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判断
我国文物艺术品真正的价值在民众收藏过程中往往很难体现。比如清三代官窑瓷器动则数千万，甚至过亿到数亿元，其经济价值远远超过艺术价值称道的宋代瓷器。光绪和民国一些瓷器的价格也远远胜过宋代之前的许多陶器和瓷器。现代新玉收藏价格更是远远超过高古玉的价格。近代书画家的作品与宋、元、明时期著名画家的作品相比也是如此反常，最反常的是现代所谓大师的作品，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种人为操纵的市场价值的的文物艺术品，与文物艺术品本来的价值相差甚远。从真正收藏的角度，我们到底怎样来审视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呢？
文物价值是凝结在历史遗迹和遗物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其中遗物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具有文物价值的遗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包含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两种。客观的来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由此可知，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是文物的首要价值。任何历史遗迹、遗物，都是由产生它的年代所具有的科学水平创制出来的，本身包含或反映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准。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状况。从总体来看，古代文物是一种特殊价值的物证载体。由于它的这种特殊性，也使得它具有了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样，由于某些文物艺术品的独特性和艺术性，在收藏家眼里具备收藏价值，在市场上必然具备经济价值。
文物价值内涵的复杂性和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给评价文物价值带来了很大的难处。这就需要有一个能为人们所公认的价值尺度来规范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评价。文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变革的见证标志。衡量和评价文物价值的尺度，全面考验着文物研究者、文物鉴定者的文化道德观和过硬的鉴赏知识。一直以来，人们在认识和评价文物价值的具体进程中，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许多新的考古发掘，新的文物标本出现，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自然科学技术未引进等给原有的文物评价和鉴定带来挑战。原先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就只能按一般的传统方法进行，也必然受到很多限制。一旦行之有效的文物鉴定技术引入文物研究领域，文物研究中的断代、物质成分、制作工艺等就容易解决，并为人们提供认识和评价文物价值更加科学的依据。
但是这些年来，随着标型法、归类法、科鉴法、微鉴法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广泛应用，除科鉴法和微鉴法还处于摸索阶段而外，标型法和归类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标型法这种利用标型学原理，对古器物的断代，以古墓藏出土的同类器物为“标型”，比照“标型”来断代和采用归类分析法对有关信息进行分类的方法进行断代。这些方法对正规考古出土的文物是有效的，相当于市场民间文物的复杂性来说，都是不能更准确的反应文物的本质特征。比如文物真赝的鉴别在中国的文物鉴定领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面对高仿文物泛滥的今天，如果不能对市场上出现的文物进行可靠的真赝甄别，文物的价值首先无从谈起。这也导致我国文物鉴定你说对，他说不对，他说对，你说没价值，好像在中国是很头疼的大问题，其实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是个大问题，但我国的文物鉴定问题比较突出。
当然，文物的价值毕竟包含人文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的东西太多，远不是单纯的依靠标型法、归类法、科鉴法、微鉴法等鉴定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和讨论了。其实我国缺乏的正是对古代文物包含人文学的研究和深刻认识，我们忽略了这些，对于文物价值判断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记得有一个外国学者谈论中国文物真正价值时，他的一翻话让我们感触良多，他就目前中国鉴定界和收藏界对中国古文物评定和认识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文物和她本身的文化历史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独有的，无论从人类文化内涵、思想高度、美学视点都代表了人类很高的水平，尤其是：马家窑、三星堆、商周……西汉……唐宋时期的艺术品，当你站在他面前，立即就被她们征服了灵魂。但这种感觉不是在中国本土，而是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的一些重要博物馆里”。言外之意是这些国家非常注重中国的文物价值，尤其是艺术价值。我们实质上对这些高古文物缺乏深刻认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甚至还未好好的反省。
被曲解的文物艺术品
