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能事之称的旗员们，特别是满员，乾隆又不让他们学自己的样，既满腹诗书，又善于理事。他曾刻薄地说：“朕尝谓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简亲王、总督德沛被指责为“假道学”，理由是“刻书太多”；总督钟音一度看好，但很快就指责他“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夙以文墨自负”，而于海疆武备一切置之不问；大学士舒赫德以办事心细，甚被倚重，却以“渐染汉人习气，每日记事作诗”招致乾隆的不满。在乾隆看来，满洲科目出身的人，“问以文学则日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至问以清语、骑射，又日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跟，进退失据，而落于无用之流”。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大概只有鄂尔泰、尹继善二人还算差强人意。乾隆曾这样说：“近时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过如鄂尔泰、尹继善一二人而已。”而他俩的被重用，诚如乾隆所说：“实以其心地才干，初不以其文也。”因此他又说：“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莫不志秉忠忱，才优韬略，初非从事占毕（读书）者；即仕跻大僚，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勋名气节，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满洲人不必靠读书仕进也可成为治世名臣，他们究竟靠什么呢？乾隆解释说：“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在这方面，乾隆有深刻的教训，那就是鄂尔泰的大公子、出身翰林的鄂容安。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参赞大臣从定西将军永常出西路。大军平定伊犁，受其叔伯兄弟鄂昌牵连，行赏独不及。未久阿睦尔撒纳叛走，天山南北路陷于纷乱之中，鄂容安与将军班第被围困自尽。内阁为鄂容安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因此拟“文刚”、“文烈”。乾隆打破惯例，抹去二“文”字，谥“刚烈”，后图像紫光阁，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三十年后，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说鄂容安在翰林中号称出色者，“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至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就更令乾隆痛心疾首了。鄂昌同他伯父一样，举人出身，在甘抚任上，受胡中藻诗狱牵连，革职抄家，抄出他所写《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哀叹“奈何奈何”。鄂昌以满洲科甲而学习文艺，也跟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甚至涉足于朋党，乾隆气愤已极，骂他“纯属满洲败类”，并借他的脑袋警戒其他旗员。
总之，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根柢深厚、个性鲜明的中国学者，他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一生徜徉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深知其中的甘苦，一人其道，“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出而化之，洒脱自由，则非天资卓越者，积毕生之读书、穷理、实践，而难望企及之。他的终身知行不辍，不能排除他确有陶醉其中的乐趣，和积以时日，养成的结习这些因素，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想象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过汉人通儒，也是与乾隆个性相悖的。他要向天下臣民显示，他之为天下主，井非仅仅因血统高贵，即使以汉文化的修养而论，也是当之无愧的。惟其如此，他鄙薄通儒纪昀为无用腐儒，他不愿满洲人都来学样，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还在其次，搞不好甚至会危及国本，重蹈金元一人中原即被汉化的覆辙。
三、诗与画
乾隆皇帝书画诗文的名气似乎超过他的学问，但在展开乾隆这些方面的成就以前，人们应当了解，皇帝的文学艺术造诣，以至他的审美情趣，是离不开他的极扎实的汉文化根柢的。
乾隆从十九岁开始学画，那时还居藩邸，闲暇甚多。他喜欢画花鸟，每于春淡风清、桃红柳绿之时，或夏荫浓深、秋英潇洒之际，以至岁寒松柏于雪中傲立的隆冬，年轻的四阿哥每每“抚景兴怀，抒清思而消永日”。乾隆元年（1736年）刚临御天下时，还曾给生母——崇庆皇太后画了题为“松竹梅”、“桂菊”、“牡丹”、“梨花白燕”、“栀子花”和“凤仙石竹”六幅花鸟彩图。这以后，随着政务的繁忙，乾隆已很少闲情逸致专心作画了，偶尔检出皇子时代的旧作欣赏，不禁有“输与昨年潇洒甚，绿窗爱月正迟眠”的感慨。皇帝仍偶有绘事，不过画些水墨画而已。
乾隆的画风，据他自己说，达意之笔很巧妙，不做纤细的描写。由于皇帝喜欢绘画，在他周围集中了一代颇有成就的宫廷画家，中国人如张宗苍、邹一桂、董邦达、张若霭、钱维城、张若澄等，西洋人则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诸名家。有时乾隆也和此辈共绘一景，彼此欣赏，相互切磋。首次南巡到苏州，皇帝为寒山“千尺雪”绝佳的风景所倾倒，又极欣赏“千尺雪”这名字，遂命江南画师张宗苍绘图携回。嗣后陆续在西苑中南海、避暑山庄和盘山行宫各仿苏州寒山千尺雪造一景点，并命董邦达、钱维城各自画了“西苑千尺雪”和“热河千尺雪”。自己则亲自拈毫点染，作“盘山千尺雪”，“四图合装而分贮之，每至一处展卷，其余三处之景皆寓目焉”。乾隆敢于同当代名画家比肩作画，而且是为同一风景写生，足见皇帝对自己水平的自信，也可见皇帝绘匦有相当的功力。
