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月的脚步跨进了20世纪的门槛。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20世纪都是一个空前动荡和变革，充满激烈纷争的世纪。
对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尤其如此。
首先是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满清王朝这座统治中国达两百年之久的东方宫殿，从内部和外部都被剧烈地撼动了。接着是由一群知识精英发起并得到皇帝支持的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由于慈禧太后的镇压，在血雨腥风中宣告失败了。
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理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95年的甲午战争。 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些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自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洋务运动不能根本改变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实行变法维新的声音。从国际环境上看，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
而中国的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它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民族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会持续下去。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
就在这种内忧外逼的困境之下，气息奄奄的满清帝国终于随着武昌首义的枪炮声被推翻了。在封建帝制中步履蹒跚行进了几千年的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权——中华民国。这无疑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但几千年封建制度积累下来的重负，并不能随着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一跃跨进被视为先进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相反，西方列强和国内的军阀列强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实行了内外双重的夹击和蚕食侵吞，致使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陷入了各种势力争相割据、社会秩序空前混乱的局面。在西方乃至近邻的岛国日本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贫弱落后、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比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更大的民族危机即将来临。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便是这场民族危难的开始。
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的入侵，再次把中国逼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二
20世纪初叶的云南被称为中国“破败的后院”。
的确，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庚子赔款，西方列强无一不是从海上对中国实施入侵的，当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谈判席上，那些以中国人丧权辱国为代价签订的各类不平等条约，把天津、大连、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和地区（包括租界区）割让出去了。这些“蓝色文明”的先驱者靠先进的舰炮强行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东方帝国的前院，然后以自由贸易为旗号，开始对他们垂涎已久的华夏大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而云南尽管蕴藏着无比丰富的资源和宝藏，但由于地处偏僻的西南边陲，似乎像一个待字闺中的处女那样，尚处于不无忧虑的纯情状态。
20世纪初叶的云南，怎么看都像一个与世无争的“国中之国”，虽然共和与军阀割据、国共内战的政治动荡，不时波及到这个偏居一隅的边远省份，但每一次它都能顺利地避让风险，依然故我地保全着那份中世纪才有的安然和从容。
但“七七事变”的炮声终于把它从这种与世无争的状态中唤醒了。
