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期，一位部级经贸官员甚至说，现在看来“十五”计划全错了，这主要是指制定计划的人没有深刻认识消费量级变化的规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我们就提出了要尽快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建设。主要是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和消费量级的升级变化。在中国，过去的汽车消费主要是以单位集团购买为主，而这部分费用主要转嫁给了政府财政。以集团为主的购车是不利于中国整体的汽车工业发展的，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长远需要。所以，以居民个人为主的私家车消费是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方向。这几年，随着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私人轿车购买越来越成为主流。许多城市达到或超过50%的市场份额被私家车所占领，其速度令人惊讶。1999年，国产车产量为183.2万辆，2000年是206.8万辆，2001年达到233.2万辆。2002年超过300万辆。国内的汽车工业发展势头迅猛。
前一段时间国内关于汽车有种声音在交锋。一种是某媒体提出“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将轿车工业的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另一种声音是以专家为代表的，他们以北京交通为例，就堵塞、环保、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行车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交通方式”，“应对汽车进行限制”。国外一些人士也因为大气变暖等环保问题提出了限用私家轿车而改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议案。究竟是限制汽车工业以解决那些问题呢还是发展汽车工业以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和“自行车为主”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主张以发展来解决一系列存在的问题而非限制。
关于发展汽车工业的争论历来已有，而且是各种争论不断。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其它各方人士的争论。从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墨西哥都有过以汽车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例子。汽车工业和别的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东西，还和城市建设、化工、高科技应用、金融、保险、服务业等一系列相关，对提升相关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能起到很好效果。这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面。象美国，轿车普及率在每家2-3辆，而且也不太堵，主要和罗斯福总统30-40年代搞的国家经济建设，大量修建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有关。从负面影响来看，汽车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道路和环保等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发达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经历。但汽车工业是一个高税收的产业。通过对其税收资金的积累，可以达到基础设施和环保问题的改造和解决。象环保问题，可以寻找替代品和生产电力轿车来进行改善，道路问题也可以通过在财政增收的情况下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来说发展汽车工业是大趋势，不容争论。
对于发展汽车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我们曾经指出，交通拥挤不是汽车多了，而是汽车太少。在交通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当汽车工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将从城市向外发散，将会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汽车工业的发展，会连带出许多产业。
还有3股力量为中国经济加油。它们主要指市场经济本身的力量；以民智、民资、民力为特征的民间经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得益于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转变-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创新与再造所迸发出来的制度性力量。以市场进一步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市场力量的崛起和加入，又直接和间接推动着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的转变和再造。同样，新的市场力量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及地税增长所带来的“地方利益”，使地方政府更多感受到“开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行政首长以更大的自信和决心在制度层面自觉改善经济发展的外环境(包括软环境)。
在中国，市场开放一寸、经济就能增长一尺。这是为什么？在于凡是行政垄断的各经济领域、部门和行业，都普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也是一个个供求不足的经济“大单元”，只消打破这些个总数仍然居多的“封闭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当即凸现出来。再加上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化与配套，人们没有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担忧。恰恰相反，各“垄断单元”一经打破，促进民间投资不成问题，拉动消费也不成问题，持续增长更不成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有了好的开端，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继续保持、加强这一势头，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国民经济新一轮较长时期、较高速度、较为稳定的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这是因为：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再有一个高增长时期是有潜力的。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具有无限性，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至少30年的更高的增长期，与此相适应，出现一批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将经历一个次高增长、高增长再到次高增长的过程，其总体发展轨迹也将是一个三拱曲线，中间一拱高大，前后两个稍小。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不同于日本经济，也不同于美国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级的升级。
中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处于差距较大的两个层次。这种差距既是造成经济困境的原因，又是推动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动因。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非农产业规模扩大在为城市居民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机会，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收入增加又会显着增加中低档消费的需求，促进传统产业的增长，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简而言之，是“打开两个空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打开空间；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空间。这就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主要特点。
如果高增长行业起不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后果是，由于不能通过新的高增长行业吸纳资金、人力等资源，一方面增加资源闲置外，使资金使用率下降；另一方面促使资源流入已有产业，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这两方面都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个后果是，城乡就业冲突加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减缓。从宏观上看，则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走低，就业问题加剧，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增加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原有的诸多矛盾，如金融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都会加剧。
