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先富起来的群体，忘了当年邓小平同志所告诫的“先富帮后富”的嘱托，在种种场合以另类公民自居，表现得极为傲慢。自己挥金如土，又对他人的困苦漠不关心。以致于社会上概括出了“富二代”这样的称谓，足见对这些人的失望和不平。可是经济地位的固定化，特别是在差别悬殊的结构中的固定化，不能不在理论上有要求。应这种要求力量的冲击，在理论界就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苗头和势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复争议就是这种势力的反映。本来，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当年那个时候都不曾有人专门攻击的论断，可今天却成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没必要存在，只讲财富就够了。这种行为算不上修正，也算不上歪曲，纯粹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推进大众化的前面还要花更多精力来回击这种进攻。
3．人类文明成果与马克思主义
作为人类解放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在规律解析上的百科全书，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代数学。不管是谁，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你的生活轨迹都不会超出这个理论在现有视野下的范围。这一点，就连非马克思主义者萨特都进行了肯定，他认为，马克思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还没有人能超出这一思想的地平线。
但是，马克思却告诫人们，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了，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对一到两门知识具有专业的水平也就很不简单了，而其余部分只能达到通晓，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了。就像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也只是说不能有天性上的禁区，而不是要求包罗万象地去生活。
我们现在分析两种现象。
第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没有关注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些阿拉伯世界的生民，基督教的信徒，在自己天然所属的精神生态圈内延伸着生命的旅途。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切标志人类向上的、智慧的和美好的东西，都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相吻合，不然她就不是人类解放学了。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尽管他们是自然科学家，但是对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坚信不移的，并且把唯物主义立场贯彻到科学研究的方法中。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能够在不同的点位与马克思主义找到对接之处，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天然思想基础。
第二种，在立场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对立主体，他们在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人类命运的图景。据说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资本论》课程，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里，不可能研究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但是《资本论》所蕴含的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对人类前景的逻辑预设，生产力效能的发挥空间，维持平衡躲避危机的理论分析等等，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适用的。这已经不是列宁所指出的那种情况了，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理智的选择，他们不会放弃生长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棵大树上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客观真理的明珠。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华夏民族，她的儿女对其文化宝藏的继承是义不容辞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底蕴的支持。正是这种慷慨悲歌的士大夫情怀，培养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瞿秋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等等等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文化家族的长期生长过程。其中有我们能够体认和判别的里程碑性的标志，也有我们不容易觉察的细微成果，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会有更大的成绩。
可以看出，此篇文章与本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对它的运动性和扩展性进行的思考已有些时日。
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的大众化实际上还是处于“化大众”的形态。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所谓“化大众”，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教育家向广大群众进行灌输，并尽量将理论通俗化、实用化的各种方式。这当然是不可少的环节，但这不是大众化的目标和宗旨。而大众化所追求的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实践活动，我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运动”。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的实践斗争中，在对待当时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进行思想导航中，通过处理复杂的具体问题，把社会科学真理体现在交往中，贯彻在行动上，不但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是广大人民不断觉醒，改变主观世界的榜样。
恩格斯在给弗·阿·朗格的信中说：“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为工人阶级着想，探索解放的出路，这一出发点很值得肯定。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现实的贫困问题，只看到“生产得太少”这个表面现象，不但解放不了工人，也救不了资本家。恩格斯用形象的语言说服了这位“好心人”，让他明白，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即便是下很大的功夫，也不会解决实际问题。而共产党的出发点，就是要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遣责社会的罪恶，甚至咒骂资产阶级也是不顶事的。
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这就告诉通信的对方，无政府主义并不代表无产阶级，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产物，他们的说教，只不过是变相地宣传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
有人误解马克思的斗争原则，认为他除了推翻私有制，不考虑任何其他能够解放工人阶级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从没有放过任何合法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选举和订立劳动法案。一个普通的道理就是：对现实有利的对将来才有利。
马克思在另一封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对一些所谓经济理论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信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对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论证是有异议的，他们是想从日常生活的交换关系中直接抓住价值量。所以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的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为什么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马克思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不会对价值规律的表现和它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发生任何困难。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有着天赋能力，而是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本身，让他们获得了与真理不断接近的渠道。倒是那些脱离实际、纠缠于理论的细枝末节的文人，走进了死胡同，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
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批判，占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当的精力。因为这种思潮带有民主自由的假象，对工人阶级的危害最大。
恩格斯给泰·库诺的信中论证了自己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说得很激进，但是对工人有任何实际意义吗？这种连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都搞得本末倒置的说教，只能被定义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主张一切地方一切组织都要自治，这样他们就连什么是社会都不能正确理解了。“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它的组织功能完全是两个概念。不是国家创造资本，而是资本孕育国家。如果把人们的斗争目标转移到对付国家机构上面，那不是很危险吗？
关于团结的问题，请看恩格斯写给奥·倍倍尔的信：
“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喊团结的人更多。”
团结的口号就像橄榄枝，最容易撩起人的向善之心。但是，团结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因为它总是围绕原则来进行。如果丧失原则，团结不但没有意义，恰恰是自我毁灭之路。所以，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嘱咐奥·倍倍尔：“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不但如此，恩格斯还把团结这个问题深刻的哲学意蕴告诉了自己的同志，他接着说：“不过，老黑格尔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