1937年8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沪淞战役开始，国民党中央军在上海展开了坚决的抵抗，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作战，战争进行得异常残酷，此时的蒋介石大概明白，上海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面对眼前这种严峻的情势，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日军攻占上海之后，顺着长江沿线向中国腹地大规模进攻时应该采取的对策了。此刻困扰他的显然不仅仅是调兵遣将的问题，而是抗战全面铺开后，如何打破上海等沿海港口失陷后日军的交通封锁，把中国孤立在国际补养线在外的图谋，而建立一条能够及时向前线提供战时物资的国际性通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抗战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并最终战胜日本的关键性因素。
1937年8月初的一天，一架飞机由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前往南京。然而飞机起飞后却飞往西北，绕道西安停留了一晚，然后才飞往南京。
这是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专机，他为什么要绕道西安呢？ 就在一个月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短时间，中国北方大片国土面临沦陷。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此时虽然听不到日军的炮火声，但是省主席龙云的心里并不平静。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国的东三省，以后又不断地南下，中国还有没有前途，这个前途在什么地方？ 正当龙云对抗战的前途迷茫无措、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南京发来的急电，让他火速到南京去开国防会议，但是（他）没有直接到南京，然后到了西安，就停了下来。
此时，西安是个颇为敏感的地方。一年以前，由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策划的一场兵谏，迫使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全力围剿由江西逃往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响应中共及国民党内抗日人士的呼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当飞机从西安起飞时，机舱里面多了三个人。 这3个人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因为当时中共没有飞机，龙云的飞机绕道西安，显然是特意来捎上他们去南京的。
中共代表中朱德和叶剑英，是龙云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在此国家危亡关头，他们戏剧性地遇到了一起。
一上飞机，龙云就向朱德请教，中国抗日战争有没有前途？中国会不会灭亡？当时朱德对他讲，第一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你这个小国要想灭亡大国这是不可能的，你蛇吞大象，你吞不进去，所以中国不会灭亡，因此亡国论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呢，日本它又是一个强国，而中国是一个弱国，因此一个弱国要抵抗这个强国，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不是短时期可以奏效的，必须坚持持久战。
1937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这次国防会议，有全国各省要员和各党派人士参加。那时，朱德跟龙云和秘书交谈了以后，交换了密码和联络（方法），双方从那个时候起一直有电台的秘密联系，一直到解放前夕。与中共代表的多次接触，增强了龙云的抗日意志，在这特殊时期，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此时的龙云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了。
最高国防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单独召见了龙云。蒋深知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固的后勤交通补养线，非得在这位“云南王”身上打主意了。
龙云1884年11月19日生于云南省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原名登云，字志丹，彝族。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拳脚。凭着一股正气，一身精湛武功，只身闯进绿林头子“顺江王”余海山的老巢，一举杀掉余贼，为民除害，威振金沙江两岸。1911年，龙云与好友邹若衡、卢汉在四川加入了魏焕章的反清部队。1911年底，龙云等率部百余人投奔滇军谢汝翼梯团（相当于旅）。从此，龙云正式加入了滇军，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1912年5月，龙云、卢汉等被送进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卢汉学步兵科。1914年，龙云从讲武堂毕业后，分回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1915年，龙云被调回昆明唐继尧身边，任中尉副官，并迅速得到唐继尧的喜欢和信任，当上了都督的警卫部队的大队长。
