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曾在尹文博先生老家所在的东坡村读过一年初中，他那时已是一名中学教师，英才勃发。他家和我家只一河之隔。那时候，我总觉得他们的庄子要比我们的庄子漂亮、富庶。我们的庄子在河西一座古城的下面，依山傍河，样子有点“不山不川”，而他家所在的庄子则平展展地躺在河东的川道里，穿村而过的西静公路给那里带来了无限生机。他们的庄子旁边有座水库，春夏季节，一渠清水哗哗流来，令周围庄子的人们大为羡慕。他们的庄子有学校，有碧绿的麦田，还有一棵挨一棵高大茂盛的柳树。远远看去，这庄子似乎总在悄然而处心积虑地孕育着什么。
据我所知，尹家在东坡村算是个大户，他的祖上是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两个曾祖曾为前清秀才，到了祖父这一辈，虽屡试不第，但也练得一笔好字，写得一手“八股”妙文。现在看来，他幼年所受的那些启蒙教育，大多来自他这位落第不仕的祖父。在他的第一本书法集中，我看到过他祖父的晚年照片，瘦瘦高高的一个人，双手抚膝坐在靠背木椅上，眼神里充满着慈意、淡然。老人着棉袍，留向后梳的晚清发式——剪发，面容清癯，甚至有些病态，一望而知就是个早年间的旧知识分子形象。在老人留下的一本类似作业的“小楷”里，我见到过“酒色如刀”的古语，真是写得字字珠玑，飒然如刻。
因受祖父影响，尹文博很早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小年纪即临古帖。正楷宗法魏碑，通临《龙门二十品》，兼习草书，追摹“二王”，对怀素、子贞、三谷、于右任等诸大家的作品久习不厌。隶书钻研《石门颂》，汉简帛书皆临，之外，他对米芾的《苕溪诗》和《蜀素帖》也是情有独钟。年幼时由于家贫，没有太多的笔墨纸砚，他便将家里的院子扫净，用大毛笔蘸上黄泥汤写王羲之名篇《兰亭序》，一时传为美谈。大学期间，师从著名学者袁伯诚先生。袁教导他，“魏碑之外，还应上溯至汉简、金文、甲骨，最后返诸唐，唐人尚法；由唐入晋，晋人重神；再下窥宋，宋人讲逸，斯可谓书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当过教师，宣传部门干部，现担任固原市文联主席职务，无论事务多杂、多忙，他都没有放弃对于书法艺术的孜孜以求。我曾看过一本由中国书协编辑出版的《中国书画名家选》，在有关他的词条中称，“其书法会通精化，以现代意识构思古调作品”，并附十六字评语：“枯润天成，意蕴生动，姿态雄健，大气感人。”
关于尹文博先生的书法，我曾先后写过四篇小稿，我这里所记录的，都是与这四篇小稿有关的一些事情。
我最早写尹文博先生书法的文章叫《尹文博的书道》，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得有点大了。
对于书法家，我有一个至今也未动摇的观点，那就是，无论你写哪种字体，秉承哪种风格，你一定要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根性，不然，你的书法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最终沦为仅仅是结体写字而已。
尹文博先生喜读书，善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种思想的长期濡染又反过来滋润着他的作文与习书。一般而言，一个书法家从书写内容到艺术见地，总是会和中国古典文学有着纠缠不清的渊源的。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论语》《道德经》之外，他更喜欢中国古典哲学。他有一个职务之外的头衔——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可能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他钻研《易经》，推崇佛道儒学，在近代诸大学问家中，他尤喜具有全才之称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位才华横溢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师级人物。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一件数年前的往事来。那年秋天，因为单位组织旅游，大家来到杭州的灵隐寺——也即李叔同当年出家修行处，在看了李的绝笔“悲欣交集”和他的许多条幅后，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后来再读他的书法作品，才知道他喜欢弘一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别的不说，就那种结体枯瘦而灵性十足的摹写，非心领神会者实不能为之。
他还有一次很少为人道及的奇遇。据说那是在去北京途中，为了排遣在火车上的漫长寂寞，他就和对坐的一位僧人——也即妙杰师父闲聊起来。妙杰原是五台山修行的一位和尚，曾在西安大雁塔受持传经，闲聊之间，见他对佛学多有见地，且谈吐不俗，遂引为知己。互相交往达十年之久。他常常回忆和妙杰对席清谈的情景，说那可真是难忘啊。后来学写古体诗词，在七言诗《题僧人妙杰》中记录下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这首诗行文明白，禅味十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忆及仍觉历历在目。
诗歌原文为：
火车相遇对无言，
晚到京地宿一间，
出家卅年六根净，
为僧二世五台山，
受持雁塔传经卷，
叩拜碧云念华严，
如来境界本非我，
天安门前花烂漫。
