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1968年4月在意大利经济学家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的倡议下，于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把它的成员限制在300人以内，以保持其小规模的、松散的国际组织的特点。现有成员100余名，成员大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世界或各国的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等。
罗马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是7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佩切伊、金、F·鲍特赫尔（荷兰政府科学顾问）、大来佐武郎（日本前外相、经济学家兼计划专家）、V·乌尔圭迪（墨西哥研究生院院长）、蒂尔曼（日内瓦巴特莱研究所前所长）、彼斯特尔（联邦德国科学家）7人组成。
罗马俱乐部的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的观点和主张带有浓厚的消极和悲观色彩，被称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
罗马俱乐部主要从事下列三种活动：举办学术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并经常不定期地举办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或与其他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制定并实施“人类困境”研究计划，组织其成员进行系统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出版研究报告和有关学术著作。
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人类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它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和它所开辟的全球性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解决那些最复杂并属于最高层次的问题。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英、美、日等13个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活动。
作为以未来研究为主题的国际性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自1968年成立以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作为世界未来的蓝图性文件产生了震撼性效果，从而也为罗马俱乐部赢得了“超一流思想库”的美誉。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它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增长的极限》是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卖出了3000万本，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强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此后，至1997年为止，较著名的研究报告有：
《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由美国的梅萨罗维奇和联邦德国的佩斯特尔共同撰写。报告提出，要建立“世界系统模型”的观念和方法，生存战略并不在于“全球平衡状态”，而在于向“有限的增长”发展，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要实现向有差别的发展过渡。
《重建国际秩序》（1976）：由荷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廷伯根领导的小组撰写。报告分析了人类现状以及当今世界的尖锐矛盾，剖析了“穷国”与“富国”的悬殊差别，提出要保障人类的尊严与希望，必须实行国际性政策，建立和谐的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
《在浪费时代的背后》（1976）：由英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N·玻尔等人撰写。报告论述了经济增长和人类开展活动的限度以及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制约，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制约，而并不只是科技潜力尚未充分发掘。只有建立世界未来的文明社会，才能保障人类的“生活质量”。
《人类的目标》（1977）：由美国哲学家拉兹洛等人撰写。报告指出：为了有目的、有计划地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必须行动起来，建立“世界团结共同体”，而所有行动都要为提高人类“社会质量”这个全球目标而奋斗。
《能源：倒过来计数》：由法国蒙布里奥教授撰写。报告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要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解决能源问题，使人类免遭“能源灾害”，避免成为“能源剧毒”的牺牲品。
《学无止境》（1978）：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家J·博特金、摩洛哥科学院院士M·埃尔曼杰拉和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M·马里察共同撰写。报告指出：全球性问题尽管千头万绪，但只要抓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面向过去或现在的“适应性学习”，推行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学习”。它具有两个特征：（1）预期性，即有预见事件发展的能力，以满足未来需要为目标；（2）参与性，即个人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各个层次的、从局部到整体的重要决策过程。此外，这种“创新性学习”，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关于财富与福利的对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吉阿里尼撰写。报告指出：“财富”和“福利”的概念应该重新划定，财富不等于福利。
《通向未来的道路》（1980）：由国际管理学院院长哈维里逊撰写。报告指出：科学地测定各国“唯科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建立更高效的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未来的一百页》（1981）：由奥雷利奥·佩西撰写。报告进一步阐发了增长的极限理论。
《微电子学与社会》（1982）：由波兰哲学家A·沙夫和联邦德国学者G·弗里德里奇主编的论文集。报告指出：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新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可预见的未来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微电子学的应用包含了巨大的机会和危险。
《海洋的未来》（1986）：海洋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未来空间，也是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地。
《赤足者的革命》（1988）：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富人来到世界时并不比穷人多拥有什么。
《超越增长的极限》（1989）：增长的极限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人类是可以超越这一极限的。
《可能性的极限》（1996）：超越增长的极限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无限的选择机会，由于人类的漠然，它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摆脱饥饿的非洲》（1989）：饥饿的非洲成为地球人永远的悲哀。
《第一次全球革命》，1993年。
《拉丁美洲面临矛盾与希望》，1993年。
《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来自库拉拉伯的消息》，1993年。
《关注自然》，1995年。
《愤怒与羞怯》（1995）：贫困的人们已经愤怒，羞怯的领导人何去何从。
《劳动的再发现》（1996）：劳动受到人类潜能和尊严的内在束缚，人们不仅仅为了经济意义才劳动，劳动是人自身的产物。
《环境，学会珍惜》，1996年。
《大众媒介的多样化将改变社会》，1997年。
随着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书籍在世界范围内的广为传播，它不仅对世界范围的未来学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唤起了公众对世界危机的关注，增强了人们的未来意识和行动意识，从而促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多地从全球视角来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