护国战争后，唐继尧走上了拥兵自重的军阀道路，妄图占领贵州，控制四川，独霸西南。1920年底至1921年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联合叶荃的第八军，通电请唐继尧下野。1921年2月2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唐继尧被迫辞职出走香港。
1921年夏，唐继尧策动广东广西的滇军返滇夺权。龙云被委为前敌司令并任第一军军长。1922年3月，唐继尧复辟成功。龙云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守昆明，成为滇军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1924年初，唐继尧扩军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编制14个军，龙云任第5军军长。同年底，唐继尧勾结陈炯明，合谋出兵两广，阴谋推翻广州政府，组织南方政府。1925年，唐继尧兵分两路入侵广西。1925年3月下旬，局势发生逆转，滇军败退云南。龙云的第5军保留较为完整。但唐继尧担心尾大不掉，撤消了包括龙云在内的各军番号，将兵权全部交给其三弟唐继虞。龙云等人只领了个镇守使空衔。
1926年底，云南反唐斗争高涨。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顺势上书唐继尧，提出改组省政府，靠拢广州国民政府，还政于民的建议。遭唐拒绝。1927年2月6日，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调兵逼进省城，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史称“二·六”政变。
“二·六”政变后，龙云、胡若愚之间为争夺云南的统治大权，矛盾日增。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袭龙云住宅，擒获龙云，囚禁在五华山。卢汉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结兵力，在滇军老将军胡瑛的指挥下反攻昆明，营救龙云。胡若愚指挥失误，判断出错，率部撤离昆明，龙云得救，于同年8月13日出任代理省委员会主席，与胡若愚历经了三年的苦战混战，获得了最后胜利，统一了云南全省， 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云南省政府组织令，委任龙云为主席。
从1931年起，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云南相对安定稳定、远离中原战乱、自成一体的优势空间，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均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龙云也被称为 “云南王”。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已经十年了。此时的云南虽然是蒋介石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省，但实际上云南省政府，大小官吏的设置任选大权都操在龙云之手，蒋介石无法控制；经济上，龙云有自己独立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系统，由它发行省内流通的“滇币”。而蒋介石的“法币”在云南长期不能流通；军事上，龙云拥有一支四万多人的独立武装力量“滇军”，全部法国式武器装备，有较强的战斗力。抗战前，蒋介石对龙云极为不满，但因忙于反共内战，又要对付内地各省新军阀的反蒋战争，对龙云就鞭长莫及，无能为力了。
而此刻，抗战使这两位各怀心思的政治人物不得不面对同一副棋局，暂时将各自的小算盘收敛起来，集中精神筹划抗战开始后的复杂局势了。
在前两天的最高国防会议上，龙云已经主动请战，提出派遣自己的滇军开进抗战前线，他的举动引起了在场的将领们一阵喝彩。现在，精明透顶的龙云对蒋委员长召见他的意图心知肚明。因此，不等蒋挑明意图，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其南进攻势必将很快付诸实行，南方战区一旦蔓延开来，香港和滇越铁路就会面临被扼断的危险。因此，国际交通应当预先准备，即刻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打通印度洋，建立新的战时物质给养线。云南可以全力协助这条国际通道的修筑……”
龙云的话音未落，蒋介石便拍手叫好：“好得很！志舟兄真是深明大义，你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想到一块去了！我即通知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尽快拿出具体方案！”
龙云微微一笑，藏在墨镜后面的眼睛却显得讳莫如深。
三
龙云主动提出修筑滇缅路的建议，其实有自己的一番考虑。
长期以来，作为云南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一面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蒋介石的军事渗透，一面惨淡经营着这个“山之王国”，这位靠军事政变起家的彝人之子，从被他推翻的前任唐继尧那儿领略到了交通的重要。其实，不仅仅是唐继尧，修路开道一直是滇人的传统。从秦汉开始经营的蜀身毒道和南方丝路，早已融进了一代代云南人的血液中。路，成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唯一梦想，云南的每一代地方统治者莫不深谙这个道理，从护国大将军蔡锷支持修建个碧铁路，到唐继尧派遣高级官员到日本考察现代交通，等等，莫不如此。