与绘画相通的书法，乾隆的用功似乎更勤。他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百数十回。王羲之以下，历代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的传世名帖也临写不懈。关于乾隆皇帝的书法风格，有人说他书法颜体，毫无优雅的姿态，“连相当于街头舞女的那种姿势的字都没有”；有人则以为乾隆深受赵、董的影响，他的书法风格，从结构到笔法，都“属于子昂（赵孟兆頁）范畴”。人们的品评，这里且不去论断，我们看乾隆的墨迹，似乎已摆脱了赵孟兆頁、董其昌那种柔滑而缺乏骨气的笔法，而形成了自己方圆兼备、布自得宜、结构稳重、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就书体而论，乾隆多写行书，但楷书、草书亦有不少传世；就字的大小来讲，乾隆既书等丈的巨制字，也喜欢写蝇头小楷。年逾古稀后，皇帝一般不再写蝇头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心血来潮，为“夷齐庙四景”画卷以蝇头细书题诗，这时他已七十有四了。乾隆书法精湛，巡幸所至，无论是塞北还是江南，是齐鲁还是中州，到处都留下了那圆润流畅、一望可知的乾隆墨迹。但皇帝并不自以为已臻于极致，他拜倒在当代书法家张照之下，以为张照所书，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非人所可学。在《怀旧诗·五词臣》中，乾隆对张照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
就乾隆皇帝本人而言，终其一生，作书写画未尝少辍，这中间虽不无与风流高雅的汉族士大夫较一日之短长的炫耀意味，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的结习使然。几余之暇，寄情翰墨，书法、绘画不过是他消遣的风雅手段而已。把他的书画吹捧为“妙印钟、王，临池游艺，大而擘窠等丈，小而细楷蝇头，各臻极诣；拈毫点染，旁涉绘事，文艺在握，造化为师，有非顾、陆之规矩，六法所能仿佛者”固然可笑，但说乾隆皇帝书画俗媚到了无艺术情趣可言，也不尽属实。乾隆喜欢画画，他的绘画有相当水平，不过称不上名画家；乾隆喜欢写字，他的书法亦有较高造诣，但也不能跻身于历代书法名家之列。然而就一位日理万机、政务繁剧的帝王而论，乾隆书画之精，还是古所罕见的。
同书法、绘画一样，吟诗属文，尤其是写诗，也是乾隆皇帝一个积久难破的文人习气。他多次自言：“伊余有结习，对时耽属咏”，“笑予结习未忘诗”，“平生结习最于诗。”
乾隆写诗的习惯早在阿哥时代便已成型了，《乐善堂全集》中便汇辑了这位风流儒雅的皇子的最初诗作。即位以后，诗篇的数量与年俱增，当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备将御制诗结集刊行时，面对着数以千计的诗章，连皇帝也略嫌吟哦略多了些。他惟恐效汉人陋习，玩物丧志，故而作诗自警云：“赋诗何必多？杜老言诚正。况乎居九五，所贵行实政。”不料此后不仅未见减少，而且以每日数首，以至十数首的速度迅速增加着。有一次皇帝游京师西郊香山，五天中间写了六十七首诗。乾隆在位六十年间，前后共出版了《御制诗》初、二、三、四、五集，合计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加上即位前在潜邸的作品《乐善堂全集》中的一千零八十首，以及三年太上皇时期《御制诗余集》所收七百五十首，总数高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这个数字接近《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三百年两千二百多位诗人全部诗作的总和。乾隆皇帝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生，到嘉庆四年（1799年）以八十九岁高龄辞世，在人生的途路上共度过了大约三万个日日夜夜。如果他呱呱坠地时第一声哭便是一首诗，那也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每天两首诗的速度不停地写，直到永远停止呼吸那一天为止。难怪日本一位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许为伟大的皇帝。”然而很遗憾，数量惊人的“御制诗”并不完全出于皇帝的手笔，连乾隆本人亦不讳言，其中有些“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替皇帝捉刀的，起初有汪由敦、钱陈群、刘统勋，中间有沈德潜、刘纶、于敏中，晚年则有梁国治、张鹏翀、彭元瑞等人。乾隆每天办完公务，“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再由内监将“诗片”抄入诗本。到于敏中供奉内廷时，诗片缮人诗本也由他一概包揽了。礼亲王昭梿曾不无讽刺地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于敏中）才颇敏捷，非人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乾隆）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国治）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抄，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为君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
这个故事如果真确的话，那么，到乾隆中期以后，皇帝做诗已懒得用“朱笔作草”，只是摇头晃脑地吟诵“天章”，再由御用文人凭记忆录出而已。于敏中“默坐斗室”，杜撰出来的文字究竟是否与皇帝所述仅差“一二字”，大概只有天知道；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乾隆才思的敏捷。诗人赵翼说乾隆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不能尽视为不着边际的肉麻吹捧。乾隆写诗犹如作书画，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遣和娱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故而乾隆的诗题材单调，又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有人甚至说“高宗诗最不堪”。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只有在这些诗中，乾隆才真正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眷恋。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悼念结发妻子的诗，并且把这些袒露个人胸中隐秘的作品收入《御制诗》出版，让后世子孙和天下文人去评说，对皇帝而言，无疑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人们常说乾隆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篇虽仅及其全部诗作总数的百分之一，却也足以使乾隆跻身于清诗人之列而毫不逊色，尽管他一再申明“不欲以诗矜长”，“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
四、鉴赏与收藏
乾隆皇帝是一个颇有眼力的书画及古玩的鉴赏家和古往今来搜罗最富的收藏家。礼亲王昭梿对此有过简要的评述：
纯庙（乾隆庙号纯皇帝）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堂。其他如韩混“五牛图”，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于景阳宫，皆有所谓。可知勤政之余，其所以怡情悦性者皆不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