国内市场和民间的文物先不说，看看全国各考古所和文管所经年累月发掘和收缴的各类文物，多数如陈放杂物般堆放在那里，有谁去真正的系统的清理和研究她们的价值？经费的不足和各自为政的局限，多数连起码的保护措施都得不到保障。有些地区为了获得国家拨款和经费的支持，甚至不惜破坏一大批不必要发掘的墓葬和遗址项目，去寻找有轰动效应和经济回报的考古项目。谁都知道像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北京十三陵地宫等考古发掘后都是巨大的财政创收项目，那个地区不想拥有这样一劳永逸的赚钱项目呢？河南安阳“威武王曹操大墓”在没有最终定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商业运作，“高调”发掘和相关的大肆炒作，加上学者们的相互骂战，已经严重背离文物发掘的实际意义。
在日常生活当中，民众收藏的古玩艺术品与上述国家层面收藏的文物艺术品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古玩”和“文物”称呼上的区别就很明显，民间则称古玩商、古玩经营者和古玩贩子就很正常。倘若叫文物贩子、买卖文物的，立刻就会汗毛直竖，冷汗直流，浑身都不自在。为啥？是因为文物法明文规定：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文物”这两个字过于敏感了。只有国营的文物商店才可以经营和倒卖合法收购的文物，民众倒卖文物都属于违法。当然现在民众收藏文物也很普遍，私下倒卖文物也很普遍，文物和古玩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最难界定的是那些重叠部分的文物与古玩，因为它们具有双重性的。它们既有历史意义，又有非凡的艺术玩赏功能。还比如，马家窑彩陶、商彝周鼎、秦玺汉碑、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字、越窑秘色瓷、宋代官窑、元青花瓷器和宣德炉等。
最具价值的文物艺术品
古玩艺术品价值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艺术品的价值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四个方面。古玩艺术品必须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才具有收藏价值。有收藏价值的古玩艺术品不一定有经济价值，但有经济价值的古玩艺术品必然具有收藏价值。古玩艺术品价值判断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是真与伪的因素（是影响艺术品销售的主要前提）；第二是名品与非名品的因素；第三是精品与非精品的因素：第四是珍稀与非珍稀的因素；第五是保存完好与非完好的因素（品相）；第六是玩赏性强与弱的因素。
那么，在中国文物当中，最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是什么文物？按照上述标准，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而外，那一定是传国御玺了。传国御玺因为它是拥有国家权威的象征，也是历代帝王和诸侯争相获取的对象。传国玉玺的几次失踪，还带有诸多传奇色彩。据传，公元前219年，也就是传国玉玺制成后的第九年，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东汉末年，宦官专权。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硅携帝出逃，玉玺又一次失踪。所幸孙坚从洛阳城南甄官井中捞起宫女尸体时，传国玉玺才重见天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玉玺，遂刻了几方“受命宝”“定命宝”之类的玉玺聊以自慰。贞观四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返归中原，传国玉玺方归于李唐，令太宗龙颜大悦。唐末天下大乱，后唐末帝李从珂被后晋大兵围困，李从珂遂与后妃于天星楼自焚而死。据说，李从珂当时便随身携带着“传国玉玺”。可是大火过后，人们从灰烬中却不见此玺的踪影，甚至连一块外形稍像此玺的石头也没找到一块。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但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据说真正的传国玺是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漠北了。真正的传国玺是否和氏璧所为？又流向哪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传国玉玺是否存在于后世，但它无疑是最具价值的一件文物。
限制不是保护文物的出路
近些年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和我国对高古文物限制流通的这些年，文物的真正价值受到市场因素极大的影响。加上国外拍卖机构对明清文物价格的主导与炒作，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高古文物却被一度冷落。中国文物部门限制高古文物流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保护我国文物外流的手段，一味用堵截的办法还不如用疏导的办法，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中国地下文物走私渠道非常顺畅，几十吨重的被盗文物3天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美国文物市场（陕西被盗走私的石棺墓）。限制了国内拍卖流通，并不等于限制了有价值的文物不被盗挖和民间私下流通和走私。
国内一旦不能有好的价格，必然想方设法到国外去。最关键的是，如何加大保护力度，打击盗挖犯罪分子和非法收藏文物的惩治力度，完善各种走私渠道的管理，扶持民间有民族责任感的收藏机构才是关键。如果仍然压制了国内有价值的文物的合法流通，必然无法正常的体现这些文物的价格，那么反而给境外收藏机构创造低廉收购我国高古价值文物的机会。当他们高价回流完明清文物之后，高古文物高价回流就会紧跟着到来。最后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这也是西方对我国文化侵略最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国内体现高古文物的价值，即便走私出去，也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