唐继尧主政云南期间，特别热心于修筑铁路和公路。1923年，在他的支持下，云南省交通司筹划修筑滇西公路，这条从昆明达下关，全长411.6公里的汽车路，由在香港、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并在纽约州公路局当过助理工程师，后应召返滇，担任滇西路二处技监的李炽昌负责设计，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
“当四辆从越南购入的福特汽车沿着刚修好的昆明至高峤长14.9公里的土路上驶来，当唐继尧卿了清嗓门，站在讲台上面对路边滚滚人群，打算为这个迫不及待的通车典礼说上几句什么，当这条让人看来如此宽敞如此平展如此壮观的14.9公里汽车道上，‘看汽车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时候，云南人对‘交通’的思考，便也从原始，走入了现代。”一位女作家如此感叹道。
还是这位女作家，在她的著作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26年10月，芒市土司方克明率方克胜、方克嘉与部分属官到缅甸朝山拜佛。那时候，芒市算得上是座山中孤城，既无公路通内地，又无公路通境外。
这伙芒市人照例是坐着轿子、骑着马，驮马背上还带了整整半个月的粮、菜，在荒山野道上奔波了七、八天，这才抵达缅甸的八莫。
从八莫到瓦城，他们坐上了轮船；从瓦城到仰光，他们坐上了火车。
这些土司在自己的家门口，也算是一呼百应、为所欲为的人了，可出门一开眼界，才发现自己的天地是如此的窄。人家的天地是如此的宽。
几个人站在缅甸初成网络的公路旁，讲着自己的语言，咿哩哇啦，指手画脚。有人指着公路上奔驰着的几个轮子的怪物说：“那个叫什么呀？”
亲身体会了现代交通滋味的人，再钻进轿子，骑上马背，便能体会到一种在时间隧道里迷失了的感觉。土司和属官们在马背上、在轿子里，沿着滇缅之间那些布满荆棘和卵石的山路往回赶的时候，那种越走越败落、越走越原始的感觉，使这几位颇有“我家中国”自豪感的滇西人暗自惭愧了。
不需要什么鸡毛信，也不要什么“以贻误军情论处”，十年前，滇西人修路，凭的只是一腔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对来去方便的渴望。
那时候，测量公路的工程师是土司派人专程到瓦城寻访的。寻访能人的芒市人在瓦城四处奔走，托亲访友，递送礼物馈赠，就想请这样一位“能教我们修公路的人”。
这个人终于寻访到了，是个印度人，叫赖泼。赖泼一双脚拖了两片旧拖鞋，神态傲慢。但他有他的优点：既会缅语，又会傣语，不存在语言障碍，还愿意跟着这几个芒市人到滇西这片大山里来。
赖泼测路，非同小可。方克明指派了四个自卫队员陪赖泼满山里选线、打桩。自卫队员背着枪，还得帮赖泼背那些让人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的物件。赖泼说：“这是测量公路的仪器。”赖泼凭自己的眼睛“测路”，瞧着这一个山洼顺眼了，就让做“下手”的人往地上打桩，又瞧着哪一个山洼顺眼了，又说：“刚才那几个桩不算数！”
没有军情相逼、日本人相逼，那条路一修两年。芒市到畹町沿线所有村寨的傣族群众，全都学会了修汽车路，全都议论着将在这个年头突然插进他们生活中来的新奇物件——汽车。
有时候，他们误入了赖泼的歧路，那是赖泼测错了，声明“不要了”，却又钉上了木桩的路段。‘路’算是挖出来了，却没有了出路，只得退回，再往另一个山坳里挖去。那段路上留下的所有汗水、所有伤痛，所有辛劳和不平，便也白白丢弃了。
1928年2月，这条从芒市到畹町的“路”正式打通了。
为了好好地享受一下路的滋味，土司从缅甸买来了四辆小轿车，用竹筏经水路运到遮放嘎中渡口，然后由一百个人轮流抬一辆车，就这样抬到了公路上。
芒市城西的三棵树。
芒市土司方克明，在这里举行了一个比唐继尧哪一个“本省第一条公路的第一个通车典礼”丝毫不逊色的仪式。
那些把路修通了的傣家人，本已相继离开了这条路，回到了各自的家中，这一日一大早，便急急往三棵树赶来。他们也要看汽车。
当四辆轿车缓缓开到三棵树下时，芒市人激动起来了，“好啊，好啊！”欢呼声惊天动地。
面对这一切，方克明激动地说：“过去，我们芒市人去缅甸做生意，上大山采茶和卖工的有几千人，现在芒畹公路通车有利于中缅两国边民的往来，为子孙造福！”
然而，他第一次乘汽车出门兜风，便遇到了麻烦。这条芒市人学着修出来的路，样子像是路了，但里一条真正可以让汽车行走的路，相去还很远。
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载着游兴正浓的方克明及几位属官出了三棵树，出了芒市，车子行走在松软的路面上，车轮下陷，不时打空转。方克明连声叫道：“嗯，嗯，不对啵？不像是走在路上，倒向是走在棉花团上！”
好歹走出了风平，一抬眼，路没了！车上一位监督修路的属官说：“咦，路呢？前几天我还见它在这里！”
那位到缅甸学会了开车的傣族司机指着坡地上的残枝败叶说：“这不是水走过的痕迹么？是河水把路给冲跑了！”
那一天，红色的小轿车是让从寨子里唤来的人抬回去的。那一群目光里闪烁着新奇的火苗的村民们，干脆尾着汽车走，汽车不能走时，人抬着它走；能走时，人望着它走、尾着它走。撤离的土司方克明直嚷嚷着说：“胃口全没了！胃口全没了！”
四
芒市人修路的这则逸闻，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寓言。
它讲述的其实是云南人对未来和世界的向往和渴盼。
