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一时期最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郑建业、赵复三和高望之等主持，而由教内外学者参与撰写的《宗教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基督教辞条，以及陈泽民和刘建主持，也由少数教内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罗竹风任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基督教辞条。
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大陆上第一次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学术规范的方法介绍基督教的严肃出版物，为后来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有用工具和升堂入室的踏实门槛。
这些成果本身反映出的反思，也许不很深刻甚至不很明显（程度当然因人而异），但是，这些成果（包括其中“革命”痕迹还很刺眼，观点还很僵化，表述还很简化的那些作品在内）的出现本身，基督教研究的“复活”本身，的确是知识界整体“从革命走向反思”的结果。
当然，这些学者中有教会出身者（如赵复三等），他们也具有某种从革命到反思的经历；还有在“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者（如高望之等），他们也因此而同样具有“反思革命”的需要；也有更老一辈的学者（如徐怀启等），他们研究基督教只是“朝花夕拾”或重操旧业；还有从哲学等专业转向基督教研究者（如杨适等），他们走的是典型的“从革命到反思”之路；最后，其中还有极少数年轻一辈的学者（包括笔者在内的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专业以及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学术性的基督教研究机构——毕业的极少数研究生，还有刚恢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科的极少数在校生），他们在年纪上不属于那一辈学者，但却赶上了那一辈人的“反思”大潮，参与了刚刚复活的基督教研究工作。
三、第二代学者：从了解到理解，从寻求到收获
第二代学者包括上面提到的在８０年代初期参与了第一代学者的工作的少数年轻学者，但大多数是８０年代约在二十多到三十多岁的研究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是全国仅有的两三个宗教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则是各大高校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以及其他系科毕业的研究生，更少一些人还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这些学者构成了８０年代中后期至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主要力量。
我想，这一代学者的特点，也可以总结为两点。
１．从了解到理解
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复活之后，全国数量极少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的对立”（实际上来自金陵神学院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除外），到“客观的了解”，再到“同情的理解”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在不同学者身上的进程快慢有别，方向略有差异，但总体的趋势却大致如此。
我们所谓“第二代学者”的情况，表面看来也大略如此。但是，由于他们比起“第一代学者”来，受到僵化意识形态浸泡的时间较短，由于他们年纪较轻而思想活跃，更由于他们已往生命中一半以上的岁月，是在所谓“革命”“政治”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危机中度过，他们全部中途辍学，亲身从生活艰难、矛盾纠结的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地挣扎过来，同时他们那不亚于老一辈的怀疑、苦闷和彷徨，却因为年纪尚轻而未导致彻底的绝望，并未完全泯灭光明的憧憬和美好的理想，凡此种种，都使他们对“新鲜的”、“外来的”事物，包括基督教，不会抱有“第一代学者”那么严重的“批判的对立”的态度。正相反，这一代学者对于基督教，正如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一样，是抱着一种急于“了解”的态度，因为，正如这一领域之外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在探索着个人或自我的精神出路，在探索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出路，就他们对基督教的研究兴趣而言，这种探索自然采取了尽力“了解”基督教的途径。
然而，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逐步全面、逐步深入，这一代学者就总体而言也从“客观的了解”，程度不同地走向了“同情的理解”。我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基督教本身魅力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不带偏见的学者得到可供心智畅游其间、乐而不疲的理解空间；二是这些学者自身的前述特点，尤其是其生存经验的丰富性，或者也可说其生存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他们获得或者“磨练”出来的理解力，比“僵化意识形态受害者”（这种人在上一代中为数更多）要宽阔得多；三是在他们开始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年代，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上下、国内国外的注目，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深远意义，自然也必然要求他们对之有多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理解。这就使这一代学者在基督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总体而言，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第一代学者”。
２．从寻求到收获
这一特点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这一代学者的整体，也的确属于这一代学者的总体特征——他们以对个人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出路的认真寻求始，以基督教研究方面超越前辈的丰富收获终。
