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世间有一种理论，它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代表着世界继续进步的探索之光，那么，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接过这一把前进的火炬，在诸多繁杂的学说和交叉的主张与声音当中，努力保持这一火炬的亮度和力度，使之与它的初衷不离不弃地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当今时代的这样一种理论。
一种理论的基点越高、涵盖范围越广，它的传播与生长也就越复杂。在这期间，难免有误读和分歧。我们就此应该想得全面与周到一些。
一、日常生活的自觉
我们越是不使用“马克思主义”这种标准词语，越是能看清这个主义的灵魂自己生长的轨迹。
（一）所谓自发性
人的行为的自发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就是说，在正常的健全人那里，不会有不自主的行为。人们平时所谓的自发性，不过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他所由出发的思想观点，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过滤。它只遵循一个原始的意念——趋利避害。有一种说法很适合这种原始意识：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一切都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抱有这样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不影响他的劳动和社交活动。但是，在战争、疾病、危险境遇等等的当口，持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就会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
“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古希腊的这句名言对于只有自发性意识的人来说只当是没有存在过。更加深刻的思考对于他们就更如同外星球的东西。受教育程度乃至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种自发性存在的普遍前提，但是，更加有力度以至于更加有存在土壤的还在于对这种自发性的引申和利用。
在我们国家，有一句特定时期产生、并延用到今天的政治成语——上纲上线。不管做了什么坏事，犯了哪类的错误，一做检查就先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去说原因。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四人帮的流毒”、“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等等。这种所谓的“深刻”，最是不着边际的胡扯。好像这样就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避免了犯错误的趋势。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自发性，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这对于真正的改造自己一点作用也没有，甚至还有点法不责众的心理，谁让资产阶级等等的思想普遍存在呢。在十年动乱期间，照样有人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广泛阅读历史和文学书籍，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自然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可就有那么些人，自叹“中了四人帮的毒，浪费了时光”。我们不禁要问：四人帮每天拽住你的手、挡住你的眼了吗？这里面掩盖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观念——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独立见解。如若中国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见解，动乱的进程还能否这样长，表现能否这样令人不堪也就两说了。正因为没有独立而深刻的思考，才会把别人思考的任何结果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
（二）自觉性的多种表现
向善，自古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在很早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古希腊的先贤们往往把善和美紧密联系起来，比如苏格拉底和希庇亚有一段对话，他们在讨论正义和善的时候，很快就把目标引向了美，苏格拉底诱导希庇亚得出结论说，我告诉你：对一切人来说，无论古今，一个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里有钱，身体好，全希腊都尊重他，长命百岁，自己替父母举行隆重的葬礼，死后又有子女替自己举行隆重的葬礼。我国的孔子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生活过得好，又受人尊重，如果是正当手段所得，那也是人之常情。在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完全可以和古代的人相通。
人的追求完美，追求幸福与快乐，追求自由和正义都是客观必然的倾向，没有这种力量，社会将无法前进，也无法与邪恶愚昧作斗争。当我们以很深的印象回忆起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起点仍然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见物不见人”、“苦行僧主义”，那更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智慧，或者说对智慧的追求，这是人类的天性。不会因为它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生命就使人类举步不前。愚顽不化，怠堕成灾，总是令人不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尽管这一目标非常高远，但它是向善的，正向的，积极的。我的理解，一个人的一生与历史发展放到一起是很短暂的，我们只能做到专于一门，其他领域能够做到通晓，这也便是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指向的目标。
勇敢，这是人类追求的又一完美侧面。为了崇高的目标敢于做必要的牺牲，对一些短期的利益敢于放弃，能够做相应的承担。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大量存在，人类才不断成长，走向光明。相反，那些贪生怕死，小肠鸡肚者，只能作为社会进步的背景存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成果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其精神动力的核心，是一定包含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从文化形式的独特性方面看，以下的事实需要我们给以特别的注意，并进行深入的反思。
批判与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要求下形成的独特的风格。
当然，以往的思想发展也一定经过了较量，将优秀成份保留下来，将历史的垃圾洗礼出去。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凸显了批判与斗争的风格，首先在于它所处的时代特色。实际上，这一时代特色从资产阶级的掘起就已经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被称为“战斗的无神论”，他们对封建主义的那种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式的进攻，是后人永远需要继承的精神财富。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也被包括在这一战斗成员的行列中。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从两位导师的论断中可以理解到，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有阶级存在的阶段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从奴隶社会到今天，阶级斗争已经从你死我活的状态转为对抗加对话的状态。也就是说“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了，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再有了。在这整个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斗争最激烈的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国际歌》中所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因为这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反对一切私有制的斗争。它和以往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知道，法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经历了“革命——复辟——再革命——再复辟——再革命——直至资产阶级胜利”的复杂过程。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所做的最后的斗争相比，在深刻和广泛程度上还是差得很远。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所进行的斗争，它所指向的对象是一切私有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切传统观念，还因为它的对手——私有者及其私有观念同样是经历了殊死的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对手的复杂性和坚韧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我们自身内部的浸润——每一位战斗员都有着在一定条件下变为私有者的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在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候，还要不断对自身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方向进行调整和恢复，而这种自醒性的战斗完全不亚于指向客体的斗争。
当然，从人类学和人类解放学的双重角度来看，在进行完最后的斗争之后，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尽管还存在进步与落后的矛盾，但是作为意识形态性质的矛盾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时的具体状态是我们现在的视野无法预测的，我们只能知道它与我们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相比，有着根本的质的差别。
为什么在现实传播中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批判与斗争特色还这样明显和突出？很简单，因为我们还在最后的斗争范围内。
让我们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角度来认识一下列宁的足迹。大家都知道，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所做的工作，他对机会主义所做的斗争，比任何其他的斗争都多。这是为什么？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公开的阶级敌人，它往往打着创新的旗号，消融本阶级的战斗意志，相当于潜伏在本阶级当中的特务。这类镶嵌在机体上的敌人，要比站在对面的敌人危险性大得多。所以，在我们阅读列宁著作的时候，总有一种战斗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便是在今天这种从宏观上看被称为和平年代的条件下，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其斗争形式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我们不防引用一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国悲剧》中的叙述，他在谈到美国对苏联的攻击野心时，讲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典型的处心积虑，不幸的是这种阴谋不但得逞了，而且比预想的目标走得更远。不是吗？苏东剧变，就不是一个苏联的问题了。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一时间掀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就连中国的改革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直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还是一个重建的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下批判的武器，只讲什么世界人类和全球这类的空话，那就是自取灭亡无疑了。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它的批判与斗争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当今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既然时代没有变，这个时代的精神就不可能变。谁不了解这一点他就是时代的盲人。我们绝不能再写出第二部《大国悲剧》。
现在就来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产生过敏性认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