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还乡的终结一定意义上和对这些小说如何结尾的思考是同一个问题，按照我们对现代还乡小说的阅读和统计，这些小说往往把对还乡者结局的交代作为整个还乡故事讲述的结束。而事实上，对小说结尾的研究常常使我们陷入窘境，就像米勒指出的：“这些结尾的问题致使批评家争论不休：究竟某部小说或者某一时期的小说的结尾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此外，一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封闭性结尾的小说，仿佛总是能够重新开放，这使结尾的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对现代还乡小说的考察中也遭遇到，但是由于传统世俗伦理意义上，还乡意味着生命和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实现，因而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衣锦还乡，甚至失意无着的还乡，都是以归宁安居作为还乡的最后终结。所以和现代还乡相比，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传统的还乡，其结局往往都是封闭性的。而现代还乡，作家运用这个母题并不是简单地演绎生活，而是隐含着作家许多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思考，必然引起小说母题组合的变数和情节分叉的多向，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下面还要详细探讨，现在我们只是把还乡实现之后的几种结局揭示出来，而这几种结局也是开放性的，孕育着重新开放的可能性。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还乡者是下层游民，作家并不刻意去关注还乡者最后的结局，因为这些还乡者的命运已经通过他们的生命状态揭示出来，现代乡土中国没有为他们归宁安居准备一席之地，但如果下层游民，获得新的思想的启蒙和滋乳，他们则可能逃逸出这样的宿命。而如果还乡者的身份是现代知识分子，还乡往往成为对他成长道路上的仪式，在这里还乡作为一种新旧时代的界限，区分着前行与落伍、叛逆与归化的生存景观，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依违新旧两界，还乡彰显着还乡行动的角色道路选择和灵魂世界。因而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中，还乡者的变数也相对多样化，他们或死于亲人之手，或滞留故乡，歇隐乡里，或沉于庸众流俗，但对于绝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还乡者还是“离去—归来—再离去”，在精神的往复中，获得超越。第二章现代小说文化还乡和精神还乡研究
现代小说文化还乡和精神还乡研究
由于精神还乡的小说不一定像现实还乡，有一个还乡的情节构架可以直接辨识出来，梳理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书写与东西方还乡母题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而且这样的研究必须首先建筑在对于大量的文本细读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进入具体的研究之前，不妨把研究的视野放在对文本生成背景的审视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西方浪漫主义，甚至是现代派，寻找对自我本质的重新认识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处身于一个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时代，人的自身同社会存在脱节了，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人与他自己，与他自己的过去，与他所寻找“归属”的企图的冲突异常突出出来，而且在这些作品中，自我本质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人与自己周围那个冷漠无情的小天地的冲突，因此，东西方还乡母题所蕴涵的文化和心理内容都包含一种强烈的回归和寻找精神家园的意识。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回归和寻找意识使还乡母题成为超越地域、民族和国家边界的世界性母题。而现代中国时局的动荡不定、传统文化的瓦解以及这中间生命个体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必然会导致现代中国作家倾向在人和世界关系的思考上，借助想象中的书写，在现实之外拓展精神的疆域，筑就文化和心灵的家园，从而使现代作家在一种宽泛的回归意识上和还乡母题建立文化和心理上的关系。像芦焚写作《果园城记》，“只是心怀忘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谋生之路，无聊之极……”“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第一篇《果园城》”芦焚：《〈果园城记〉序》，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而困守南国、丧家失国的萧红在写作《呼兰河传》时一定也会遭遇着，陷身于差不多的生命“无聊”感，独在异乡，独自走在漂泊的路上，只能在想象和书写中成就精神意义上的还乡。至于比芦焚、萧红早出的废名、沈从文，他们的精神还乡可能有更多文化的回归、寻找和再造的意味。文化根源作为生命个体生存依据的意义被他们凸显出来。因此现代中国除了动荡的时局会让作家体验到生命的困境，去寻找存在的依据，民族对比中的落伍和屈辱感也会使他们时刻陷身于一种文化选择的焦虑。当他们把还乡母题处理成精神还乡时，是脱不去特定时代的文化思考对他们的规定的。从田园牧歌到边城神韵，废名、沈从文所寻找的不仅仅是“现代”骚扰下的“传统”归宿，而是潜入纷扰的“现代”画面后面，寻觅心灵的憩息和民族人格理想的重铸，思考文化家园的“失”与“寻”。因此，从母题构成的角度，精神还乡中的还乡母题往往是和寻找母题组合在一起，其叙事序列不是对于故乡现实中的“离”与“还”，而是想象中的“幻得”与“幻失”。在这里，我们着重选择了三种代表性的类型进行文本细读和个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