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情景：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值班的医生第三次催促曾梅；“吊针不能停，你得赶紧买药水来。”曾梅咬咬牙，轻轻推了一下蜷缩在她脚旁睡得正香的女儿。记者怎么也没有料到，只睡了一会儿的颖颖竟然像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服，攥着六十元钱上路了。
颖颖要到十多公里外的火车站旁边替妈妈买药。医院的药贵，妈妈用不起，两年多来，妈妈的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颖颖从批发市场买回来的。步行十分钟后，颖颖登上开往火车站的二十八号公共汽车。半小时后，颖颖到达常德市吉春药业有限公司。
一点二米的柜台太高，颖颖踮着脚也看不到柜台里的售货员，她只好跳起来喊：“阿姨，请给我十二盒菌必治针药水！”
付了款，颖颖摇摇头对记者说：“这里批发只要五元一盒，可医院要四十元。”她还告诉记者，十二盒药只够妈妈用四天。但由于没钱，她不能一次买更多，只能等她赚到钱再来买。从仓库里拿到药后，颖颖没立即出门，而是蹲在地上将药一盒盒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点数，直到确认无误后才背起袋子往回赶。
十时四十七分，颖颖将针药水送到护士手中。十时四十九分，她到门诊交费，然后拿着妈妈的血样到中心值班室化验。十时五十三分，给妈妈倒尿盆，开始洗妈妈换下来的内衣……曾梅病房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包奶粉，那是三月三十日颖颖从副食批发市场买来给妈妈补身子的。旁边还有一瓶价值两元的芦荟洗面奶，颖颖说妈妈爱美，让她高兴高兴。同时批发回来的还有一小包袋装面条，为此，颖颖被妈妈责怪了一通：“面条买袋装的多不合算，下次去菜市场一斤一斤地买散装的。”颖颖知错地点头。
颖颖喜欢一首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此前，记者没有想到自己会被F4的歌感动，然而，这首《流星雨》，因着颖颖的喜爱，更因着酷似她和妈妈命运的真实写照，不能不令我潸然泪下。命运的宠儿F4不会知道，他们原本轻飘飘的歌，已经承载了一分属于一个七岁女童的沉重的爱。
优异的学习成绩，点缀她多梦而忧伤的童年。
三月三十日傍晚从长沙赶往常德采访时，记者并不知道曾梅再度住院。常德市著名慈善家、阳光孤儿院院长杨绍军老先生，带记者去找在一个小胡同里租住的颖颖母女。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棚屋里，住着颖颖的邻居、以卖菜为生的吴老太太一家。记者问老太太的小孙女是否认识帅颖。衣衫褴褛的小姑娘回答：“就是卖花卖瓜子的帅颖嘛，谁不认识，她真可怜！”这句出自生活在最底层的小姑娘之口的怜悯话语，重重地抽打着记者的心。当时，我真的无法想像，能令一个本身已很可怜的孩子产生加倍同情的颖颖，究竟会可怜到什么地步。
之后，记者在常德市各街头四处寻找颖颖，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终究没找到那个不知在夜幕里的哪一个角落讨生活的小女孩。
也许是天意故意刺痛人心，三个小时中，我竟然三次经过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里灯火辉煌，坐着上百个满脸幸福的孩子，诱人的香味袅袅地飘出门外。第二天，颖颖告诉记者，她几乎每天从那个地方经过，也知道那是别的孩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是，她只能偶尔趴在玻璃上看一眼，不能进去，因为里面的孩子不买花，也不爱吃五角钱一包的瓜子。对颖颖来说，“肯德基”如同它的故乡一样，离她太遥远了。
离颖颖同样遥远的还有别的孩子的天堂——游乐园。去年秋游，老师组织同学们去游乐园，每人得交十元。花十元去玩一次，那是颖颖绝对无法想像的事！同学们秋游那天，颖颖一整天卖瓜子都没精神，回到租住的小屋，她一声不吭地在门槛上坐了很久、很久。
今年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动员学生订牛奶，颖颖班上的同学都订了，只有她没订。可颖颖一直是“老师的小帮手”——由她给同学们分发牛奶。第一天回到家，她对妈妈说：“妈妈，我的嘴巴都快舔干了！”原来，她每给一个同学发一瓶奶，就忍不住舔一下嘴唇。
颖颖也没有任何玩具，只是做梦时梦见过自己有个花皮球。三月三十一日，她去给妈妈买药，发现医药公司门口的地上有一个“圣都牌小儿健身片”的空纸盒，捡起来时，她两眼放着惊喜的光芒。原来，纸盒上有两个彩色的卡通小人儿。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个“玩具”揣回了家。
