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了，在固原时，一位当编辑的朋友问我，看何强写的东西了吗？我那时尚不知道何强在西吉税务局工作，且学写小说。朋友便笑道，你们西吉人呀，写得不错。尽管朋友连说了几个“不错”，并且一再强调是“西吉人”，但我终因疏懒和一种褊狭心理而没有很快读到他的作品。
认识何强，是在一次笔会上，胭脂峡笔会。这是西海固文学界为增进本地作者之间的交流而经常举办的一种笔会。地点就设在风景秀丽的泾源。笔会的程序和以前几次并没有什么不同，照例是接待，致辞，游览景区，然后以一个什么名目进行文学座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在这个圈内混久了的人（包括我在内），就表现出“混久了”的劣根性来：斗酒，斗嘴，然后在座谈会上胡说八道。这时候，我很快注意到了安静且文质彬彬的何强，他几乎是很拘束或很不屑与为伍地度过了在这个景区的短短两天。之后，《六盘山》杂志以小辑的形式发了这次笔会的一组作品。我写了《一些闲言碎语》，何强写了《大美胭脂峡》。我的《一些闲言碎语》，实实在在是一些无聊的闲话，而何强的《大美胭脂峡》，却用心用情地抒写了他对这个造化神奇的景区的真切感受，虽则短短数百字，却显露出了他晰理事物特有的文字与才情。
这之后，我就读到了他的小说《留白》。
《留白》是一篇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小说的大意是写一对交往多年的史学家朋友，忽一日一个对另一个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即在某报写了一篇揭露对方学术剽窃的所谓报道。小说围绕“报道”，写了教授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感情纠葛，性格变异，以及处世态度等等。最后的结局是，被攻击者死于脑梗，而攻击者却得到了一幅对方特意画给他的，具有某种“留白”技巧的国画——《飞鸿图》。
画与小说的寓意不言自明。
难得的是，作者不但闯入了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而且在对人物，即“学界大腕”们的性格心理把握上，都有极出色而令人信服的表现。
《留白》显露了何强独有的小说才华，而那硬朗、简洁的文笔，则酷似素有“文坛斗士”之称的作家梁晓声。
后来，何强调到了银川。
再后来，就读到了他的另一些写法更加怪异的小说，如《声音与图像》《1936年的尹庄》等等。
《声音与图像》的故事很简单，但这篇小说叙述角度的变化，时空颠来倒去的转换，使得其具有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阅读效果，总体上的谋篇布局类似德国名家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而《1936年的尹庄》，则写了一个年代更加久远的乡村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仍没有亦步亦趋，或按部就班地叙事，而是把一群关系复杂的乡村人物放置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逐一进行切割，剖理，其风格类似二战后拉丁美洲一些作家习惯用的技法——魔幻。
在这里，我一连用了两个“类似”，本意不为指责其或者在“化用”过程中的不够圆熟或略显生硬，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在写法上的左冲右突，无疑会给作者今后的艺术空间拓开一条更加足实、更加宽广的路子。
据朋友讲，何强是个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的人，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即可得到印证。多读书，读好书，这是每一个写作者汲取养分的必由之路。一段时间，有人批评写作圈内的不读书与急功近利，说他们不谙熟经典，不阅读外国文学，手边只放着流行的几本选刊与通讯录。我想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写作也讲究“根基”。这种根基，不仅仅指作者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习性与文化底蕴，还在于作者究竟从哪些前人的思考中获得了暗示与启迪。一个浅显的说法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很久以来，我有一个不读书就难以入眠的习惯。每到临睡，我都要翻翻枕边放着的几本名著，似乎不这样就不甘心似的。但每每信手翻及，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甚至读进去。所谓“经典”，正是这样一些与“百读不厌”“开卷有益”等词语相关联的书。
近几年，我有幸认识了一批活跃在宁夏文坛的更加年轻的写手，如写随笔与诗的倪万军，写诗的林一木、谢瑞，写小说的马金莲，写评论的王佐红，以及在“小说技法”上孜孜以求的何强等。从他们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读书与思考带来的某种力量，并由此而坚信他们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淡定的质感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