杂七杂八叙述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丰富自己的思想和滋养艺术方面，他从来都是独特而别出心裁的。
他总是把友情与交友看做是磨砺艺术的试金石。
其实，最让我感佩和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袁伯诚先生的交往。袁先生系山东即墨人，年轻时因被打成“右派”来到西吉，后调入固原师专，也即今天的宁夏师范学院任教，晚年又去了山东枣庄师院，二茵茵七年病逝于青岛。作为学生，他和袁先生有着数十年的交往。这种交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道授业，或恭而敬之，而是一种贴心贴肺的相惜与知遇。以前的事情我未亲见，不敢妄说，但袁先生每次从青岛回固原省亲，却多半是他邀约的。他非常敬重袁先生，每次相聚，必诗酒唱和，谈文论道。我就是在这种来来往往的温馨聚会中和袁先生认识的。袁先生雅量高致，有魏晋之风，每次来固原，他必留下大量的诗作和墨宝。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赠予他的。他肯定他的修为，欣赏他在书法方面的创新探索，还不遗余力撰文推荐他的作品。很早以前，袁伯诚先生就曾赠给他十八字操行评语：清醒冷峻的理性精神，处事干练的做人素质；这在我的印象中尤为明晰。袁先生去世一年后，我们借全国书市去过一次青岛。我记得那时正是暮春，青岛还处在乍暖还寒的特殊时节，一下飞机，他就急不可待地买了花篮和香烛赶往墓地，在凄风冷雨中叩头祭拜，祈愿祷告，其情其景，令人动容。回来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浮山的怀念》的文章记录此事，他看后并未多说什么。或许他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未必一定诉诸笔墨，一旦落成文字，那情形多多少少就有些走样了。
我们有许多观点会不谋而合。更多的时候，我还是乐意倾听他那些关于道德和思想的宣讲。当我处在彷徨或犹豫之中时，他书佛语“境由心造”以鼓励，这块横幅至今还挂在我家的客厅里。今年五月，我儿子参加全国高中生访日友好交流团，临行前，他书唐张继《枫桥夜泊》以赠，没想竟被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作为艺术珍品收藏了。
在《固原日报》编副刊时，我们曾开过一个名叫《艺界》的栏目，目的是想以访谈、通讯或随笔的形式，向外界介绍固原的书法、美术家。为了能在采访中不致因太外行闹笑话，我便提前找了些书法和美术类的书来读，这一读，竟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从而对自己将要采访的对象们试图恭敬起来，尤其是书法家。确切地说，在未读书之前，我对书法家的认识仅仅限于结体写字、装裱上墙而已。但读书之后，才觉得自己真是浅薄，真是孤陋寡闻。
那之后，我就曾小心翼翼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有点漫谈性质的《杂谈有感》，一篇便是关于他的专访《速写尹文博》。
写《速写尹文博》时，我已在《固原日报》副刊待了七八年。那年春天，我突然感到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我烦躁的原因有些让人说不出口：觉得自己辛苦写作十余年，竟没有一家出版社为自己结集出一本书——现在看来这想法真是幼稚——但当时这想法却是那样强烈而持久，它就像一篷破地而出的野草，一旦见了天日露了头，就再也由不得野草本身了。
于是就去找他谈，而他那时竟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其实这想法仅仅酝酿了几个月就变为现实了。二茵茵五年春天，我们决定自费出书。我们常常一整天都泡在酒吧里，商量即将要出的书的封面、版式，甚至内页文字的字体。我们暗下决心：既然是自费出版，便不接受外界的一分赞助，即使这赞助是善意和无条件的——后来证明，这样的做法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受。经过多半年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第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集子出版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对方签名留念，并盖上印章，以纪念这件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集子出版时，我的那篇随笔式的《速写》被他作为点缀收录其中。
在那本集子里，我再次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书写者。因为那本集子不独装帧精美，内页设计与众不同，且每幅作品下面的小字注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本集子出版不久即获当年全国书市的装帧设计大奖。之后，我和古原、单永珍、杨建虎在报纸的副刊各写了一段话，以表达对他书法的偏爱与支持。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叫《空灵与拙朴》，寥寥数百字，虽语言浅显直陋，但确实也是当时的一些真切感受：
