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虽未获得学位，归国后却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长函邀其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为其谢绝。这时的胡适，不仅忙于学术与政治，而且因为已成名流，出入于北京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机会也逐渐增多。当时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数十人参加。其成员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胡适因此与流亡的俄国东方学家钢和泰和时任帝师的英国汉学家庄士敦经常来往。
钢和泰出身沙俄时代爱沙尼亚贵族之家，大学时就前往柏林研究梵文和印度文学，1900年用德文发表了博士论文。短期访问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后，进入俄国外交部，然后到彼得堡大学任梵文和印度学副教授。这时其研究兴趣转向中亚及中印关系，特别是佛教领域。1916年，他代表彼得堡科学院去日本，适逢俄国革命，其财产被没收，1917年来到北京，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印佛教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考迦腻色迦王的年代。经香港大学校长爱里鹗（Charles Norton Edgcumbe Eliot，治印度教与佛教）推荐，1918年胡适请钢氏到北京大学教授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此事胡适称为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他在文友会听过钢和泰关于“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What is historical in the Buddha Legend）等学术演讲，又共同参与推动文友会倡办的“东方学图书馆”，并经常一起进行学术交际活动，知道钢“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都公认的”，了解其从事的汉、梵、藏等文本佛经对勘，对中国大有益处，而国内无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国公使都对钢男爵特别礼重，呼吁“中国应该为世界爱惜此人”，因而对其敬重有加。
1921年10月起，胡适为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担任口译，每周两时，这也使他自己“得益不浅”，由此获得的关于佛教经典各种版本与教派关系，印度、锡兰历史传说与佛教的渊源等知识以及同时向钢氏初学梵文，当是全无佛教知识的胡适为续写中国哲学史后来大胆涉足禅宗史研究的重要契机。1922年底，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近年新疆的考古学上的发明”，由胡适担任口译，演说稿发表后，引起同校教授叶瀚关于《般若经》的两点质疑。胡适代钢氏作答，指出所疑二点皆是叶的误会，而非钢的错误。答词中对《迦叶品》的如数家珍，显然得益于深通《宝积经》的钢和泰。
此外，钢和泰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奥国使馆旧兵营俱乐部的寓所是当时北京来华外国人士的一个社交中心，胡适于此结识了不少文化人。而钢和泰的许多研究需求，也往往由胡适出面疏通解决。如钢和泰提出要求北大给他一个“东方语言学部”的名义（只是印一些写上“国立北京大学印度中亚学部”的信封信纸），以便与欧洲各东方学研究机构接洽，为北大索取各种书报，并便于在中国找人参与巴黎、伦敦、柏林东方学者的整理《佛藏》事业，胡适即代向蔡元培提出申请，并主动建议将久同虚设的图书馆“东方室”交由钢管理，断言“将来一定有大成绩”。胡适还答应设法为北大谋藏文的《全藏》，作为其校勘佛经的底本，甚至借钱为钢和泰垫款买书。
由于北洋政府财政上限制北大等原因，胡适几经努力，购置藏文《全藏》等事未克成就。为此，钢和泰似认为北大不能满足其研究条件，1927年流露出欲赴东京之意。与之经常切磋梵文的陈寅恪函告傅斯年，希望中山大学“寄彼千元，留其在京”。傅感到“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欲请其南下广州，带助手带学生，并可任意买书，托胡适代为说项。刚好此时哈佛大学计划在北京设立附属该校的中印关系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of Sino-Indian Research），钢和泰被任命为所长。此事或与始终和美国在华文化事业联系密切的胡适不无关系。
在胡适的帮助下，钢和泰的研究进行顺利，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1922年4月，胡适看了钢和泰所写《陀罗尼与中国古音》一文，知其引法天的梵咒译音证当时的音读，“很多可惊的发现”，于是亲自译出，刊于由他主编、次年1月出版的北大《国学季刊》第1号。该文首先在中国提出，应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原始语言方法，用比较语言学推求中国原始语言，并指出从发音学重构中国古音，存在中文象形会意，不用音标，与汉语最接近的藏、缅、暹语均无古书等两大困难以及用方言与日本、安南、朝鲜文中的汉字读音比较，从古韵表考见韵母分类，和中外文互译对音等三条研究途径，提示中国学术界注意欧洲学者伯希和、高本汉等人的研究进展，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中国音韵沿革史、印度史、中亚史的至关重要。受此影响，《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就外国古来传述中国语观其切音，就中国古来音译外国语反求原语发音；第3号又发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国语试探》，进一步讨论钢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国古音不易推求的两个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韵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指出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见的辩论。魏建功后来总结道：“历来研究古音的人们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种语言的参考，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来考订古音，而大辩论从此开始。”
