗祭悼两位英杰的亡灵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他们的史才和品节推崇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