对于“云南王”龙云来说，也何尝不是如此。他在南京当着蒋介石主动提出修筑滇缅公路，一方面固然缘于对抗战局势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或许也出于他希望借助这一不可抗拒的战争情势，为云南落后的公路交通抓住一次难得的推动和发展机遇。在蒋介石那儿，修筑滇缅路也许只是整个抗战大局的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儿，而在龙云这儿，就不只是一步棋，而分明包含着他对建设“新云南”的深谋远虑了。
可是，自1924年至1937年，在这块富饶而贫瘠的山地上，勤劳勇敢而又多灾多难的云南人，群策群力、不辞劳苦，平均每年修建的公路，仅90多公里而已。
即使在经济还处于很不发达水平的20世纪初期，军阀出身的龙云也明白，交通的畅通与否，是决定这个偏居一隅的山地省份最终能否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关键。而自古以来，祖先们就世世代代传下来一个道理：修路是“积阴德”。所以他主政云南以来，才把那么多精力用在公路交通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1935年6月，龙云就曾经亲自签发了《云南省征用义务工役大纲》。这份大纲将兴建交通为首的公共事业当作是全省人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自此，在这个山地面积达94℅的农业省份里，路就以一种生死相依的胶着状态，跟那些还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山民们与影随行了。
从祖先们开凿出的那条蜀身毒道起，兴也是路，废也是路，这似乎成了山地居民们无法摆脱的一种宿命。
现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再一次将他们逼到了一条不仅关乎自己的生存，还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公路上。
就在龙云和将介石商定打通滇缅公路几天之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谷川清同时宣布：在长江口到潮清的中国海岸，对中国船只实行封锁。9月5日，日本政府再次宣布，把封锁范围扩大到辽宁、青岛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
形势紧迫，再没有任何退路了。
蒋介石给这条“抗日运输线”定下的修筑期限是一年。
根据蒋介石和龙云在南京时定下的“地方负责，中央协助”的原则，国民政府给云南拨款三百二十万元。
一年修通滇缅公路，这对于年平均进度才90公里公路修筑能力的云南来说，简直是个要命的期限！
但龙云似乎并不以为然。他嫌的不是期限太短，而是太长！据说当他接到蒋介石的“通令”后，把烟枪一丢说：“一年？太小看我云南了！顶多四个月，四个月修通！”
当时云南省公路总局的一批官员和工程师深知这位彝人出身的“云南王”的急性子，因此并没有完全把他的话当真，讨论施工方案时仍然按照蒋委员长的通令行事。
然而，决定滇缅公路成败的关键还不仅仅是期限问题，至关重要的是选择线路。
这个问题早已不止一次地困扰过云南省公路部门的官员和工程师们了。
当年，唐继尧修滇西路时，就曾为线路问题引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走“腾永线”，还是“顺镇线”？
腾永线的具体线路是：由下关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古永、最后大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
顺镇线的具体线路是：由祥云向南经弥渡、蒙化（今巍山）、顺令（今凤庆）、镇康到达缅甸的滚弄，再通腊戌。
提出“腾永线”的是腾冲殖边督办兼云南省公路分局局长李曰垓。
李曰垓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的父亲。他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著述颇多，有《天地一庵诗文抄》5卷、《客问》、《漫汗录》、《文牍篇》、《滇缅界务说略并图》等。
李曰垓1881年生于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字子畅，清庠生，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授举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出任永昌中学教习。在任云南全省沿边士民学堂总办期间，创始沿边地区私塾128所。参加领导辛亥临安起义后，历任省军都督府军政部次长、民政司司长兼司法司长、滇南观察使、西藏宣尉使、云南第一殖民督办兼公路局长、孙中山派驻香港代表，政绩显着，诸多建树。1915年蔡锷首义护国时，就任护国军秘书长，所写《讨袁檄文》，海内外迅速响应。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他为“滇南一支笔”。
龙云主政云南之后，李曰垓因病回到家乡和顺疗养，深感自己“大学所习为文科，并偏于政法和哲学，流于空虚，做人需要有一技之长”，此后十分关注滇缅边界及交通问题，任殖边督办期间，兴修腾冲辖区县境公路上千里。抗战爆发前，他便向龙云上书，认为中日战争必不可免，一旦水道截断，军援运输只有靠西伯利亚铁道，即长且远，故建议修筑滇缅公路，打通缅印交通。龙云在南京时主动向蒋介石提出修筑滇缅路，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李曰垓的影响。
为了这条线路的确定，李曰垓不顾自己已年近花甲，亲自率领测量队员爬山越岭、勘察路线，还在腾冲举办了一个测量训练班。
但他的一番苦心并没有成为现实。
两条线路的提出者各执己见，难以抉择，最后只好同时呈报到了省府。