在缺少高增长行业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加快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难度很大，搞得不好还可能使矛盾激化；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不宜分开来独立地看待和解决，而应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放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框架中来看待和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关键是要找出现阶段对经济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高增长行业的作用。
经济成长因素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是代表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标志。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影响将既深且巨，它的利益必惠及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一样深受世人注目。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正日益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持续扩大的市场需求，正不断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惊人商机。而这一切，因为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因为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因为国家经贸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负责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三大新任首脑等主要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对开放资本市场的一致意见，而使以最求利润最大化为基本个性的国际资本，纷涌而至，以至到了让中国却之不恭的程度。由此观之，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真是无法让人惊奇；而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不可多得的主角，中国经济的变动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商机，也已不再受人怀疑。
高储蓄率是动力。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表示，中国证券业潜力巨大，国内券商不必悲观。根据他的判断，中国股市与发达国家的股市完全不同，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储蓄存款占GDP的38％，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新加坡，而历史证明，高储蓄率的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空间与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原材料就是储蓄，即投资者手中的余钱，没有余钱，什么金融品种都谈不上。他认为，尽管现在全球经济较为低迷，但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其中最主要的原动力就是居民生活消费要求的提高和高储蓄率的支撑。由于中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程度，增长的空间还非常大，加上居民的高储蓄可支持生产企业的扩张，因此经济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胡祖六还认为，中国的定息债券市场面临良好发展机遇，他预见2003年、2004年中国债市将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届时财政部将会发行1个月、3个月、6个月等短期债券，不仅仅是国债品种增多，金融债、企业债等都会丰富起来，而且会形成较科学的利率体系。这将增加证券公司业务空间。
外经贸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显着增强。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表示，近年来外经贸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显着增强，中国进出口总额自1997年以来以年均13.8％的速度增长，今年预计将达6200亿美元左右。目前，中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人，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直接从业人员2300多万人，比1997年的1750万净增550万人。中国对外贸易排名由1997年世界第十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六位，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1997年的2.9％提高到2001年的4.3％。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2001年上升到44％，其中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1998年至2001年，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均在11％以上。他说，外经贸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加了国家税收，改善了国际收支，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中国外汇储备已由1997年底的1399亿美元增至2002年11月底的274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03年，中国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首位，今年实际吸收外资将超过500亿美元。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踊跃，世界500强中已有400余家来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近400家。以高新技术项目为主的电子信息、化工等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新的增长点，资金技术密集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加较多，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探索吸收外资新方式取得进展。
新一轮经济增长动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产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以汽车、煤炭、房地产和电力等行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增长带动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显示，汽车工业的景气状况迅速回升，呈现出近年少见的景气局面，汽车产销量创历史新高，而且载货车、客车和轿车的产销量同时创出历史最高记录。并且，汽车产销状况还呈现出几个明显特点：一是经济型轿车增长迅速，中高级轿车增速趋缓，这表明中国的轿车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轿车日益大众化。二是载货汽车产销形势良好，重型载货汽车一季度产销量几乎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市场表现突出。另外，煤炭工业效益状况进一步改善。煤炭工业增长景气指数也快速攀升，达到了近三年的最好水平。一季度全国煤炭产销量同步大幅增长，煤炭市场保持总体供求基本平衡的格局。
民营部门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公布的《2002年亚洲发展展望》指出，民营部门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亚行说，中国的私营部门包括正式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加上控股公司、外企、乡镇私营企业和私有的农业实体等，民营部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据亚行统计，目前2亿多中国城市工人中有一多半是自我雇佣者或被民营企业、民营化的集体企业、外企和合资企业雇佣。民营企业还在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高增长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其中800万家属于工业企业。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有中小企业正在转为民营。预计今后几年，中国每年需要为城市新增劳动力创造800万到1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每年约500多万的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亚行认为，需要由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担负起带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在立法、行政管理、外贸、金融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刺激民营部门发展的措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他说，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在市场准入、融资、土地使用及私有产权的执行等方面加以改进，培育民营部门运行的良好环境。他说，从长远看，加入世贸组织将有助于中国建立法治体系，促进民营部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