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死亡”Megadeath
在我进进出出萨拉热窝6个月后，我想回家陪我惟一的孩子，我的儿子简（Jan）。我一直考虑要求重返纽约。波斯尼亚的战争让我心情沮丧，我当时极其想念我的孩子。但我想先让他知道南斯拉夫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他的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当时才十几岁，是重金属音乐的狂热爱好者———类似“百万死亡（Mega‐death）”这样的乐队是他的最爱。我认为让他看看真正的百万人的死亡，应该对他的成长不无裨益。我决定寄给他一张飞往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机票———当时联合国总部设在那儿。
那时，波斯尼亚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我不可能带他到那里。但是联合国在克罗地亚已经卓有成效地设置了一些保护区域。克罗地亚是第一次塞族—克族战争爆发的地方，这一地区现在已经趋于平静，而且有联合国军队驻扎在那里。即便如此，战争的伤痕随处可见。我决定带他到东斯拉沃尼亚的保护地区，到克罗地亚的福克夫（Vuk‐ovar）镇。这个小镇在1991年8月到11月之间几乎被南斯拉夫人民军（JNA）摧毁殆尽，塞族的准军事人员也助纣为虐。
福克夫镇是一个活的战争展览馆Vukovar was a living museum of war
在1980年铁托去世之后，南斯拉夫的温和派领导人又将这个国家维持了十年。但是民族极端分子当时在各地都处在上升势头———塞族，克族，波斯尼亚穆族，斯洛文尼亚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和蒙地内哥罗人。事实上民族极端分子横扫了1990年的选举，而那是自1927年以来南斯拉夫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
当克罗地亚宣布它要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意图之后，南斯拉夫国民军借助大炮和坦克袭击了克罗地亚的福克夫镇，几乎摧毁了该镇的每一幢建筑。克族人描述了南斯拉夫国民军的坦克如何长驱直入，在每一栋房子前都停下来，然后直接开火。他们对教堂也是如此（克族人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学校和市政大楼也不能幸免。和在其它许多战争中那样，教堂和清真寺也是此战首当其冲的目标。
简和我驾驶着我那辆白色的、一侧印有黑色的“UN”字母的汽车，缓缓地穿过该镇的战争废墟。我的儿子怔怔地看着一切，一言不发；面对这种毁灭他心怀惊惧。我们下车走进一座教堂的断壁残垣，在瓦砾中穿行。这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是我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一课。
今天，我的儿子简29岁，我让他与你们分享一下他对于福克夫之行的想法。这是他昨天给我邮寄来的：
你好，中国！
我父亲把这次旅行称作一次“教育经历”是正确的。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能对战争了解多少呢？我只知道我从电影中看到的和从音乐中听到的东西。诸如“野战排”、“全金属夹克”和“现代启示录”等电影对战争的描绘。我最喜欢的几个乐队则用音乐来描绘战争画面，例如屠夫乐队（Slayer）的“战争组合”、“血雨”、“社会骷髅”，或是金属乐队（Metallica）的“寻找与破坏”、“闪电战”，或是百万死亡乐队的“无囚时代”、“出售和平？ ？但谁来买？”他们以快节奏的音乐、咄咄逼人的歌词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战争场景。
但福克夫之行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这个小城与我现在住的城市差不多大，大概八万五千人口；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它被系统性地摧毁了。任何一个没有逃走的人都丧身其中。我坐在联合国的有空调的大众汽车里，不停地按照相机的快门。有一张照片上有一个被火烧毁的小屋子；屋子墙壁上涂画着“屠夫”和“金属”这两个乐队的名字。毋庸多说，看到这些时的我有多么的震惊！我猜想这些涂鸦的人大概和我差不多大，他们听那些音乐，而后进行真正的谋杀。这让我开始转变。
我们来到小城的中心。在那里有一个20英尺高的石制十字架，上面钉着耶稣。虽然十字架在平常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想到塞族的军队特意要炮轰这座雕像，我很震动。我让爸爸停车，好让我走上前去拍照。我打开车门，又热又湿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还夹着一股腐臭的味道。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味道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然后爸爸解释了。我看了看周围的灌木丛，可是什么也没看到。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被死亡包围的时候，心中觉得非常恐怖。