其实，最后摆到省政府主席龙云面前的不只两个方案，而是三个方案。保山爱国人士张纯归又提出了一条跟腾永县和顺镇线不同的线路：由下关至保山经龙陵、芒市出畹町，连接腊戌铁路。
与前两个方案相比，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线路较为平坦，工程量远远低于前两个方案，且不需要穿越高黎贡山艰险路段。
面对新老三个方案，龙云似乎一时难以委决。但他最终还是在第三个方案上重重地画下了一道红线。
滇缅公路撇开了腾冲，这或许让一直致力于打通滇西至印缅交通的李曰垓感到遗憾不已。那时候，他显然不会料到，相隔半个多世纪后，腾冲人终于帮助他圆了这个未竟的梦想。
当然，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五
线路的确定，无疑只是滇缅公路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在许多人来内心里，这条事关抗战大局的国际通道最终能否顺利建成，仍然还只是一个未知数。
对此，被交通部任命为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上任之初，心里也毫无把握。后来，他在用英文撰写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一书中，对这一心理过程作了颇为生动的记叙——
1938年9月，重庆的一个早晨，交通部长通知我，部长马上要出发到昆明去视察这条在交通部直接负责之下的公路的修筑情况，并要求我在几个小时之内和他同去。部长没有直接告诉我什么，但我预感到可能会要我领导这条公路的修筑。我说出了我的忧虑，因为我在大学里最早是攻读历史和地理的，我不认为我有成功的可能。
我接受的不是一个民用公共建筑工程师应该接受的教育，这就如同让一个机械工程师去从事航海工作。而且对于中国方面的事务我很不熟悉。不知道任何事、不知道如何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人可以帮助我。我来自沿海地区，我了解那里的人民。由于中国可怜的交通状况，沿海地区多多少少都和中国的其它地区隔绝了。因此，感到这项很陌生的工作，负责起来十分困难。长远的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公路计划要穿过多种多样的质朴的原始边境民族、土族和部族地区，而每一种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每一种民族都需要很好的研究和特别的对待，同时还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助手来共同完成这一类的工作。但是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所有这些问题，我在到达昆明的头几天里就苦苦地思考过了，但始终不得要领。
到达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后，我们在省政府招待所下榻。省府官邸距离我们住地不远，它坐落在城北的一座叫“五华山”的小山上。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前曾经是一所学堂，以后被改造成一幢西式的行政办公官邸。政府行政大楼的建筑是低平和简朴的，不过院内仍然有一些非常生动和雅致的的痕迹：一个栽满了珍贵的树种和鲜花，并饲养着鹿和孔雀的动植物综合花园；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接待和宴会大厅，可以容纳二百多人进餐，是一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建筑工程师设计的，它体现了法国优雅的抽象主义的现代思想。我们出席了一个官方宴会，餐桌上摆着中国食品，服务却是西方式的。供应的酒水也是中西兼备。
在这里，我结识了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当我进去看到他时，忧虑消失了许多。他是一个朴素、刚毅的老兵，风格非常简练，给人一种努力工作的感觉。她不仅懂得军事事务，对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也得心应手。他不说废话，语言简明而尖锐，能马上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并立刻作出断决。那时没有谈论到他完全不必知道的有关筑路困难的细节问题。我感觉龙主席是很果断的，有许多他周围的幕僚们所不具备的能力。
另外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昆明我有一种在家乡的感觉。虽然我的家乡是远在千里以外的南京附近的一座小城。昆明的习俗和语言对于我来说，比我的出生地百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的习俗和语言还要熟悉。这里的人们说话的风格几乎完全一样；说话时速率很慢很慢，重音发得很清楚，和普通话差不多。
当我漫步街道时，看到了老式婚礼和葬礼的队伍，和家乡的婚葬习俗十分相似。我还发现了板鸭，这是一种很好吃的食品。他在南京地区是很特殊的，有很大的名气，而在昆明也这样。另外还有许多其它相似的东西。
对修筑滇缅公路，我的忧虑逐渐开始变成激情。从表面上看，麻烦事越来越多，而我的热情却越来越高。虽然前面的工作充满了艰难，但良好的合作是工作的保证，这样，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
一天晚上，部长叫我去，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
“谭先生，”他说，“你不是一个民用工程的专业工程师，这我知道。但我从不怀疑你又承担这项工作的能力。我要你干好这个工程。我祝你好运。”
