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农业生产增加，耕地面积也要加广才好，所以乾隆对垦荒也是极为重视的。他即位后第五年就以积极的态度颁布谕旨，鼓励各地“开垦闲旷地土”，他说：“从来野无旷土，则民食益裕。即使地属畸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所以他规定“凡边省外地零星土地，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争夺，俾民有鼓励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同样地皇帝也说明督促开垦荒地的地方官若有好的成绩，一定予以升迁。皇帝又为鼓励各地人民垦荒，下令给优惠税率，甚至准许多年免其“升科”。另外对于内地各省人民移垦边疆地区土地也放宽尺度，如东北地区原是满族人的龙兴发祥之地，历来是禁止人民去垦种的。乾隆则明令放宽，不但容许外地人居留，而且准入垦人民人籍，东北因此开垦出一大片肥田沃土。台湾在康熙时代是禁止人民入台垦荒的，雍正略有放宽，乾隆时代更加宽松，到末年完全解除禁令，由于大陆移民涌入，土地的开辟可谓一日千里，当时台湾西、北、南三面平原及山坡地带，开辟已遍及各地了。再如华北地区的人民租种蒙古牧地，皇帝也同意了，因为“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相便，事属可行”，据说当时古北口外，有数十万人前往耕种垦荒。还有广东、湖广、江西等南方各省有大批无地人民入垦四川，皇帝也不加阻止，川西与川南地区因而得到部分的开发。鲁、甘、山、陕人民也有在官员组织下携眷出嘉峪关屯种的，成绩也斐然可观。
总之，由于皇帝有了劝垦的政令，全国开辟的土地直线上升，据清代官书所记，从乾隆五年至三十九年（一七四○至一七七四）之间，内地各省的垦田总数为二十万顷，嘉峪关外等地达四十万亩，其他东北、台湾、四川以及西南等边区的垦土必然更多了。这些新垦地上生产的食品大大地缓和了人口迅速增长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与问题。
农业技术讲求了，耕地面积也加广了，但是没有良好的水利系统，发展农业也是很难的。乾隆完全了解这一点，他将“河工海防”视为“民生之最要”，对于其他各地的灌溉工程，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乾隆三年他先拨出库帑一百万两，兴修江南水利，经过三年的时间，各大江河及重要支流水道都被疏浚调修了，另外江南各州县的沟渠、圩埂、土坝也有近百处被维修或保护。江、浙两省的海塘工程，乾隆也专拨过九十万两帑银并派刘统勋、讷亲等大臣去查勘与主持兴修工程，结果完成了四千二百多丈的海塘护堤，保障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与人民生命的安全。北方的永定河也是重点工程，黄河、淮河更是乾隆日夜关心的，这些大河道也在乾隆几次谕令与几番南巡之下得到了兴修与改善。由于皇帝在上的提倡，不少地方官员也注重水利事业了，如甘肃官民“开渠凿井”；河南官员“疏治深通”河道；直隶也大兴引水灌田工程；四川一地则挑渠灌田、挖深堰底，增建大坝；新疆官员又以雪山融水灌田，铺设木渠。各地虽然用不同的方法，但都同样得到了水利之便，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对于乾隆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是有推动作用的。
在旧时代里，农民是辛苦而又贫穷的一个群体，尤其他们靠天吃饭，即使水利兴修了，但是遇上灾荒，他们还是会面临绝境的。乾隆皇帝一直认为农民尽管有了恒产，但他们的生活未必就能安定富足，所以他相信对农民最有利的事，莫过于轻徭薄赋，减免他们的钱粮。正如他在谕旨中说的：“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乾隆朝蠲免百姓钱粮是空前的，蠲免的理由与方式也是多样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类：
一、灾荒蠲免：凡是地方遇到洪水泛滥、河堤决口造成水灾，毁村庄、死人畜；或是久旱不雨，赤地千里，粮食无收；或蝗虫蔽天，尽毁庄稼；或地震大作，倒屋死人等等灾难发生，都予减免租税。
二、恩遇蠲免：当皇帝即位、皇太后与皇帝大寿、恭上帝后徽号、庆贺武功等大喜事时，常下恩诏，蠲免租税。
三、大事蠲免：政府派军出征，皇帝出巡各地，地方上或因供应军需，或因供办皇差，都会耗钱费力，也常给予减免税赋。
四、积欠蠲免：人民因贫穷不能按期纳税，常有积欠的。年复一年，不能补缴，以致愈久愈多，根本无力缴纳，加恩予以蠲免。其他还有一些如旧税过重，予以减少，无地“浮粮”，免予征收等，也是当时的免税德政。
乾隆举行登基大典后，特颁恩诏，其中就有一项是要豁免民欠钱粮的，后来决定“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包括“官侵吏蚀二项”也“照民欠例宽免”。这次蠲免的数量很大，地区很广，全国各州县穷人欠粮的都被免除了。因为史料不全，无法了解当年蠲免的总数；不过据江南省份（江苏、安徽）有关文献所记，雍正十年查明，所属州县积欠钱粮共一千零一十一万多两，其中“官侵”（官员挪占）“吏蚀”（吏胥吞没）的是四百七十二万多两，“实在民欠者”是五百三十九万多两，这一大笔积欠都因乾隆即位而蠲免了，钱数相当于当年全国一年田赋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其他各省的蠲免钱粮，总额确是可观的。
乾隆一生经常出巡各地，他每次所经过的州县，都会加恩蠲免当地的钱粮。清朝官书里记载了他到奉天、承德、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减免租税事。以乾隆十六年南巡为例，就免除了江南各地税金近三百万两。另有记述，从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因出巡而免去的地方税款约有二千四百九十多万两，“粮米称是”，可见数量也是很多的。其他还有庆典的恩蠲、战争的事蠲、水旱等的灾蠲，总数加起来，乾隆朝免税的金额应是惊人的。
尤有进者，皇帝为了效法他祖父康熙，所谓“以皇祖之心为心”，他又学康熙时代举办过的“普免天下钱粮”，在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以及他当太上皇的嘉庆元年，五次下达普免天下钱粮的谕旨，又加上三次全免南方漕粮，每次约米四百万石，前后累计因普免而损失的国家赋税收入高达两亿多两，比五年国家的财税总收入还多。乾隆一朝对人民免税像似奇谈，确实是帝制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除了免税给贫苦大众减轻经济负担外，乾隆皇帝也不时地关心贫民的生活，特别是在灾难发生时，他总是及时下令地方官施予赈恤，不但对灾民蠲免或减征税金，还进行一些有效而实惠的救灾工作，如设粥厂、发口粮、行平粜、贷种籽、借耕牛等等，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及早恢复生产。
乾隆皇帝蠲免赋税，确使占有少数土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受益良多，难怪“诏下之日，万方忭舞”，更有人“清香一炷，祷祝上苍，惟皇上子子孙孙永保民”的。而皇帝的关心贫民，遇灾必赈，也使广大百姓感受到在享“清福”。乾隆诗文中常见“时时以保赤为念”、“无刻弗因农系念”、“无非一念为民生”等语句，显然不是空话，他是以具体政策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