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虽然主张对任何微弱细小的生命都要尊重，但是如刚刚所说，其实我们每天在无意之间伤害很多生命而不自知，例如呼吸时空气里没有微生物吗？茶食之间没有微小的生物吗？甚至打针、吃药、开刀、火葬、土葬，难道没有伤害寄附吾人身上的生命吗？只是当下我们并没有“杀心”，因此吾人的修养，纵有杀生的行为，也不要有杀生的“心业”。既有伤害物命的行为，便要对不慎杀害之生命生起惭愧之心，为之深深忏悔，这就是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
佛教主张持戒，戒的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也就是尊重。例如五戒的不杀生，就是不侵犯别人的生命；不偷盗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财产；不邪淫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贞节；不妄语就是不侵犯别人的信誉；不饮酒就是不侵犯自他的智慧。
佛教是一个倡导平等的宗教，例如“人人皆可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成佛”，都是对于人格的尊重。这种特质经过持守戒律来实践、升华，最终达到不仅尊重“人权”，也能尊重“生权”。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持守五戒，因此不敢学佛受戒。例如，曾有一位开布店的老板娘说，经常有顾客上门买布，在看过布料后总会问道：“你卖的布会褪色吗？”这时候如果照实说会褪色，生意必然做不成，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打方便妄语。也有农夫说：“我们种田栽水果，为了收成好，不得不喷洒农药，驱杀害虫，如此怎敢受戒呢？”
其实五戒可以全部受持，也可以随分受持。如《法苑珠林》卷八十八引《大智度论》说：“戒有五种，始从不杀，乃至不饮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满分行。”由此可知，在家居士人人可就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容易受持的一戒、二戒，乃至三戒、四戒，精进受持，渐渐达到五戒圆满。也就是说，即使从事不正业的人，一旦发心学佛，还是可以就自己的方便，先从少分戒受起，然后慢慢待机转业。只要有心，世间的职业千百种，这行不做可以做那行，不一定要以杀生为业，也不一定以伤害人体的业务作为自己的职业，换个工作，还是可以生存。例如：
甚至，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而且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亦即所谓的职业道德。
（一）要有因果的观念：不借公务之便而贪污诈欺，假公济私，收受贿赂，强取豪夺，威胁利诱等；凡有所得，悉数归公，一丝不苟。
（二）要有忍耐的力量：受责不抱怨，遇难不推诿，要任劳任怨，一切想当然尔。有了忍耐的力量，才能担当，才能负责。
（三）要有敬业的精神：在工作中，要认真负责，要乐在其中，遇事不推托，不以磨人为乐，要给人方便，给人服务，此即是敬业。
（四）要有感恩的美德：凡事感恩，感谢老板提供工作机会，感谢同事、部属协助我们工作等。有了感恩的心，不论多忙、多累，都会欢喜地去做。
因此，发心学佛后，除受持净戒外，更需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广修善业，并以“八正道”为生活的准绳。所谓“八正道”，即正当的见解、正当的思维、正当的语言、正当的职业、正当的生活、正当的禅定、正当的忆念、正当的努力。能将佛法糅合在生活中，才堪称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
我们知道大师对政治主张“问政不干治”，那么请问大师，佛教徒可以参政，甚至参战吗？乃至战争时可以杀敌吗？
星云大师：过去一般人谈到宗教与政治，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所谓“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实际上，“政教分离”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然而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
所以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明瞻法师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或有出家转而出仕朝中贵为宰相者，如南宋的慧琳法师，宋文帝礼请他为宰相来治理万机，南宋因此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都称他为“黑衣宰相”“紫衣宰相”；或有一度出家为僧再为人君者，如明太祖朱元璋，17岁时曾在皇觉寺出家为沙弥；更有舍弃九五之尊剃度出家者，如清朝的顺治皇帝，从小就对佛教有一分孺慕之情，当了帝王之后，对佛教的向往之思更是有增无减，最后毅然决然抛下皇位，追求他心仪已久的出家生活。而对于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出家人更是不计其数。
尤其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更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朝廷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耶律楚材，元帝入主中原时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耶律楚材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定制度，先后辅佐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由于佛教的教义与僧侣的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因此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也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
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肯定的。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背景，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乃至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都在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其实也没有不对。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因为出家是信仰，参政是人权。