国内文物政策对高古文物的限制，对收藏高古文物的评价和社会认知度而言，也是害大于利。如若现在的局面，即便民间收藏有高价值的文物，又能怎么样？就拿陶瓷来说，照样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远远不及明清瓷器的价格。这些评价体系过分关注被国际操纵起来的近代文物个严重的误区。他们隐藏本来面目，真正认为最有价值的高古文物，却被我们自己抛弃和忽略。从而再以低廉的价格通过各种渠道收入囊中。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大威德文物基金会、法国卢浮宫、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大都会、意大利、加拿大、以及日本很多博物馆和收藏机构，莫不如此。看看几年这些国家大量收藏的亚洲文物就一目了然。近代文物无论从时间跨度、文化信息量、艺术水准、工艺等都无法与高古文物相提并论。泱泱大国，中华文化传承8000年之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文物评价体系，非要外国人说了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定位，什么是主要价值文物，什么是次要的价值文物，如果不建立自己的文物评定标准，就和今天的某些国际标准一样，只能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转。
漠视文物艺术品真正价值
国外对我国文物操纵起来的评价体系，已经严重渗透到国内的一些文物鉴定机构。这种市场价值评判我国文物价值的做法，严重损害我国文物本来的价值。多少具有文化历史内涵的新石器陶器和青铜器，甚至还不如一件明国的瓷器值钱。这是对我国价值文物的严重践踏和不尊重。例如，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河南商丘的节目中，代表商丘的民间国宝是什么？
一件价值很高、而且完整的大直径玉璧，莫名其妙的被当地运河出土的五代越“天”字越窑残碗所替代。专家的理由是玉璧的市场价值没有越窑碗的市场价值高。这种评价水准确实令人很遗憾。商丘在中国历史、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文化底蕴如此深厚和博大。商丘人杰地灵，这里不仅出现了大批帝王将相，而且涌现出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等；这里不仅出现了一批有特殊贡献的才子，而且涌现出了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和才女。这里是孔老夫子的祖居地；是庄子、墨子、惠施、魏元忠、张方平、石延年、侯方域和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里；是司马相如、枚乘、邹阳、韩愈、欧阳修、晏殊、苏辙等文学大家的宦游地；是大唐忠烈张巡的殉难地；是李白、杜甫、高适、苏东坡等文坛巨擘无限向往的圣地。孟子曾在这里容居，孔子曾在这里讲学，汉高祖曾在这里斩蛇起义，颜真卿曾在这里留下墨宝，赵匡胤曾在这里发迹，范仲淹曾在这里读书执教，苏东坡曾在这里题榜，苏三曾在这里吟唱，李香君曾在这里抚琴等不甚列举。这样一个文化历史厚重之地，岂能是一个越窑秘色瓷碗能代表内涵的？尽管秘色瓷也是我国重要文物。真是不能理解！同样可以选择的那样一个雕工精美、规格硕大、最能代表商丘古都文化名城的古代玉壁却给人为的忽视掉了。
这种选评应该是选代表商丘文化内涵的文物，而不是选评那件文物市场价值高？显然评委选那件最值钱的，文物价值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显得那样无足轻重。专家最后还要特别附上一很特殊的评语“……本人认为此碗最能代表商丘的国宝，实在是一级棒！”。对古文物“一级棒这样的流行俗语评价，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比，实在是不恭维。我可以试着这样说，那件越窑秘色瓷碗，虽然很难得的贡品，但怎么也是五代时期皇室日常使用之器，也可以成批复制相同的（秘色瓷贡器也是很多），比如：《十国春秋》据载：平兴国三年三月进越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四月二日又进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文物》1978年第8期。《十国春秋》卷七九载：“清泰二年（935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金扣）秘色瓷器二百事。”它虽然出土稀少，但文化内涵不能因为稀少就一定比玉壁要高？秘色瓷的文化内涵只是有无上的特殊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样是皇室所用之物，玉壁是皇帝祭祀天朝的贡品，秘色瓷是皇帝或皇室贵族日常用具。那个文物价值高？再说玉壁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其价值远胜过越窑之碗。最主要的是这件玉壁的材料就产自商丘本地。而那件越窑秘色碗只是运河过路时的遗物而已。
总结
诚如外国友人所说：“你们都不去珍惜，那就让我们珍惜吧”，虽然是个玩笑话，但是事实却是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国人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也就是对文物内涵的了解，不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明水平，也是对祖先艺术创造的尊重。尽管在国际上对中国文物我们自己没有定价权，人为的压制和市场操纵非常严重。然而，国人对他们推出的中国艺术品血拼抬价，跟风炒作，对文物价值的忽视，实际上在帮助国外投机者进行文化资本侵略。甚至有些人早已经与他们同流合污，在变相洗钱。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善，不但让外国人瞧不起，更让他们在浑水中摸鱼，把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高古文物廉价流出去。当然过分的对我国文物价值进行大肆炒作也是不利于保护的。国家要倡导国人对文物要有理性和正确的认识观，不能把文物作为可以发财的工具。一旦文物成为经济工具，那将是我国文物遭受毁灭的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