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火车的时候，母亲和我都哭了，只有弟弟笑呵呵地说：“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听他的话，好像他倒比我大几岁似的。
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故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
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他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作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一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取钱，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
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只是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点。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
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一些。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
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立即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
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兵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兵被齿轮轧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
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地闯进医院时，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
我们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他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部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晕厥。
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
我们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兵娃啊，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啊！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啊……”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解甲归田了……
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烧一些高考资料，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
一生最爱你
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5毛钱。父亲当时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抚着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初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两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上了，反正也念够了。”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馍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张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读书。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得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男朋友走了以后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说：“这是你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到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走进弟弟的小屋里，看到弟弟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过。他还是笑着说：“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还是城里的大学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家。”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
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石头把脚砸得穿不了鞋，还干活呢……”说到一半就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那一年，弟弟23岁，我26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吧，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为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
一次弟弟登梯子修理电线，让电击了住进医院。我和丈夫去看他。我抚摸着他打着石膏的腿埋怨他：“早让你当干部你不干，现在摔成这样，要是不当工人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你咋不为我姐夫着想呢？他刚上任，我又没文化，直接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
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26岁，我29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阳光下走着我亲爱的哥哥
那天，正午的阳光白亮亮的，大街上车来车往。我领着学生去看电影，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听见一辆车传来轻轻的鸣笛，转头一看，哥哥驾驶的公交车正从我的身边缓缓驶过。他略略地侧头朝我微笑了一下，黝黑的面孔上浮现出柔和的光泽。
19年前，我师范毕业，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哥哥请了假，提前两天来苏州准备接我回家。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嘱咐他在苏州好好玩两天。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课了，每天就是聚在一起，作着毕业前最后的道别，却没有想到要去陪着哥哥到处走走。哥哥一个人在陌生的苏州城里来来回回，他告诉我说，玩得很开心。
因为父亲一直生病，母亲是民办教师，既要教书，还要种地。她独自一个人承担了里里外外几乎所有的事，好多次因为误了农时而在地里无助地哭泣。哥哥很早就开始分担母亲的劳累，十三四岁就在放学后去地里插秧、挑稻，15岁初中毕业就放弃了学业，进了一家正在筹建的纺织厂，在刚刚动工的厂址挖土、挑土，参加建设，下班后回家种地，开始承担起家庭的主要体力活。还是因为这些，19岁的时候，哥哥放弃了从小期盼的入伍当兵的理想，一心一意上班种地。
我进初中的时候，哥哥还没有毕业，每天早晚，都是他用自行车载我上下学，蒸饭、打菜之类的事情都由他安排。记得那时他总是关照我中午晚几分钟去食堂，因为那个时间，他正在拥挤的窗口排队打菜。后来他进了工厂，就叫我去他厂里吃中饭，每次我过去吃饭，总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小不点哥哥照顾一个小不点妹妹——15岁的哥哥长得很小，后来也一直没有长高多少。我猜，一定是他过早地用稚嫩的肩膀担起家庭重担的缘故。有一次我过去吃饭，厂里一个阿姨神秘地告诉我，哥哥今天为了买到最后一块肉糕，差点跟人打起来。我半信半疑地往食堂走去，哥哥正在门口等我，正午烂漫的阳光给他瘦小的身体笼罩上一圈金光。他自豪地指着饭盆里的肉糕叫我吃，我一定要分一半给他，哥哥拍着肚子说：“我已经吃过了，现在哥挣钱了，我妹想吃啥就吃啥。”
我在师范学校的最后一天，哥哥帮我收拾好了行李：网兜里装着脸盆和暖水瓶，皮箱里是我的衣服，那个巨大无比的蛇皮袋给被褥撑得鼓鼓囊囊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成了一座小山。
陆续有人离去，我走的时候，剩下的几个同学一起送我到车站。走在路上，我们簇拥在一起，互相安慰着，做着种种的约定。我的哥哥，独自一个人落在了最后，肩上扛着那个橘黄色的皮箱，手里拎着脸盆和暖水瓶，安安静静地边走边仔细听着我们说话，阳光下，哥哥投在地上的身影，就像巨大无比的骆驼。
不记得是怎么回事，回家的车票不是同一班车，哥哥把只背着一个小包的我赶上了车，一个人守着那堆巨大的行李等2小时后的另一班车。进检票口的时候，我泪眼婆娑地回头朝那些送别的同学不停地挥手，看见哥哥正弯着腰在给网兜重新打结，然后小心地把网兜移到候车室的座位底下。
哥哥很晚才到家——从小镇的车站到家，还要走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扛着皮箱、拖着蛇皮袋、拎着网兜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哥哥的工作换了很多。几年前，他下岗了，四处找不到工作，变得越来越沉默。后来有一次，他悄悄地骑着摩托车到几百公里外的黄海边待了一天一夜，回来以后，一扫郁郁寡欢的神情，开始很努力地学开车。
那些生活中的不如意，哥哥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流露过，母亲偷偷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出哥哥心头郁结的苦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想象出哥哥独自带着这些苦闷像风一样穿行在阳光灿烂的大马路上——一如他从小默默地承担家庭的重担却从来不言放弃一般。
哥哥一直以我为荣，初中的时候，他在红榜上找到我的名字，就自豪地告诉他的同学，那是他的妹妹；现在，每当看见报纸上有我的名字，他都欢欢喜喜指着那豆腐干般的文章，告诉别人那是他妹妹写的。
我一直觉得哥哥是一棵大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比我大两岁而已。那天，我指着远去的公交车，告诉我的学生：“看哪，阳光灿烂的大路上，走着我亲爱的哥哥！”
失去你是我永远的痛
我久久地站立在这芳草萋萋的坟茔前，任泪水无声地滴落，幻化成一只思念的蝴蝶，在长眠着我大哥的地方徘徊——三年前的今天，你终于不再留恋这美好的春天，告别了自己贫困无助的一生，无声无息地融入了你赖以生存的黄土地……我飞舞的泪水簌簌而下。大哥，不知道九泉之下你的病体可好啊？
三年前，在这片清瘦贫瘠的黄土上，我那劳累一生的大哥永远地躺下了，他终于可以睡个安稳的觉，与生养他的土地融合在一起……我能久久地听到他的声音和喘息，一次次感受他的爱心和抚摸，用心灵感觉他的宽容和仁厚——所有这些，都种植在我记忆的心田，成为一种永远不能忘却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