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自由”和“人权”而言，这两项却被一些人说成是西方人的发明和专利，中国人既不向往之，亦无权享受之。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不符合中国的精神文化或优秀文化方面的事实。
就是说，尽管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或文化糟粕忽视人的自由，践踏人的权利，尽管中国古代的话语中，人权概念并不凸显，但是，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根本没有这两种概念，中国人并不是不要自由甘被役使的天生奴才，并不是毫无权利意识可以任人宰割的低等动物。这一点，从庄子到梁启超关于自由的精彩论说，从董仲舒关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论述，到路温舒痛斥诏狱维护人权的奏章，都是生动的例证。
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具有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就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人人天生而有，也就是人人平等的，也就要求承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人人平等的权利，又只有在正义的原则之下才能得到保障。在此，这四项内容同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精神性要求自由，自由要求平等，平等要求人权，人权要求正义。这四项内容都是人的精神性注定了的，所以属于中间层次或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
这四项内容同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民主”、“法治”列入其中呢？我们是不是不要民主、法治呢？不是不要，但这两项不是价值本身，在逻辑上不宜与这四项并列。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它是保障平等的程序，保障自由的程序；法治只是一种手段，但它是保障人权的手段，保障正义的手段。它们是最适合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操作工具或制度设计，但不是我们所思考的普世价值本身。
最后，我们来看“高层次”或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
它包括“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这四项内容。这四项同样在中华文化中有源远流长的丰富表达。当然，“天下一家”的典型表述，有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还有墨家的“兼爱”（“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之说。“众生平等”的表述，以佛教本生经中佛陀“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故事最为典型，基督教中关于狮子与羊群一同生活的理想状态，以及圣方济各（圣弗兰西斯科）关于自然万物皆为天主所爱的着名理念也表达了这一思想。“万物一体”则在道家和儒家中均得到大量的论述，其中最精彩的有张载此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还有程颢此语：“若夫之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不爱者哉！”王阳明的说法则触及了这种博大的仁心所来自的本源：“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最后，关于“敬天爱人”，尽管各大宗教均以这一精神为其根本，但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语言是典型的儒家训诫，它甚至高悬于帝王的办公场所。它也同基督教“诫命的总纲”，即耶稣总结的“爱上帝爱邻人”（或“爱人如己”）完全一致，而且都进一步涉及了博爱或泛爱的超越此世的根据。所有这四项内容，各大宗教和各大文明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是精神却相互贯通。
最高层次或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第一项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第二项扩大到了生物之间的关系；第三项又扩及无生物和整个宇宙内部的关系；第四项则延伸到了人与宇宙本源的关系，以及以上所有关系的本体根据。所以，这四项内容之间也有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和层次上的上升。
最后，回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上来，我想说，所谓“爱祖国”，应该落实到“爱人民”上来，所谓“爱国”，应该落实到“爱人”上来。而在社会层面上，爱的表现又不应该止于情感，而应该走向伦理层次的正义，应努力反思社会公正的缺失及其原因，并以行动去促进人间的正义。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于宜园
在世界上，谁能快乐？
——《终极之问：弗洛伊德对路易斯》中译本序
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有一部长诗，题作：“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假如我们把这个问题换成：“在世界上，谁能快乐？”你会怎样回答？
我想，你多半不会选择“总统”、“总理”作为答案，因为你知道他们责任太大，压力太大；你也不一定选择“王子”、“公主”，因为你可能看过《王子与贫儿》、《罗马假日》；你还不一定选择“富翁”、“富婆”，因为你可以想见，他们面对丰盛宴席时的快乐，常常不如乞丐手握半只鸡腿时的快乐，而且，快乐是一种心境，绝不是谁买谁有、随买随有的。
