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不管怎样处理还乡母题，其实，都是一个具体写作者以个人的方式作出的言说，这样的写作者在现代中国，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从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角色来说，知识分子常常是社会的眼睛与代言人。尤其是在一个危机、转变的社会与时代中，这时候人们普遍不安、焦虑，对生命的意义和秩序发生怀疑。更需要知识分子提供他们的所“见”和他们的“解释”。用曼海姆（Manheim）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乃是一群人，其特殊的任务是为其存在的社会提供关于世界的解释。”张文达、高质慧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从这种意义上，每一种还乡母题构成就不只是对某种现实和心理图景的简单复制，同时包含着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作家通过象征的、精神的“还乡”尽量想要模拟和创造一个乡村世界的努力。因此从主题上考察，还乡母题中所展示的就不仅仅是时代动荡中乡土中国的现实图景，而且从还乡母题的不同处理中，也可以看到“还乡”既是现实的，又是理念的、想象的。而且由于懂得书写文字的知识分子和不懂书写文字的农民之间一直还有很大的隔阂，这样的乡村世界和真实的乡村必然不尽吻合，这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的“还乡”书写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正因为此，知识分子作家模拟和创造的还乡，所还之“乡”才成为一个歧义丛生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种还乡的类型都会因为知识分子作家对世界的解释指向他所创造出来的乡村世界，所谓的还乡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国经验阐释。
在这里我们借鉴台湾学者叶启政在解析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所使用的“转换”和“安置”的概念来具体考察故事中知识分子所做的文化资源的“转换”和“安置”的努力叶启政：《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社会现实》，张文达、高质慧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第164—208页。。从我们上面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角色的考察，发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本质上被认为是从事文化的建构、修饰、诠释和批判，从而使某种“文化资源”成为文化传统典范。对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叶启政称之为“文化象征的理论创释性”。但人类不可能只停留在这种“文化象征的理论创释性”的阶段，而是更进一步地尝试以观念来指导行为，并以具体外显的行为，经由社会各种渠道来实现其思想。基于对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双重性的理解，叶启政进一步追问二者之间如何挂钩及其对社会的意义。正因为这种追问，叶启政提出“转换”和“安置”的现象。所谓的转换过程就是一群人先把一些原在某一阶层或群体存在的文化资源，再度提回到意识层面加以检讨、反省和批判，然后，全盘更动或添加入一些新的成分（也就是再诠释），使之进入另一种状态，转换才暂告终结的社会过程。转换过程的核心问题是有关知识的诠释或典范的更变。而安置过程最主要的问题则是正当化，即如何使一套经过修饰、诠释过的文化资源，具有相当之正当性的权威含义，而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规范行为或制度。
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需要进行“转换”的文化资源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崩溃之后，遗存下来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是西学东渐之后大量输入的西学资源。值得探讨的是面对这双重的文化资源，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种种肆意的添加、简化和曲解。王晓明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将那其实是祖传的重群体的意识掺加到外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中去，以此来说明添加式的曲解王晓明：《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305页。。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集权制度的整体崩溃为现代知识分子进行的诸种“转换”实验提供了各擅其长的话语空间。回到我们讨论的“还乡”故事，由于故事本身吸附的文化内容，由于故事乡村世界的文化隐喻性，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只要将写作视野向乡村挪移，就可能导致两种文化资源相碰撞、叠合在一起。我们的研究发现，所谓的“还乡”故事的书写除了提供对现代中国人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的记录，同时也包含借“还乡”故事进行文化资源的转换和安置的内容。因为，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来说，任何文化思考都离不开广大的乡村世界。因此，某种程度上，对于故乡的思考，其实正体现了作家对现代中国的思考。从这种意义来说，每一个“还乡”故事的讲述和处理都反映了作家对某种文化资源“转换”和“安置”的企图，从这些还乡母题构成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文化构想的野心。因此，从研究的角度上讲，我们廓清了母题构成模式，同时也廓清作家以个人的话语方式进行的文化资源的“转换”和“安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现代作家不仅有文化转换的企图，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的还乡之作没包含他的文化思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作家不仅仅满足于想象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和中国经验阐释，而且，乐于将转换完成的文化资源进入“安置”的过程，从而试图去证明其“正当性”。“还乡者救世”和“还乡者革命”自然不必说，像我们讨论的“还乡启悟”类型，作家于过去和现在的相遇处完成了“启悟”，不都对未来表现出前瞻和眺望的姿势？而精神还乡中的文化家园的回归，沈从文从《边城》到《长河》的写作不也试图将自己转换完成的文化理想投入到现实的长河中去吗？
但在我们发现现代“还乡”故事中现代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资源“转换”和“安置”的努力的同时，我们也悲观地发现现代作家在作品中构建的这种“转换”和“安置”的最终难以在现实中兑现。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对乡村的每一种设想，最终都无法脱离现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说，每个“还乡”书写者的每一篇“还乡”之作的类型都是唯一的，但在实际写作中却表现出相当的趋同性。
提到外衍意义的特定社会因素和写作中的趋同性，我们不妨谈谈时代和意识形态对现代知识分子“转换”和“安置”实现的规避。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在世界中言说不仅是面对广大的社会底层的启蒙，它还是权力机构和社会底层之间的中介。对于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刘易斯·科塞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对照他所概括的几种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30年代以后，他们和权力机构发生关系往往是通过“帮助权力合法化”来完成的〔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272页。。诚如我们指出的，许多“转换”和“安置”被迫中断，但我们也指出其中关于农民和乡村出路的思考，尤其是农民命运走向的思考，由于逐渐意识形态化，却令人惊叹地完成，甚至进入了实践的“转换”。不过这种完成是以不断抛弃对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国民性改造的内容，转而适应时代（民族救亡）和意识形态（解放区对农民作用的肯定）的要求去挖掘农民的革命性，塑造新人来达成的。从这种意义说，从“五四”之初农民问题就引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但在随后的时代发展中，无论是“左翼”时代还是抗日救亡、解放战争中，关于农民的话题已是数度转移，不断进行了话语的变更。因此，在我们讨论的几种“还乡”的处理，虽然或多或少都涉及农民，但显然关注的中心已大异其旨，仅以集中讨论农民形象的“复仇”类型为例，对这个类型的书写，起初作家显然对民间传统有关复仇的文化资源进行了“转换”和“安置”，从30年代到4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不仅类型中的农民的原始强力和精神奴役创伤消解殆尽，“还乡”中所还之“乡”也被置换，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最终满足了意识形态对于新生农民的期待。但无论“还乡”故事的功能和序列发生怎样的“转换”和“安置”的变迁，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人类的家园感存在，这种回归的冲动就会成为一个诉说不尽的话题。就像马尔科姆·考利所说的：“即使家乡将我们流放，我们仍然对它忠诚不变，我们把家乡的形象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就像随身必带的行李一样。”〔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