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服兵役，国家是大我的生命，是众人所依，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为国杀敌，为国而战，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都会有公论的。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谓的“三聚净戒”，包括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饶益有情戒是属大乘菩萨戒，所以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不是为嗔而杀，好杀而杀，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同样的，佛教徒参战杀敌，他不是为嗔恨而杀人，而是为尽忠报国，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此救国救民之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曾有人要入籍美国，但表示不愿上战场捍卫美国，移民官便不发给他美国公民证。所谓“舍生取义”，是圣贤的行为，这时的参战也未尝不可。不保护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社会没有帮助，不顾及世间之所需，是会被国家社会遗弃的。
再说，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暴徒，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有的保家卫国，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慈悲，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济伤亡。
当然，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在中国的三国时代，诸葛亮“七擒孟获”，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
其实，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战争。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也要降魔，也要战争。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如果是小乘修道者，小乘人要求消极的慈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杀生，这当然是好事；但大乘佛教主张在必要时，也能以力量折服敌人。所以参政、乃至参战与否，就看自己是发小乘的自了心，还是行大乘的菩萨道而定了。
总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所以，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问政不干治”，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也就是说，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过去有人主张“乱世用重典”，尤其对重刑犯处以死刑，以收警戒之效。但现在是个讲求人权的时代，有些国家和地区立法废除死刑，有则持保留态度。请问大师对死刑存废的看法，以及执行死刑是杀生吗？人有权利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吗？
星云大师：在《论语·为政篇》里，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政令教导，以刑罚管束，百姓虽会为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唯有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才会知道羞耻而走上善的正途。
现在的社会由于功利主义挂帅，导致价值观念严重偏差，造成种种失序的现象。有人主张“乱世用重典”，希望通过严刑重罚来遏止犯罪。但是法律的制裁虽能起恫吓作用，往往只能收一时治标之效，却不能杜绝犯罪于永远。因此佛教认为，正本清源之道应是宣扬因缘果报的观念，人人持守佛教的戒律，体现慈心不犯、以法摄众、以律自制、因果不爽、忏悔清净等教义，才能确实改善社会风气。是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多年来不断发起、举办各种净化人心的活动，诸如“七诫运动”“慈悲爱心列车”，乃至“三好运动”。“三好运动”即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无非是希望用“三好”来去“三毒”，让我们的社会能化暴戾为祥和，化嫉妒为赞美，化贪欲为喜舍，化浊恶为清净。
不过，佛法虽能防患罪行于未然，对于一些未受佛法化导而已然违法犯纪的人，还是需要法律给予适度的制裁，才能维持社会的秩序。例如小自拘禁、易科罚金，大至对叛国、贩毒、杀人等重刑犯处以死刑等。但是现在有一些国家以维护人权的立场，主张废除死刑。也有的主张“除恶之本，莫过于死”，因此对死刑的废除采取保留态度。
死刑的存废争议由来已久。死刑对遏止犯罪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成效？记得蒋经国执政的时代，台湾凡是犯下抢劫案的人，不问理由，一律枪毙，倒也发挥一时的吓阻作用。但现在抢劫案很多，不因枪毙就没有，反而更多。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环境、人性等种种因缘不同以外，古代的死刑执行手段千奇百怪，诸如斩、枭首、戮、戮尸、弃市、肢解、剖心、炮烙、凌迟、射杀、醢（捣成肉泥）、活埋、车裂、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任何一种方法都足以令人痛彻心扉，闻之丧胆。现在的死刑则愈来愈人道，坐电椅、打麻醉针，甚至一枪毙命，其所带来的痛苦是短暂的，似乎已不足以产生吓阻之效，因此有很多暴徒不断向法律挑战，如此也就更加不得不有制裁的手段。
至于执行死刑是否杀生？记得二十多年前，台南市有个杀人犯，连续杀了七个人，后被判处死刑。当要被枪毙的时候，因台湾多年没有实行死刑，所以监狱里无人敢受命，只好从台北“国防部”请了四位宪兵执行。这些执行枪毙的宪兵有罪过吗？没有罪过，因为他们是在执法，而不是杀生。执着不杀生，反成了法执。所以执行死刑的人构不上杀生罪，因为他不是主动杀人，而是执行法律。对他而言，只是一种任务，并没有杀心。只是社会上一般人对刽子手必然也会有不好的看法。
凡事都离不开因果，对于有些国家主张废止死刑，如果死刑废止了，完全没有因果也不行。试想，一个人杀了多少条人命，自己却不受因果，总是说不通，所以有时候要“乱世用重典”。但是判处死刑太多也不合人道，完全废止也不是办法。唯有号召全民的力量和觉性，从“净化心灵，重整道德，找回良知”做起，才能改善社会风气。此中提倡受持“五戒”最能发挥成效，因为如果一个人受持五戒，自己的人格道德就能健全；一家都能受持五戒，一家的人格道德都能健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都能奉持五戒，那么国家的安和乐利，世界的和平，人间净土的完成，也就指日可待了。
世间的法律，因过失杀人或自卫杀人，一般都会从轻量刑。请问大师，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自卫杀人有罪过吗？
星云大师：自卫杀人，有没有罪过？这要看自卫的程度，有时候可以用另外的方法自卫，不必一定要杀人。比如为防小偷，吓唬他不敢来，或防备严密，最为上策；小偷上门了，把他吓走，也不失为中策；遭了小偷，造成财物损失，或与之打斗，此乃下策。
现在美国枪支泛滥，就是因为让美国人拥有枪支自卫。中国人过去一般家庭中都备有棍棒，也是为了保护一家安全。现在有的人雇请保镖、侍卫，也都是为了自卫。多年前在台湾的北投曾发生一桩案件，一名台湾人刘自然被美国士兵用枪打死，结果美国判决该士兵无罪，理由是自卫杀人。此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由此可见美国对自卫的重视。
另外，在美国也发生过两个小孩到邻居家的院子玩，结果被屋主打死，杀人者同样被判无罪的事件。美国人对个人的隐私权极为保护，所以每个国家对自卫杀人的定义、看法、判刑程度，都没有一定的标准。有的人认为自卫杀人，理由正当；也有的人觉得因自卫而杀人，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