我在想，我最喜欢的那些乐队的词作者是不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或者闻到过这样的味道。对此我很怀疑。我在想这些乐队是否知道，他们的歌迷通过听他们的音乐给自己壮胆，然后用M16或AK47向妇女儿童开火。如果他们曾看过这样的情景、闻过这样的味道、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还会这样歌唱这些我敢肯定他们根本不明白的事情吗？或许他们还是会的。
毫无疑问，这次旅行从总体上永远地改变了我对事实的看法。虽然很恐怖，但是我感到：能看到这些恐怖的事情、从而永久性地重塑我对人类与战争的认识，是我的幸运。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
我儿子返回纽约后，我接到一封电报，问我是否愿意做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南斯拉夫和平谈判的新闻发言人。代表联合国的美国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代表欧盟的英国前外长、后来称作欧文勋爵（Lord Owen）的大卫·欧文（Da‐vid Owen），共同主持和平谈判。这是联合国和欧盟的首次认真合作，试图调解东南欧的塞族、克族和穆斯林之间的血海深仇，也是两个组织的第一次联合调解行动。我将成为首位联合国和欧盟的联合发言人。
我差点儿永远也得不到这个消息。我的上司塞德里克·宋伯里（Cedric Thornberry）没有把那封电报给我看。为什么呢？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只是非常偶然地发现了这件事。当时的部队指挥官兼联合国特派团团长，印度的萨提西·南比亚（Satish Nambiar）将军对我说我从万斯那里得到的可是一个很好的邀请。“什么邀请？”我问。“嗯？塞德里克没有告诉你？”他说。我很生气，径直跑到塞德里克面前问他。他回答得很轻松：“嗯，我还以为你想回去和你儿子呆一段时间呢，所以不会感兴趣的。”当然，为了自我圆场，他在为自己开脱，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次邀请，因此也不知道回家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了。我火速地给万斯回电报说：“我接受。”我的儿子只能再等等我了。
我的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狂躁反叛，而当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当你接受一个类似发言人那样要求苛刻的工作时，在你身边的人往往会受委屈。对我而言，委屈的就是我的儿子；他青春期的时候本来需要我进行更多引导的。奇迹般地，他成功地摆脱了那段时间的危险，成长为一个坚强而有主见的人，恐怕这不能说是我的功劳，但是我认为我的确对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有关愚蠢战争的教育。
在萨拉热窝最后一次任务The last Mission in Sarajevo
当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是英国的马拉克·格尔丁（Mar‐rack Goulding），他要到维和地区视察，包括萨拉热窝。陪同他前往萨拉热窝可能是我去日内瓦前的最后一次任务。
令人高兴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塞德里克·宋伯里总的说来还是相信应该让发言人尽可能地接近信息的（———如果不是他所有的电报的话！）。因此格尔丁和我一起乘坐联合国的直升飞机飞到萨拉热窝。塞族人不允许我们在机场降落，我们就直接飞到山里的一个塞族小村庄。我们的高水平的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村子边缘的一个足球场上，然后关掉引擎。我们坐着，一片沉寂。那里没有一个人欢迎我们。
我们利用这安静的片刻讨论战争。我向格尔丁转达了波斯尼亚电影制片人曾告诉我的话：如果萨拉热窝出现和平，那偏远的村庄就有极大的可能平定下来。如果我们能在这里达成和平协议，那周边也可能会以此方法解决。
这是我记得的自己仅有的一次给上司提供政策性的建议。这是一种越轨的行为。我觉得好像发言人不应该卷入到政策制定或者政策分析中。对于格尔丁，我应该保持缄默。现在我已经确信，发言人应该和他所代表的上司发布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牵涉到政策制定，他也就变成了有关的当事人，我认为那样会影响到他对信息的发布。
我们就在静寂的直升机里呆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来了一个人。我们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去把市长找来，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代表团———一个杂乱无章的由本地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出现了。他们用车把我们带到村子里坐定，开了个什么欢迎仪式。这时联合国驻萨拉热窝总部已经得到消息，让他们派装甲车来把我们接过去。结果又花了一个小时他们才赶到。
