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侨居英国的俄罗斯贵族（信上这样写道），亟愿到珀西·特里维廉医生处就医。近几年来，他一直受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廉医生是人所共知的医治这种病症的权威。如果特里维廉医生方便，能在家等候，他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往就诊。
“这封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对强直症进行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这种疾病是罕见的。当小听差在约定的时间把病人领进来时，我如约正等候在诊室里。
“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异常拘谨，而且很平常——不像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俄罗斯贵族。他同伴的相貌给我的印象却深得多。这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面色黝黑，漂亮得惊人，却带着一副凶相，有一副赫拉克勒斯的体格和胸膛。进来后，他用手搀着老人的胳膊，轻轻地把老人扶到椅子跟前，这从他的外表你是很难料到他会有这种温情。
“医生，请恕我冒昧前来，”他用英语对我说道，说时有些口齿不清，“这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被他这种孝子忧虑深深感动了。“或许，在诊治时，你愿意留下吧？”
我说。
“绝对不行，”他惊叫起来，“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如果我看到我父亲发病时那种可怕的样子，我一定会受不了，我的神经也很脆弱。如果你允许，在你给我父亲诊治时，我可以在候诊室里等候。”
“我当然同意，年轻人便离开了。我和病人开始研究他的病情，我把它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他的智力很一般，回答问题常常含含糊糊，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大懂我们的语言。然而，正当我写病历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回答问题，当我转身看他时，我非常惊诧地看见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部一片茫然，肌肉僵硬，眼睛直盯着我。他那不可思议的疾病又发作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开始我感觉既怜悯又害怕。后来，我的职业兴趣占了上风。我记下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僵硬程度，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没有发现任何与我以前所诊断的这种病例有不一致的现象。在过去这样的病例中，我曾经使用烷基亚硝酸吸入剂，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在似乎正是试验它疗效的极好机会。这个药瓶在地下的实验室里，我丢下病人，跑下去取药。找药耽误了一些时间，大约五分钟吧。回到诊室，我发现室内空空，病人已不知去向，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惊讶。
“我马上跑到候诊室，他儿子也不见了。前门已经关上，可是没有上锁。
我那个接待病人的小听差新来不久，并不机灵。通常他总是等在楼下，等我按铃时，他才跑来把病人领出去。他也没听到什么，这件事就完全成了一个哑谜。没多久，布莱星顿先生散步回来了，可是我对此事只字不提，因为，老实说，近来我尽量少和他交谈。
“啊，我想我不会再见到这个俄罗斯人和他儿子了，所以，在今天傍晚，也是在那个时候，当他们两个人跟昨天那样，又来到我的诊室时，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了。
“昨天我突然离开，实在是太抱歉了，医生，”我的病人说。
“我承认，我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我说。
“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每次清醒过来时，对患病时发生的一切，总是记忆模糊。我醒来时似乎觉得我是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你又不在，我便昏头昏脑地起身出去，走到街上了。”
“我呢，”他儿子说道，“看到我父亲从候诊室门口走过，以为诊治完了。直到我们到了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了，”我笑了笑，说道，“这事除了使我感到惶惑不解之外，别的倒也没什么。所以，先生，如果你愿意到候诊室去的话，我将很高兴继续我们昨天突然中断的诊治。”
“我和那位老绅士讨论他的病情约有半小时的样子，然后，给他开了处方，我便看着他儿子搀着他走出去了。
“我已经说过，布莱星顿先生一般是在这个时间出去散步的。没过多久，他散步回来了，走上楼去。过了一会，我听到他从楼上冲下来，像一个吓得发疯的人一样冲进了我的诊室。
“谁到我的屋子里去了？”他吼道。
“没人去过。”我说。
“撒谎！”他怒吼道，“你上来看！”
“我没有理会他说话的粗鲁，因为他当时害怕得几乎要发疯了。我和他一起上楼时，他把浅色地毯上的几个脚印指给我看。“这难道是我的脚印吗？”他叫喊着。
“这些脚印肯定比他的要大得多，而且显然是刚留下不久。你们知道，今天中午下过大雨，而我的病人只有刚才来过的这父子俩。那么，一定是在候诊室里等着的那个人，出于某种不可知目的，趁我忙于给那个老人诊断时，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东西倒是没动过，也没少，不过这些足迹证明，无疑是有人进去过的。
