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您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又去了法国，他动身之后情况怎么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他还提议我们在我父亲回来以前就结婚。他特别认真，并且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永远忠贞不渝。我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很对的，这体现了他的感情。我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就这样，他们谈到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我说要征求一下我父亲的意见，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说，一点儿都不必在意我父亲的意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我母亲还说，她会让我父亲对此感到满意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对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说起来未免可笑，仅仅因为他比我大几岁，我就该得到他的许可。其实呢，是我做什么事都不想偷偷摸摸的，所以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往他们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这封信被退回来了。”
“这么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啦？”
“是的，先生。这封信寄到时，他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哈哈！这可真是太不巧了；而你的婚礼当时安排在星期五。你的婚礼准备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准备悄悄地举行。我们安排在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这座教堂位于皇家十字路口附近。婚礼后我们准备到圣潘克拉斯饭店进早餐。霍斯默坐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叫我们俩坐这辆马车。这时恰巧来了一辆四轮马车，那会儿街上再没有别的出租马车了，他就一个人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那辆四轮马车随后也到了。我们等他下车，可是他一直没有从车厢里出来。马车夫从车上下来，看了看才发现，车厢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那个车夫说，他亲眼看见霍斯默坐进车厢，他怎么都弄不明白人到哪儿去了。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的事，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也再没有听到一点儿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福尔摩斯对她说：“我觉得这样对待您，是对您的极大侮辱。”
“噢，先生，不是的！他对我非常好，也非常体贴，他说什么都不会这样就离开我的。喏，他整个上午一个劲儿地对我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忠贞不渝；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铭记我对他的誓约。他还说他迟早有一天会要求我践约的。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可是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这话含义很深。”
“这话当然含义很深。那么，您自己也认为他遇到了横祸吗？”
“是的，先生。我认为他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那番话。后来，我揣摩他遇到了他所预见的危险。”
“可是，您一点儿都没想过会是什么危险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您母亲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她很气愤，并且对我说，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提这件事。”
“那您父亲呢？您把这件事告诉他了吗？”
“我告诉过他。他的想法好像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也认为是出了事，但是我还会得到霍斯默的消息。我父亲还说，不论是哪个人，把我带到教堂门口，然后就离我而去，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好，他如果借了我的钱，或者他和我结婚而我把我的财产转让给了他，那他这样做也许还有些理由；可是霍斯默在钱上完全不靠任何人，更何况他对我的那点儿钱从来就不屑一顾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连封信也不写呢？唉，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都快把我逼疯了，我通宵不能合眼。”说着她从手笼里抽出一块小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福尔摩斯站起身来，接着对她说：“我马上为您调查这个案子。我深信我们一定会得到确切的结果。现在我来承担这件事的压力，您就不用再操心了。首要的一点是，要让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像他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那样，从您的记忆中消失。”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吧。我想请您把他准确地描述一下，还想看看他写给您的信。”
她回答说：“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了一个寻找他的启事。喏，这就是那个启事，我这儿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您。您的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３１号。”
“我清楚，您从来不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您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旅行推销员，他在干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工作，那家商行在芬茄奇大街。”
“谢谢您。您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请您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并且不要忘记我对您说过的意见。您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吧，别让它影响您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真是太好了，但是您刚才说的我可做不到啊，对霍斯默我要忠贞不渝。他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