当我的朋友听说我可能要承担这项工作，并发现完成它非常非常困难时，就都劝告我。
“你这个人太天真了，”他们说，“如果你直接按你的方法干，你会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很难解决。最好你要学会在必要时绕着走，这样不仅可以少找麻烦达到同样的目的，还可以节省时间。”
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这些意见可以类比为修筑公路的路线问题。我很讨厌公路弯来弯去的曲线。如果按我的观点，公路就该笔直的像条飞机的航线。但我们不得不和大自然妥协，为了达到目标，一条铺设柏油的公路必须要有许许多多的U型急转弯和又滑又陡的坡道。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官方文件。这是我的任命书：交通部任命我为“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
1938年11月16日，我走马上任了。唯一的一间办公室安置在一家老式照相馆里。我们就这样开始工作了。在头几个星期里，人员仅仅只有我自己和另外一个职员。但到后来行政人员发展到数百人。这里坐落在翠湖边，是昆明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之一，围绕着翠湖有许多富人的别墅和外国领事馆，包括美国领事馆，其中一幢最漂亮的公寓是属于这个省前任长官唐继尧将军的。
这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的地方。昆明的气候几乎是十全十美的，四季如春。居民对此十分得意，因为无论居住在哪一层楼房里，一年四季都不用买扇子和烤火炉。
然而，我无暇欣赏周围的美丽风光。一大堆麻烦事接踵而来。我们接受了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并根据交通部承认的薪水册的标准给他们加薪。我们尽量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安排他的工作，而从不为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安排肥缺。人选上，不考虑他从什么地方来，是否在美国或欧洲接受过教育，而是看它能否尽职尽责，因此给职员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然后，开始进行地理和地质背景方面的培训。一个学习阶段紧接着下一个阶段，逐步地进行着，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就像不能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就跳跃到寒冷的冬天，而是要逐渐经过秋天一样。由于时间紧，我们的课程很概略，只是无法估计到学习质量。然后就是学习尽可能地加快工程进度的方法，如何用沙砾平整路面、如何精心完善前面较为粗糙的工作，把一条曲线慢慢拉成直线，减少曲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和如何修建载重量不能小于10吨的桥梁等等一些课程。
无数问题需要解决。要有工人，包括劳工和技术人员，还要弄到他们工作的工具；为他们发薪水；需要医务人员和药品；建立建筑工程的机械商店、车间和车库；开办汽车驾驶员学校；根据日内瓦公约制作公路标牌等。
所有的事情必须同时尽快进行，麻烦也就出现了。我们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人。但是我们从哪里才能得到满足各个部门的人员呢？
滇缅公路仅仅是当时中国建设现代公路和铁路项目中的一个。在现代公路的建设方面，中国是很年轻的。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缺乏在战前就十分突出。当中日双方的冲突开始时，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绝大部分的人才已被其它政府部门招募去了。招募工人本来不是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但是我们明白：必须自己想办法寻找我们需要的人。
无数信件和电报发出去了，但希望找的人却来得很少。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被日本人轰炸、进攻和占领的地区。他们有的必须到处逃难；有的房屋已经被摧毁了，而我们又不能知道他们的新地址；也有人在新的地方重建了新的家园，由于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而不想离开。
还有，人们普遍传说的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着“瘴气”，传播疟疾的可怕景象使得全国都很害怕。许多中国人不能认识疟疾就是由小小的蚊子带来的。他们相信疟疾是由“毒气”带来的，这种“毒气”就是始终徘徊在掸族（即傣族）地区的水塘、沼泽和丛林上空的薄似晨雾的瘴气。于是，滇缅公路将要从这些有“毒气”的边境地区经过的传说，就成了阻碍招募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工的大问题。
招募工作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看来几乎没有希望了。但后来他们还是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有利的职位，来接受这项重要而艰苦的工作，一批又一批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