“当然这是扰乱人心的事，可是布莱星顿先生显得过分的激动不安。他竟然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不断叫喊，我简直难以让他说得有条理一点。就是他提出要我来找你，我当然立即发现，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尽管他对这件事的严重性似乎估计过高，但肯定这里面一定有名堂，如果你与我一同乘我的马车回去，你至少能使他平静下来，虽然我不敢指望你能把所发生的这件奇事解释清楚。”
歇洛克·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完了这段冗长的叙述，显然，这件事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他的面容像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双眼眯缝得越来越厉害了，从他的烟斗中袅袅上升的烟雾也越来越浓，这使得这位医生的故事中的每一个离奇的情节更加突出了。来访者的话刚刚结束，福尔摩斯二话不说就站起来，把我的帽子递给我，从桌上抓起他自己的帽子，跟着特里维廉医生朝门口走去。一刻钟内，我们便赶到布鲁克街这位医生寓所的门前了。这栋暗淡、单调的房子，使人想起伦敦西区的诊所。一个矮个子小听差将我们领了进去，我们走上了宽阔的、铺着上等地毯的楼梯。
突然发生的一件怪事，使我们停下来。楼上的灯光猛地熄灭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尖细的、颤抖的喊声：
“我有枪，我警告你们，再往上迈一步我就要开枪。”
“简直是岂有此理，布莱星顿先生，”特里维廉医生高声喊道。
“啊，是你，医生，”这人宽慰地松了一大口气，“可是其它几位先生是不是冒充的呢？”
我们感觉得到他正在暗中对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
“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那声音终于说道，“你们可以上来，如果我的谨慎冒犯了你们，那么我感到很抱歉。”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汽灯又点着了，我们看到面前站着一个相貌奇特的人。从他的外表和说话的声音看，他确实心烦意乱。他很胖，可是显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比现在还要胖得多，所以他脸上的皮松松垮垮，他的脸如同猎犬的双颊一般，耷拉两只松弛的肉袋。他脸色苍白，那稀疏的淡茶色头发似乎由于心情激动而竖立起来。他手中握着一支手枪。我们向上走时，他把手枪塞进了衣袋。
“晚安，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我非常感激你能来这里。没有人比我更需要你的指教了。我想特里维廉医生已经把有人无法无天闯入我房中的事告诉你了。”
“不错，”福尔摩斯说，“那两个人是谁？布莱星顿先生，他们为什么要折磨你？”
“哎，”那位住院病人神情不安地说，“这就难说了。你也不能指望我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说你也不知道吗？”
“请过来，请吧。请赏脸进来一下。”
他把我们领进卧室里，房间很宽敞，布置得很舒适。
“你们看，”他指着他床头那只大黑箱子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福尔摩斯先生，特里维廉医生可能已经告诉你了。我这辈子除了这次投资外，再也没投过资。我不信任银行家，从不信任他们，福尔摩斯先生。你别说出去，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只箱子里。所以，那些不速之客闯入我的房子时，你可以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福尔摩斯疑惑地望着布莱星顿，摇了摇头。
“假如你想欺骗我，我是不可能给你出什么主意的。”福尔摩斯说。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一切了。”
福尔摩斯厌恶地挥了挥手，转过身来说：
“晚安，特里维廉医生。”
“你不给我一些指教吗？”布莱星顿颤声大叫道。
“我的指教就是请讲真话，先生。”
一分钟后，我们已经来到街上，向家中走去。我们穿过牛津街，在哈利街走了一段之后，我的朋友讲话。
“带你出来为这样一个蠢人白跑一趟，真是抱歉，华生，”福尔摩斯终于开口说，“但不管怎说，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子。”
“我可没开口说出什么来，”我坦率地说道。
“很明显，有两个人，或者更多一些，但至少是两个人，为了某种原因，决心要找到布莱星顿这个家伙。我一点都不怀疑，是那个年轻人两次闯进了布莱星顿的房间，他的同伙则用一种巧妙的手段，使医生无法干涉。”
可是怎样解释那强直性昏厥呢？”
“不过是骗人的模仿，华生，关于这一点，我不敢向我们的专家暗示得太多。装这种病并不难，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那么后来又怎样呢？”
“完全是碰巧，布莱星顿两次都不在房子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不平常的时间来看病，显然是为了确保候诊室里没有其他的病人。然而，这个时间又恰好是布莱星顿散步的时间，这似乎说明了他们对布莱星顿的日常生活习惯还了解得不很清楚。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偷盗，至少会设法搜索财物。我还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这家伙不太可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结下了这样两个仇敌。因此，我肯定，他知道这两个人是谁，而由于他本身的原因，他隐瞒不说，很可能明天他就愿意吐露真情了。”
“难道不会有其它的一种情况吗？”我说，“毫无疑问，这根本不可能，不过还是可以想象的。会不会是特里维廉医生自己居心不良，闯进了布莱星顿室内，而编造出这个患强直症的俄罗斯人和他的儿子的故事呢？”
我在汽灯光下看到我这天真的想法引起了福尔摩斯的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