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花园里消磨了一上午。斯坦莱·霍普金斯到村里去调查一些传言，据说前一天早晨几个孩子在查罕姆大路上看到过一个陌生女人。至于我的朋友，他好像失去了往常所有的精力。我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心不在焉地办过案子。甚至连霍普金斯带回来的消息，也没有能引起他多少兴趣。霍普金斯说，他找到了那些孩子，而且那些孩子确实看见过一个相貌完全像福尔摩斯描述的那样的女人，戴着一副普通眼镜或是夹鼻眼镜。吃饭的时候，苏珊一面服侍我们，一面主动地提到，史密斯先生前一天上午曾出去散过步，回来后半小时就发生了惨案。她的话引起了福尔摩斯极大的兴趣。我自己看不出这与案子有什么联系，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福尔摩斯把这件事加进了他对整个案子的考虑之中。突然，他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看了一下手表，说：
“先生们，两点钟了。我们该上楼去跟教授把事情谈清楚了。”
老人刚刚吃完午饭，空空的盘子证明他的食欲很好，女管家说得很对。
当他转过头来，把闪烁的目光投向我们时，我感到他确实是个怪人。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上，嘴里仍然叼着香烟。
“福尔摩斯先生，您弄清楚这个疑案了吗？”他把桌上一大铁盒香烟朝我朋友这边推了推。福尔摩斯同时伸出手去，两人把烟盒碰到了地上。有一两分钟，我们都跪下来，把散落的香烟捡起来。当我们站起身来时，我看到福尔摩斯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脸颊也显得特别红润。我只是在危急关头才见他有过这种临战前的神情。
他说：“不错，我已经弄清楚了。”
斯坦莱·霍普金斯和我目瞪口呆。老教授憔悴的脸上像讥笑似的颤抖着。
“是吗！在花园里？”
“不，在这儿。”
“这儿！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件严肃的事，不能这么随随便便。”
“科兰姆教授，我结论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再三检验核实的，所以我能肯定它是对的。你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你在这桩疑案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现在还说不上来。也许几分钟后我可以听你亲口讲出来。为了给你一个方便，我还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叙述一下，好让你知道我还需要什么情况。
“昨天有位女士进了你的书房。她来的目的是要从你的写字台里拿走某些文件。她自己有钥匙。我检查过你的钥匙，上面没有那条划痕能够造成的轻微退色。我从证据来看，你并不知道她要来拿走东西，因此，你不是从犯。”
教授吐出一口浓烟，说：“这真是太有趣了，而且对我很有启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既然把这位女士查到了这个份上，一定也能说出她后来的情况喽。”
“我会说的。起初你的秘书抓住了她，她为了脱身就刺了他一刀。我倾向于把这悲剧看成是意外的不幸，因为这位女士并不想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如果是蓄意杀人，她一定会带着武器。看到自己干出这样可怕的事情，她不顾一切地逃离现场。不料在撕打过程中，她丢了眼镜。她非常近视，没有眼镜寸步难行。她沿着过道跑过去，以为是她进来时的过道，因为两条过道上都铺着椰子毛的垫子。等她意识到自己跑错了方向时，已经太晚了，后面的退路已经被堵上了。她该怎么办呢？她无法回去，也无法站着不动，只能往前走。她上了楼梯，推开一扇门，进了你的房间。”
老人坐在那里，张着嘴，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他那富有表情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他强打精神，耸耸肩，发出一阵假笑。
他说：“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真精彩，可里面有一个小漏洞。我一直在屋里，白天根本没有离开过。”
“科兰姆教授，我知道这一点。”
“你是说我躺在那张床上，居然不知道有女人走进我的房间？”
“我没有这么说。你当然知道她进来。你和她说了话。你认出了她。你还帮她逃跑。”
教授又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他已经站了起来，两只眼睛飘着最后一线希望。
他嚷道：“你发疯了！尽说些胡话。我帮她逃跑？那她现在在哪儿？”
福尔摩斯指着房间角落里的一个高书柜说：“她在那里。”
我看见老人举起双臂，阴沉沉的脸可怕地颤抖着，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在这时，福尔摩斯用手指过的那个书柜打开了，一个女人猛地钻出来，站到了房间里。“你说得对！”她高声叫道，话音里带着古怪的异国语调。
“你说得对！我是在这儿。”
她身上尽是黄色的灰尘，衣服上挂着从墙上沾来的蜘蛛网，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尘。她的脸怎么也说不上是漂亮，完全像福尔摩斯描述的那样，只是下巴比较长，显得比较倔强。由于天生近视，也由于刚从暗处走到明处，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眨着眼睛，想看看我们都是谁，都站在哪里。然而，尽管她有这些缺陷，她那桀骜不驯的下巴和高昂的头，使她显得勇敢而豪迈，给她一种高贵的气质。让人不得不产生敬佩之情。
斯坦莱·霍普金斯抓住她的手臂，要给她戴上手铐，但她只是轻轻地、带着不容反驳的庄重神情把他推开。老教授靠在椅子上，脸抽动着，目光阴郁地看着她。
她说：“是的，先生，我是您的犯人。我站在柜子里可以听到一切，所以知道你们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承认这一切。是我杀了那个年轻人。但是您说的对，那只是意外的不幸。我甚至都不知道手里抓的是刀子，因为我只是绝望地从桌子上随便抓起一样东西朝他扎去，好让他放开我。我说的都是实话。”
福尔摩斯说：“女士，我知道您说的是实话。我看您身体很不好。”
她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灰尘，就更显得可怕。她在床边上坐下来，继续说：
“我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了，但我想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不想说出来。”
老人第一次有了点动静。他喊道：“上帝保佑你，安娜！上帝保佑你！”
她朝他的方向投去极为厌恶的一瞥。她说：“塞吉乌斯，你为什么要死抱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不放呢？你一生已经伤害了许多人，这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你自己。但是，我不会在上帝召唤你之前结束你的生命。我自从踏进这个该诅咒的家门，心里就万分痛苦。但我必须说，否则就太晚了。
“先生们，我已经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五十岁，而我只是个二十岁的傻姑娘。当时我们在俄国一座城市的大学里，我不想把这地方说出来。”
老人又咕哝了一句：“上帝保佑你，安娜！”
“您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和我，还有许多其他人。后来出现了骚乱，有一位警官被害。许多人遭到逮捕，但官方没有证据。为了活命，也为了得到一大笔赏金，我丈夫出卖了他的妻子和同伴。