这是一本印制精美的书，即使不懂书法的人，也会爱不释手。从封面到内页，从版式设计到色彩搭配，无不显示了出书人的匠心独运。固原城是个文化味很浓的地方，这种氛围的营造，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书法，而书法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就不单单是结体写字了。从这本书中，你完全可以体会到一种叫思想的东西竟然可以巧妙地融入到狼毫墨池中。书的封底的一个“意”字，也许就传达了作者的这种书法理念。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书法旁边配有一些释文，这些释文不但记录了作者创作时的境况、情绪，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书法的见解和体悟。我想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些释文无疑是一条条很有吸引力的启蒙法则。
书法艺术很古老也很年轻，历史上涌现出的大家可谓层出不穷，而大家的出现，无不与创造二字紧密相连。临摹古人而无创新，我想仿得再像也不会有大出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书法应该属于品级较高的艺术。有时，看他的书法会有种读小品文的感觉，这就使人觉得那一个个怪异的汉字不但空灵、拙朴，而且张弛有度。我总觉得，书法的最高境界绝不仅是字写得好，还应有思想、理念，这就是为什么《祭侄稿》随意至极而又流芳百世的秘密所在。
书法和其他任何艺术门类一样，有感悟，有灵光一现，更有着非同常态的呼吸与味道。一个独特而有个性的书法家，一定是身怀异禀而又韬光养晦的。要想靠近他、了解他，你不但要阅读他的作品，熟悉他的性情，还要对他经历中的品格构建和家传渊源相当熟知。
二茵茵七年之后，尹文博先生开始忙碌起来，因为这年他被任命并当选为固原市文联主席。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件极其重要的事。上任伊始，他就做了许多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表现了他一贯做人做事的干练与大气，并使本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年度考核中成绩逐年上升，最后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袁伯诚先生曾赠给他的十八字评语。之后，他又策划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六盘山文化丛书》，和五卷本的《六盘山民间故事》，并于二茵一茵年五月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海固文学研讨会，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期间，他的书法创作也是日渐精进，在灵异和奇古之外，又多了些不易察觉的洒脱与大气。更为难得的是，在二茵茵九年办完自己的书法个展后，他毅然将自己的一百多幅书法力作捐赠给了“中国书法之乡”隆德县，令同行业界刮目相看。感佩之余，我便顺手写下一段赠语给他，没想到竟被他作为“书展寄语”一同展出了：
书法家搞书展，就类同作家出集子，有小结、展示自己的意思，也有审视和自我批评的因素含在其中。尹文博的两次书展（第一次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日期都选定在庆祝共和国华诞之际，其人生抱负和意义指向不言自明。而相隔十年后，他的艺术了悟与人生见解自然又有分野。叶圣陶曾论李叔同书法云，“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可见书法并非只是结体写字而已。我之所以喜欢尹文博书法，除了其独特而古意深蕴的表象之外，大概其源于古人而不拘泥于古训的理念在中间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文联主席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在视野上有了更为开阔的变化，而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易学会的兼职教授，又使他的作品有了飘逸脱俗的味道。他的书作源于“耕读传家”的家学，而进步于后来自己孜孜以求的了悟。他的书法作品平淡、恬静、冲逸，很像一篇篇语句清丽的小品文，又似一首首意境阔远的古体诗。他的书作，不追求细枝末节的完美，而擅长营造整体和谐的艺术效果。一句话，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和高雅恬静的人生修为，不但使他的书法作品耐看，耐品，且在艺术境界上有了一定的开拓和精进。适逢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唯愿他的第二次书展成功，也祝愿他对“中国书法之乡”隆德县捐赠的义举有一个好的结果。
二茵一茵年五月，他的第三次书展在固原博物馆举行，因为参加其他活动的原因，我也有幸看到了这次书展。书展照例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偌大的展厅，我看到参观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有一些人还是从远处专程赶来的。有人送来祝贺，有人送来鼓励，每句话都说得热情洋溢，暖人肺腑。有一刹那间我想，无论人们的生活变化多大，日子过得多么富有，对于属于一个民族根性的艺术，人们的内心深处还是需要的、渴求的。
于是就想起了他常提到的两句诗：久吟无诗吟七步，每惭写纸废三千。又想起一位教授写给他的赠语：人生有一技之长留于后，便不为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