尽管我们的这位客人戴着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脸上流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态，但是她那纯朴的忠贞不渝的情怀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我们对此不得不肃然起敬。她答应需要她来的时候，她会再来，然后她把她带来的一小捆文件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两手指尖合拢，两腿向前舒展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从搁架上拿起他那只陶烟斗。这只烟斗他已经用了很多年，看上去油腻腻的。这只油腻腻的陶烟斗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顾问。他点燃烟丝后就靠在椅子上，那浓浓的蓝色烟雾在他身边缭绕，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那个姑娘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对象，”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趣，顺便说一下，她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平常，你会在我的案例中找到同样的案例。如果你查阅一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那个索引，就能找到同样的案子，并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我发现有一两个情节很新颖，但是这位姑娘本人倒是最发人深省。”
我说道：“你好像从她身上觉察到了很多我无法觉察到的东西。”
“华生，不是你无法觉察到，而是你没有注意观察。你不知道该观察什么，所以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我永远无法让你意识到袖子的重要性、大拇指指甲的提示以及从鞋带上也能发现大问题。好啦，你从这位女士的外表观察到了什么？你描述一下。”
“哦，她戴着一顶深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
她的短上衣是青色的，上面缝缀着黑色的珠子，上衣的边缘镶嵌着黑色的小小的煤玉饰物。她的连衣裙是褐色的，比咖啡色还深，领子和袖子上镶着紫色的窄条长毛绒。她的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
我没有注意观察她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她戴着不太大的圆形金耳环，一派相当富裕的气派，举止平平常常却令人感到舒服，脾气很随和。”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手，咯咯地笑了起来。
“华生，说实在话，你进步太大了。你的这番描述确实不错。的确，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但是你已经掌握了观察的方法。你观察颜色的眼力很好。我的老兄，你决不能依靠一般印象，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
我总是首先观察女人的袖子。观察一个男人，也许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更好些。你也看到了，这位女士的袖子上镶着长毛绒，这是暴露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她袖子腕部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压痕十分明显。那种手摇式缝纫机也留下了类似的痕迹，只不过是在她的左袖子上，在左袖口的外侧，而不是袖子的外侧。然后我看了一眼她的脸部，发现她鼻梁两侧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就大胆说出她近视和从事打字工作，这似乎让她感到惊讶。”
“这让我也感到惊讶。”
“肯定啰。可是，这太明显了。我接着往下观察，我发现她穿的那两只靴子尽管相象，可是实际上不是一双：其中一只的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而另一只却没有。这叫我既感到惊奇也感到有趣。她那两只靴子上各有五个钮扣，其中一只靴子只扣上了下面的两个，而另一只也只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钮扣。好，你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时，她穿戴整洁，出门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子上的钮扣也只扣上一半，这表明她是匆匆忙忙离开家的，这完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推论。”
我朋友这番敏锐透彻的推理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对他的推理一直很感兴趣。我接着问道：“还有哪？”
“顺便跟你说说，我注意到她在离开家之前，写过一张便条，但是她是在穿戴好了以后写的。你已经观察到她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手套和右手食指都沾上了紫墨水。她写得很匆忙，所以她在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这一定是今天上午的事，不然的话，她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所有这些虽然都非常简单，但却很有趣。不过，华生，我得回到正事上来。请您给我念念寻找霍斯默·安古尔先生的那个启事上的对他的描述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启事写道］十四日上午，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发，头顶略秃，留络腮胡和八字胡，胡子浓密漆黑，戴浅色墨镜，说话细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绸镶边黑色礼服大衣，褐色马甲，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弹力靴帮皮靴。马甲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供职。若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那些信，继续说道：“写得很一般。除了其中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这些信件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安吉尔先生的线索了。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一定会使你大吃一惊。”
我说道：“这些信件是用打字机打的。”
“不仅如此，就连签名也是用打字机打的。你看看信末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你看，有日期，但是地址只有莱登霍尔街，这相当含糊。签名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在哪方面呢？”
“我亲爱的老兄，难道你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与本案息息相关吗？”
“我不敢说我明白了；莫非他想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起诉，他可以否认那是自己的签名。”
“不是，那不是问题之所在。不过，我打算写两封信，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封写给伦敦的一家商行，另一封写给那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询问他明天晚上六点钟能否在此和我们面谈一次。我们不妨也和她的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啦，大夫，我们在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无事可做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案子暂时束之高阁了。”
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侦破中推理精细而且精力过人，所以他对他侦破的这桩奇特的疑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我觉得这必定是很有根据的。我知道他仅仅失算过一次，就是在侦破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一案中那一次；可是当我回忆起“四签名”那种神秘的案子以及与“血字分析”相关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情况，我觉得假如这个案子连他都无法解决的话，那必定是个稀奇古怪的疑案。
然后，我离开了他的寓所。我离开时，他仍然抽着他那只黑色的陶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