是的，由于他的坦白，我们都被捕了。我们有些人被送上了绞刑架，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身流放。我丈夫带着这笔不义之财来到了英国，一直过着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他的下落，不到一个星期就会伸张正义。”
老人哆哆嗦嗦地伸手拿起一支香烟。他说：“安娜，我任你处置。你以前一直待我很好。”
“我还没有把他最大的罪恶告诉你们，”她说，“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的知心朋友。他高尚、无私、有爱心，而这些正是我丈夫所缺乏的。这个人痛恨暴力。如果说有罪，我们都有罪，但他没有。他总是写信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本可以救他出来。我的日记也可以救他出来，因为每天我都在日记中把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俩的看法记录了下来。我丈夫发现了日记和这些信件，就把它们藏了起来，同时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我丈夫没有达到目的，阿列克谢还是被当做罪犯送到了西伯利亚，现在在一个盐矿做工。想想吧，你这恶棍，你这恶棍！想想吧，我的阿列克谢——一个你都不配叫他名字的人——现在正像奴隶般地干活和生活，而我掌握了你的生命，却要放过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一直是个高尚的人。”
她站起身，但痛苦地哼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她说：“请听我说完。我服刑期满后，立刻去寻找我的日记和那些信件，因为俄国政府如果收到这些东西，就会释放我朋友。我知道我丈夫到了英国。
我查了几个月才弄清他住在哪里。我知道他还保留着我的日记，因为我在西伯利亚时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责备我，并引用了日记中的几段话。
但是，我也知道，他天生喜欢报复，决不会自愿把日记交给我。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搞到它。我打定主意后，就请了一位私人侦探，让他到我丈夫家来当秘书——他就是匆匆辞职的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吉乌斯。他发现文件都在小柜子里，并且把钥匙取了个样，但他不愿意再干别的事。他还给了我一张房子的平面图，并且告诉我，上午书房里总是没有人，因为秘书要在楼上教授这间屋子里工作。最后，我鼓起勇气，亲自来拿那些东西。我拿到了，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拿到那些文件，正在锁柜子的门，突然被那年轻人抓住了。我那天早晨曾经遇见过他。我在大路上碰到他，问过他科兰姆教授的住处，还问他是不是为教授干活。”
福尔摩斯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秘书回来后告诉了他的雇主，说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最后，他临死前想要说明的是：正是他的教授说起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请让我把话说完，”这个女人用命令的口气说。她的脸抽搐着，好像极为痛苦。“我见他倒下，就赶紧逃出书房，结果走错了门，来到了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而我则告诉他，他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如果他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下落告诉我们的团体。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是为了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也知道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把我藏了起来。他让我躲进那黑暗的隐蔽处。那是从前留下来的屋结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在自己房间用餐，所以可以分给我一些。我们双方谈妥，等警察一走，我就在晚上偷偷溜出去，永不再回来。但您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说：“我要说的都说完了。这包东西可以救阿列克谢。我相信您的名誉，也相信您有正义感，所以我把它交给您。请收下，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可以……”
“拦住她！”福尔摩斯大声叫道。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瓶子。
“太晚了！”她说着倒在了床上。“太晚了！我从躲着的地方出来前就服了毒。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拜托您，别忘了那个小包。”
我们坐车回伦敦时，福尔摩斯说：“这个案子很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又发人深省。案子从一开始就集中在夹鼻眼镜上。要不是这位年轻人临死时碰巧抓住眼镜，我真不知道是否能破这个案子。我从眼镜的度数中看出，这个戴眼镜的人肯定非常近视，没有眼镜几乎寸步难行。当你问我是否相信她小心地走过那片窄草地，而没有一个脚印时，你也许还记得我当时说：“干得真漂亮”。我当时认定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她另外还有副眼镜。所以，我只好认真地开始考虑她还在屋里这种假设。当我看到两边的过道相似时，我就想到她很有可能走错了路，那么她显然进了教授的房间。于是，我特别留神寻找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我仔细察看这个房间，看有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而且钉得很牢固，所以我排除了下面有暗门这种想法。
书柜后面很可能有藏身之处。你知道老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上到处都堆着书，但有一个书柜前却没有堆书。这个书柜可能就是一扇门。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明性的迹象，但地毯是暗褐色的，很容易进行检查。于是我就抽了许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那个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个简单的办法，但很有效。然后我下楼，而且弄清楚了科兰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很容易让人猜到他另外还有人一起吃饭。华生，你当时也在场，但你没有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当我们再回到楼上时，我碰翻了烟盒，仔细看清了地毯。我可以非常清楚地从烟灰的痕迹中看出，她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好了，霍普金斯，我们到查林十字街了。我祝贺你成功地解决的这个案子。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华生，我想你和我该一起去一趟俄国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