除知对音为治古音的新材料外，钢文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使国人知道高本汉的成绩，由此开始大量翻译介绍，中国音韵学因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胡适译介钢和泰的论文，实为人称近代中国语言学“高本汉时期”肇始的重要契机。
钢和泰的主要贡献还在佛教研究。“其寓中收藏藏文佛经，及大小各种佛像画卷等甚多，终年闭门研究古籍，澹如也。”他“据藏文及梵文佛经，以校正中国旧译佛经之讹误，多所发明”。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汉晋唐宋六种合刊》以及1933年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出版的藏汉文《大宝积经迦叶品集注》。在他的主持影响下，中印关系研究所收集了大量各种文字和版本的佛教喇嘛教经典及有关文献文物，培养了一批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外学者，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访问者。有人指出：“钢和泰最早将印度和中亚学引入中国，其在中印关系领域的研究，有不少在中文书刊发表，极大地刺激了该国有特殊能力从事这种文献和语言研究的学者的类似兴趣。”可以说，钢和泰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沟通国际东方学及汉学的重要媒介，对于整体上促成中国学术进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钢和泰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7年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通信指导员，1930年担任《燕京学报》编委，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与地位的公认和礼重。而胡适在中国为世界学术界爱惜此人方面，当居首功。除1928—1929年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中亚研究讲座教授外，钢和泰一直在中国从事研究。虽然后因研究兴趣不尽相同，胡适又太忙，两人来往较疏，仍不时互有探访，保持良好交谊。1937年钢和泰病重入住北平德国医院，他要求不向外透露病情，以免惊扰朋友，而胡适是少数前往探视的知情者。数日后钢不幸逝世，胡适闻讯，大为感伤，称赞他“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并在出席钢和泰的奠仪时“不觉堕泪”。
胡适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早有交往，两人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中外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交流应酬活动，还先后担任过为期一年的文友会会长。胡适看了庄关于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证文章，觉得引征甚博，又曾参观其在当时京城也号称丰富的私人藏书，知其遍游中国，很有学问。不过胡适与之共鸣最多的是对传教士的看法。胡不信教，对教徒虽无偏见，对反教会者却不乏好感。而庄士敦“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英美考察教育团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时，庄与胡适等人一起，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
1922年5月胡适入宫见溥仪，引起普遍不满。此事与庄多少有关，他挑选过一些胡适的文章和胡适与其友人经常为之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给溥仪阅读，入宫前胡适还专门向其打听宫中情形。特别是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公开表态反对，激犯众怒，博得庄士敦的好感。而且胡适不相信人们对溥仪密谋复辟的指责，却深信庄士敦等“并没有什么复辟谬论”。1926年胡适赴欧，两人还有所接触。
不过，庄、胡之间的关系不像与胡、钢的那样纯粹。1925年，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成立，胡适是中方委员之一。次年该委员会派代表团来华考察，庄士敦为秘书。在中英双方利益尖锐抵触的情况下，庄士敦向主张完全相反的港督兼香港大学校监金文泰（Cecil Clementi）将胡适描述为：“一个名过其实的人，他有时表现出具有过人的才智，实际上绝非如此……当他喜欢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社交场合表现得很有魅力。不过，他对美国的支持远远高于他对英国的支持。”庄在北京听了胡适所作“中国哲学与柏拉图主义”的演说，认为其“对柏拉图之哲学毫无了解，似未尝读其书者”。并函告英国人类学家布克敦教授（L。H。Dudley Buxton）。后者因而认为美国之教育错误，主张牛津注意人文教育之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