颖颖从四岁起就没添置过衣服，只有一件棉袄除外——那是上学期期末考试她得了第一名后学校特别奖给她的。平常她穿的都是好心人送的旧衣服。好在她很会搭配：一件白色T恤衫套绿色背带裤，头上别着两只捡来的发夹，竟叫人看不出她是苦命的孩子。
颖颖是记者见过的最小的能赚钱的孩子，也是最心疼钱的孩子。因为一分一角都是她赚的血汗钱，得来如此的艰辛、不易，而要派的用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急迫。去年十月的一天，颖颖不小心弄丢了两天捡废品卖得的三点六元，放学后，她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半夜，曾梅被一阵剧烈的抽泣声惊醒，看见颖颖坐在病床的另一头又在抹眼泪。颖颖痛悔不已地对妈妈说：“一想起丢掉的钱，我就睡不着。”
去年下半年，颖颖上学后，妈妈规定她周一到周五不得去挣钱。可事实上，这条规定何其苍白无力！妈妈要钱买药，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师交代要买辅导材料……颖颖若不及时出去做生意，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所以，上学后，颖颖常常不得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颖颖在班上的成绩仍是最好的，去年期末考试，她的语文、数学都是满分。妈妈病房的条桌上，放着颖颖的课本、文具盒和红领巾，随手翻开她的作业本，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几乎找不到一处错误。曾梅告诉记者，病倒以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坏，教育孩子也没耐心，幸亏孩子在学习上从没让她操过心。颖颖还爱看课外书，偶尔有空，她会去街对面的新华书店不花一分钱看《脑筋急转弯》和《米老鼠画报》。
由于常常缺课，原来由颖颖担任的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都被别人替代了。颖颖嗫嗫着向记者解释：“我不喜欢当班干部，因为我没有时间值日。不当，还轻松一些。”可从她的话语中，记者分明听出失落、惆怅和无奈。
曾梅说，女儿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静静地望着远方。没有人知道，她小小的心里到底藏着多少忧伤……救救孩子，她已不堪重负。
听过颖颖故事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她深深地折服。她服刑的爸爸痛哭流涕之余，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妻子，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实现。他发誓改过自新：“女儿把原本属于我的那一份责任统统承担了，我不好好改造还是人吗？”让颖颖高兴的是，爸爸果真表现良好，去年底已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八年。
颖颖的遭遇还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常德市政府为她们母女每人每月提供一百五十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常德市红十字会给她母亲捐款一万元，颖颖所在的高山街小学则免掉她的全部学杂费。
最让颖颖感动的人是阳光孤儿院院长杨绍军爷爷。自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颖颖后，杨老便下定决心要对这个女孩子帮到底。他先后给颖颖母女捐助三万多元，又为曾梅换肾四处奔走，找到合适的肾源后，又帮她争取到常德市三医院的大力支持，免掉了大部分费用。
在多方帮助下，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颖颖梦想成真：妈妈实施了肾移植手术！那一天，是颖颖最快乐的一天。
可叹的是，颖颖的快乐何其短暂。换肾后，曾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摆脱死神的纠缠。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她接受第二次手术。由于肾移植排斥，年底，她再次住进医院抢救。今年三月中旬，她不得不动第三次手术。目前，她的双眼几乎看不见了，全身浮肿得吓人，记忆力也衰退得厉害。
曾梅曾悄悄地打听：如果她死了，是否可以将自己的器官捐出去，换点儿钱留给女儿。可是医生的回答是那样的残酷：她的器官对别人几乎毫无用处。
种种的不顺加在一起，使曾梅常常伤心地哭。于是，颖颖除了为生计奔波，还要时时宽慰妈妈：“妈妈，你不要哭。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不管你！再说，你这样哭，人家的肾受得了吗？”