在等待的时候，我围着我们所在的这幢建筑转了一圈。我经过一个信息办公室，年轻的塞族职员坐在电脑前。他们看上去似乎活力四射，正尽心竭力地在为塞族事业效力。我回忆起克里斯·赫杰斯（Chris Hedges）说过的有关战争早期所会有的那种亢奋陶醉的特质。
最后，联合国的装甲车到达这个山坳。我们向村里人道别，然后走向等候在外面的联合国的交通工具。正当此时，一个怒目而视的塞族人追过来，他打着手势，情绪激动地说着法语。我们上了装甲车后，他向我们强调的最后一个声明是：“NoussommesEuropeens，nous。”（“知道吧，我们是欧洲人！”）
我当时在思索，他到底在想说些什么？他想说作为欧洲人，塞族人是文明开化的？或者想说他们塞族人不像那些穆斯林那般野蛮？！
塞族人历史感很深厚，正是塞族人在15世纪成为欧洲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在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巴尔干半岛，一些人开始转而信仰伊斯兰；正如我提到过的，这部分人成为今天的穆族。东正教的塞族和天主教的克族鄙视这些人，把他们看作叛徒，甚至今天还有人提到他们的时候还不屑地称他们为“土耳其人”。塞族人似乎不能领会，几个世纪来他们都是欧洲对抗穆斯林的防卫者，为什么他们没有获得西方世界的政治支持？
第二天，格尔丁到萨拉热窝视察，我安排媒体随访。在我们到达那座古老的城镇前，塞族一直按兵不动。突然间有枪击声，所有的人都趴倒在地上。联合国保安人员围着格尔丁，猫着腰躲在一辆装甲车的后面。
我真是受够了这些塞族人。我以为他们不敢向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开枪。他们只不过想让子弹掠过我们的脑袋来吓吓我们。只有我没有趴到地上。我在我的车前来回走动，还往开枪的方向张望。我想我一定是患了炮弹休克症。该是我离开萨拉热窝的时候了。
当然，那一次我的做法很可能是错的，我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当时塞族可能想杀个人来制造一桩国际事件。我很幸运。否则我可能就很轻易地死掉了。在战争期间，我建议你要认识你的优势和不足，不要做无谓的冒险。
与万斯和欧文会面Meeting Vance and Owen
从萨拉热窝出来，格尔丁要去日内瓦和万斯与欧文见面。我把这个作为我离开的契机。我收拾好行李和他一起登上飞机。傍晚乘坐联合国飞机到达日内瓦时，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这里没有炸得千疮百孔的建筑，马路上也没有面目全非的电车残骸。所有的东西都整洁有序。我马上就爱上了这个城市。
格尔丁直接去了万国宫———联合国欧洲总部———他晚上要和万斯与欧文见面。我跟随着他，忐忑不安，不确定我是否也可以出席会议。突然，我受到万斯的副手———美国的大使赫伯特·S。奥肯（Her‐bert S 。Okun）的真诚欢迎。很明显，正是他一直关注我在萨拉热窝的工作，而且把我推荐给万斯。欧文勋爵遵从年长的万斯的意见，于是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格尔丁轻快自信地走进会议室，万斯和欧文正在那里等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到来。我在门口的时候迟疑了片刻，但是奥肯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了进去。他说，所有的会议———无论哪个级别的，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参加。我感到我简直来到了发言人的天堂。
奥肯成了我的守护天使。他给我简要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的历史。他在这个问题上了解得如此透彻，让我十分敬佩，因此我安排他在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再介绍一次。他给记者们讲了几乎两个小时———新闻发布会上如此做是前所未有的———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接下去他们还问了一个小时的问题。我们真正是开创了先例，做得挺好的。
原本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每周只为这里的记者团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其内容主要是有关人道主义部门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新闻来举办更多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南斯拉夫和平谈判是当时最大的新闻话题。我立即开始举办每日的新闻发布会。记者团们都很兴奋———他们如今有了一个大新闻，而且还将是一个长期的新闻。新闻发布会现场充满了各种媒体———有一百多名记者，有时有多达15台电视摄像机。因为日内瓦位于欧洲的中部，记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巴黎、柏林和罗马聚集到这里来。
尽管这个话题很有难度，而且有政治风险，但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知道事态进展。我是万斯和欧文的自己人，而且奥肯成了我的指导者。他每天都指点我，并在精神上给我以支持。