但是，这一节想强调指出，就第二代学者中可以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那部分人而言，“寻求”和“收获”是具有另一层含义的。
这就是个体生命的寻求和收获，对基督信仰的寻求和收获。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属于个人私事的宗教信仰问题，深入或具体的描述是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的。所以我只想从思想文化角度指出三点：第一，这种从寻求到收获的个人经历的发生，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第二，这种个人经历的结果，具有相当深远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第三，这种个人经历尽管各不相同，但也具有不少的共同之处。
第一点指的是这一代人生长的处境极其独特，堪称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而空前绝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这一代人生长的处境，即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这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个由政治领导有意识造成的高度单一的政治社会，从经济生活到文化生活莫不高度政治化，甚至连家庭教育、恋爱婚姻、个人情趣爱好这类高度私人性因而是多样性的事务，也都通过全方位的政治干预而齐一化了。一切民间社团或组织（包括最紧密的传统“家族”组织）经过政治扫荡或社会改造，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横向社会关系的有机“团粒”结构，经过“政治运动”的反复冲洗，剩下的只是赤裸的或无机的“沙粒”式的个体。同时，每一个个体又毫无例外地被纳入了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组织”之中，使得纵向的即上下级的关系主宰了一切人际关系。从摇篮到坟墓，人生纷纭万事，从日常工作到政治社会活动，从每日口粮到“文娱体育”活动，全部都要依赖“组织”，全都纳入了组织要来“解决”的“问题”（在那些年代，加入共产党被称为一个人应该解决的“组织问题”，甚至恋爱婚姻也被称为应解决的“个人问题”）！
在精神文化方面，如前所述，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非由当政者主张或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产品，都在扫荡之列；既往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以及当代非马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心智产品，从书籍到报刊，从广播到电视，从音乐到艺术，从戏剧到电影，全部从所有人的眼前，耳边和心里扫除！这种情况当然是逐步发展、愈演愈烈的，但是，在这一代学者成长到开始懂事知世的少年时期，上述情况就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和严酷的处境。
这种处境，不可能不在一些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内心抗争和热烈的精神寻求。
而且，这种抗争和寻求自然会奔向相反的远方，奔向终极的灵性的自由。一座铁屋的对立面不会是另一座铁屋，而是铁屋顶上的蓝天；一种严酷的对立面不会是另一种严酷，而是克服严酷的仁爱。因此，这种寻求会走向基督教信仰，会以得到这种信仰为终极的收获，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第二点指的是，在儒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统治了两千年，后来又由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了几十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旧传统”时期国人的宗教权利不平等（除皇帝之外，人皆不得祭天），各宗教的地位亦不平等（儒教之外的宗教，或无法律保障，随时可“灭”，或称“淫祀”、“邪教”，处于社会边缘），而“新传统”时期国人曾自愿或被迫地抛弃宗教，各宗教尤其是“洋教”曾经濒临灭绝的历史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真诚的求索而以基督教信仰为归宿，其意义必然远远超出了个体生命本身，而会有某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第三点指的是，共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之作用，必然表现在这一代人不同个体的经历中，由此可以有助于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当然，这种论断必须要有大量个人的自我陈述支持才能成立。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普遍状况显然是会产生作用的。例如，由于在其成长年代或青少年时期中国教会的消失，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最初认识，会更多地来自教会之外；由于同一时期圣经在中国的绝迹，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最初理解，会较少地来自阅读《圣经》；由于学术比之于宗教，生存的威胁较小，在一定的时期中处境较好，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了解，会更多地通过学术途径；由于知识环境的长久封闭，对教派历史的遥远隔膜，对信仰内核的热切向往，这一代学者较不在意于基督教各宗派的分野，甚至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野也不那么看重；由于前述社会思想文化的危机所引起的关注，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关心，会带有更多的人文思想和社会文化情怀；由于中国旧传统中上帝观念的泛化，马列新传统中无神观念的普及，由于在中小学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对基督教负面印象的极其深刻，还有现实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环境的高度复杂，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皈依，会比别的世代经历过多得多的彷徨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