离开常德前，记者跟颖颖回了一趟她和妈妈花七十元租住的屋子。那是一栋摇摇欲坠的二层楼房，经过一道木楼梯，道口第一间就是她们的家。进门处放着锅碗瓢盆，那是颖颖做饭的“厨房”：再往里是母女俩的“床”——地板上铺着一张草席，放着一床棉被；旁边堆着两个纤维袋，那是她们的“衣柜”；房子中间拉了一道铁丝，铁丝上挂了一排塑料袋，有的装着颖颖没卖完的瓜子、槟榔，有的装着妈妈吃的各种药。这就是她和妈妈的全部家当。
回家的路上，颖颖买了一元钱肉，将五角钱一把的萝卜苗砍价砍到四角后买了半把。一进屋，她就忙着洗肉切菜。她说，妈妈一个多星期没沾荤了，今天刚拆了导管，得给她增加营养——用那点儿肉煮一碗汤。
她一边煮汤，一边像大人似的叹气：“实际上，我也和妈妈一样，只想哭，可是哭有什么用？”接着她又幽幽地问记者：“阿姨，你说，我怎么才能挣到很多的钱，让妈妈的病快点儿好起来啊？”记者语塞，不敢正视她那双期盼的眼睛。
对幼小的女儿，曾梅除了日渐增加的负疚感，还有另一种不安和担心：“我可能活不过今年，这倒好，对孩子是个解脱。我惟一害怕的是，我走了，颖颖会走上歪路。她这么小就不得不整天盘算着挣钱，倘若再大一点儿，她会不会被别人带坏呢？想到这些，我真的死不瞑目！
一天的采访，记者震撼不已、落泪不止：这个至仁至义的七岁孩童，以她难得的爱心与责任，宣示着一份生命的骄傲。但在感动与敬佩的同时，更有一种焦虑深深地占据记者的心头；颖颖背负着一份对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太过残忍的重压，她的生命和健康已严重透支，她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拯救这孩子的生命与生活，和救助她的妈妈同样紧迫！
朋友如歌
培根说，没有朋友的人，不是神灵就是野兽。假如没有朋友，我们所感受到的，绝不是神灵般的宁静超脱，而是野兽般的寂寞孤独。朋友是一面时光的镜子。作为七十年代初出生、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们，开始渐渐地感到青春正一点一点地远离自己的视野。拽着青春的尾巴，数着青春逐渐远去的脚步，心中涌动的是几多记忆，几多留恋？如果说时光是一首老歌，朋友就是歌者和吟者。回顾这些时光，那些歌者吟者熟悉的声音总能在耳边想起……
一、书友老郑
前些天骑车在西湖边上闲逛，无意中遇见老郑，还是十多年前一副干干瘦瘦、无拘无束的模样，倒不显老。他先认出了我，笑笑地过来打个招呼，告诉我他已经辞职了，现在西湖边上买了栋单元房住下来。西湖空气景色都好，辞了工作，既有闲钱，又有时间，打算好好看上几年的书。再说老婆也快生产了，他要在家等孩子长大。说罢拉上我到附近的茶馆下了把围棋。
老郑是我认识的最嗜好读书的人。我和他是同乡，高中同班。老郑虽在上学，但总不安份，爱和社会上一帮朋友哥们神神秘秘地交往。在学校，他不算刺头，就是爱打抱不平、拔刀相助，因此家里也少不了老师的告状。老郑总体成绩不好，在班上属中游，但语文单科成绩一直优秀，文章也好，总是标新立异、愤世嫉俗的，作文的分数也并不稳定，时高时低的。除了打架和写文章，老郑还写得一手好字、下得一手好棋。在班上，他总和同学淡淡的，偶尔露点萨特、尼采、叔本华什么的，由于平常和他交往不多，倒也看不出他的深浅。
高一暑假时，我在当一个文学社的社长，稿件收了不少，但总觉得平常。忽然想到老郑，就托了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朋友阿SIR，一起去他家约稿。穿过窄窄的弄堂，来到一个小小院落，迎面一座小阁楼，走上古旧的老式木梯，然后是一溜长长的松木过道，直通到一扇古旧的木门，那就是老郑的房间了。看到我们来，老郑有点惊讶，因为我和他交往不多的。我则惊讶于那满室的书，甚至雕花的大木床的一半也被大小不同的书所占据，令我不禁想起了领袖的卧室。我直截了当地谈了来意，他想了想，说好吧。于是我们就告辞了。出来的时侯，看见门板背面写着一行黄庭坚的诗句，“坐对真诚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典型的米式行书。门的功能也似乎就此放大。夏日黄昏的阳光懒懒地照在走道上，令人有一种慵懒中毫无拘束的快感。
过了两天，老郑出现我面前。三篇稿子，一篇小说，两篇杂文，他说你看看吧，可能偏激些，不好发就算了。小说题目是《三郎》，反映的是农村计划生育的问题。两篇杂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大概都是讽刺文章，有点鲁迅杂文的那种味道。文章后来我用了其中的两篇。接触的时间久了，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开始逐渐地相互借书，藏书少的我自然也成为受益者，每天读书一小时的习惯也就在那时开始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