不过我感觉欧文勋爵对我还不是很放心。我是美国人，是由万斯挑选来的。有一天早上，BBC要求采访我。奥肯事先已经简要地告诉我注意事项了，但是欧文勋爵随即也要求和我谈谈。“对于这里的欧洲人来说，重要的事是？ ？”他开始说，而我在洗耳恭听。然后我出去接受现场直播的采访。欧文勋爵则在广播中听这个现场采访。当我在采访中说道：“对于这里的欧洲人来说，重要的事是？ ？”欧文勋爵很高兴，我感觉从此以后，我完全获得了他的信任。
虽然这或许是我做发言人以来最引人瞩目的一次工作———给科菲·安南做发言人这一特殊时期除外———但这次工作也是最容易的一次。我的上司信任我，无论到哪里，无论参加什么会议都会带上我。奥肯大使不断地给我介绍事态进展，这种方式是连科菲·安南的高级幕僚们也没有给过我的。媒体希望这些会谈成功，也给予我们支持；这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丑闻中媒体的不友好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赛勒斯·万斯是一个非常诚挚的人，为他工作是我的荣幸。我相信欧文勋爵也有同感。
万斯和欧文在这些会谈中进展迅速。我们出访了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普里什蒂纳、卢布尔雅那和蒂郎岛。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出访。我意识到我们把前南斯拉夫逼得太急了点，但是万斯认为他在美国和欧洲有最高层的支持，因此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压力。他意图在六个月内结束会谈。
美国撤掉万斯TheUSpullstheplugonVance
发言人的工作之一是观察媒体，向上司汇报它们在说些什么。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对万斯的批评，指责他对于塞族不够强硬。我很担忧，向奥肯大使提起了这件事。他留意地听了，但是我们处在欧洲的氛围中，没有足够充分地意识到美国对我们的支持正在不断减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是沃伦·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stopher），其事业曾经得到过赛勒斯·万斯的协助。万斯对克里斯多弗的支持很有信心。
万斯是个强有力的律师，一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天性就崇尚正直公正。他对南斯拉夫的形势进行评估，最大限度地推动塞族、克族和穆族，达成他力所能及的最为务实的和平计划。欧文和他并肩作战，向他在欧洲社会的同仁们介绍行动进展，成功地保持他们对于万斯—欧文计划的支持。
但是在美国，我认为政客们扭曲了华盛顿对于南斯拉夫事态进展的判断。最终，克里斯多弗撤走万斯，使他为和平的努力功亏一篑。奥肯大使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如果能够更加重视我的意见就好了。他们本来可以到华盛顿，像欧文在欧洲曾经做过的那样，向那些精英人士推销自己的主张。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万斯和欧文的努力的确促成了1993年4月签署于希腊的一项协议。万斯完成了他六个月的目标。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在几经踌躇之后签署了文件，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履行这项协议。美国本来倒是有可能在强制塞族遵守协议方面发挥作用的，但是沃伦·克里斯多弗没有那么做。
我觉得实施这项复杂的和平计划将是最为困难的部分，而且我必须要向媒体阐明这一点。我在签署和平计划的会议室外和一些记者谈论的时候，稍微地打击了一下他们的热情。我说：“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欧文勋爵对我这句几乎被英国媒体都引用了的话非常不满。他觉得在他的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如此努力地工作过，我们不应该看轻这些成就。但是没有了美国的支持，枟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枠从来没有得以实施。
万斯退出后，由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Thorvald Stoltenberg）接替他的工作。欧文勋爵继续留任，这次他是作为执行阶段的主要负责人的。他后来也对我承认：“你是对的，这是困难的部分。”他在其关于和平谈判的名为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一书中重复了这个故事，他写道：“我们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的发言人，弗雷德·埃克哈德，在雅典曾经说过，签署和约是‘简单的部分’；我当时还不屑一顾，但这无疑是事实。”
但是更大的经验教训在于，媒体分析早就显示出美国对于和平谈判的支持在不断下降，而我们未给予足够重视。如此，为上司分析媒体可能是发言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这种分析或许会成为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