也许，“哈佛大学的学生”是一个不错的答案——他们拥有全世界的老弱病残们羡慕向往的活力、体能、智力、青春，他们实现了全世界的中小学生遥不可及的人生美梦，他们在全世界最有名又最有钱的大学里，享受着最优越又最开放的教育条件，他们还拥有轻松获得美好职业的远大前程……然而，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一位心理医生，即本书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多半都说，他们“不快乐”！
当然，你不一定关心那些“天之骄子”是否快乐。但是，你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你是否快乐？你也许还有兴趣知道：人为何常常不快乐？怎样才能快乐？
在这本书里同你讨论这些问题的，不单有一位哈佛教授，而且还有两位可以当哈佛教授的老师、被无数哈佛教授钦佩不已的人物，影响了２０世纪人类思想而且还将持续影响以后的人类思想的大人物——Ｓ·弗洛伊德和Ｃ·Ｓ·路易斯。
Ｓ·弗洛伊德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却是比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加出名、更加引起轰动的科学家。事实上，他的学说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变好变坏，姑且不论），因为他的“心理分析”（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常见的“精神分析”
一词是一种误译，因为ｐｓｙｃｈｅ不是ｓｐｉｒｉｔ，“心理”不是“精神”）理论，影响了从医学到文学，从教育到伦理的各大领域中对人类行为的解释，甚至成了２０世纪“性解放”的理论基础。
Ｃ·Ｓ·路易斯不但是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多年授课“座无虚席”的教授，而且是作品常年畅销又风靡银幕的儿童文学和科幻小说作家，不但是热情洋溢的诗人和成就非凡的学者，而且是深受欢迎的演说家和通俗易懂的神学家。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人类天才中因标新立异而惊世骇俗的“另类人物”，那么，Ｃ·Ｓ·路易斯就是人类天才中因睿智敏锐而洞察人生的“良师益友”。事实上，路易斯机智而又亲切的人生分析所依靠的，是在两千年前开始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督事件。当然，对个人来说，这种改变在此生此世本质上是“灵性”的或“属灵”的（即比“心理”更高的层次，即“精神”的），不过，对人类来说，这种改变在两千年中确实带来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巨大改变，从医学到文学、从教育到伦理、从政治到经济、从性关系到婚姻家庭……无一例外。
就此而言，如果说弗洛伊德依靠的是对人的（特别是性的）心理的分析，那么，路易斯依靠的就是对神的（特别是基督的）启示的领悟。
然而，读者要知道，这两位大师在此同你讨论的，绝不仅仅是“怎样才能快乐”，而且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一连串问题——请你马上翻看一下本书的“目录”！
翻看之后，请你想一想：其中有哪一个问题不重要，哪一个问题不是“终极之问”呢？
这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这两位大师在这些问题上曾经完全一致，后来又截然相反——两人的一致，不单指两人都曾患有忧郁症，都曾分析过自己幼时的性心理（一位曾爱慕年轻的母亲而嫉妒年老的父亲，另一位曾对美丽的女教师心存非分之想），都曾经历过丧亲之痛和疾病折磨，都曾经历过遭人嫉恨而不得志的处境……
更是指两人都曾抱有类似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曾对“终极之问”和“快乐”问题有类似的答案，都曾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曾对神抱有“质疑”或“对抗”的态度。两人的相反，指的是弗氏直到人生的终结，都抱持早年的理论，而路氏则在人生的中途，就幡然悔悟而皈信基督，从此，两人对本书“目录”中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有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弗洛伊德至少在其着述中依然故我，而路易斯则在着作和生活中都抛弃旧我，俨然新生！
你可以想见，这样两位观点截然相反，但却是同样学富五车、同样思想深邃、同样雄辩滔滔的大师，在有关宇宙人生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唇枪舌剑、同台交锋，若能有幸坐在台下观战，该是何等精彩！感谢尼科利教授，他运用他在哈佛大学讲授这门“对比研究”课程三十年的经验和资料，在此书中搭建了这样一个辩论比赛的平台，从天上请回了两位大师登台，顺序发言，彼此辩难，从而使我和读者们真的有幸得以聆听这些要言宏论，不只一时痛快，而且终生受益！
这本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这两位大师的个人生活——从他们的忧郁症到性心理，从他们的幼年遭遇到婚姻关系，从他们的亲友同事到学术生涯，从他们身体的病痛到临死的情形……都围绕着“目录”列举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彼此对照的一一展示。
你也可以想见，当某些理论家、文学家宣扬一套理念，却有意无意地按照另一套理念生活之时，倘若不是因为心口不一，那么，就可能是因为那套理念很难实行或不合实际。因此，了解弗洛伊德和路易斯的生活，对于判断两人的理念孰是孰非会大有助益！我们又得感谢尼科利教授，他收罗并研究了这两位大师的诸多传记，特别是最能反映其真实生活的私人书信，在此书中展现了弗氏和路氏鲜活真实的音容笑貌、心路历程，从而使我和读者们不难判断，这两位都曾饱经人生磨难（也许路氏更多，因为他不仅在“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中比弗氏多经历了一项，而且还多了一项最可怕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杀中经历了自己的受伤和战友的死亡）的大师，哪一位更加“快乐”，哪一位的理念更加真实、可信，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行。
我多年来曾对读者和学生宣扬说：在印刷垃圾泛滥的今天，“开卷有益”成了谎言，“读书人”先要做“选书人”。现在我的确可以说：这一本书的确是“开卷有益”；感谢译者为我们译了这本书，出版者为我们选了这本书，因为不管你是不是读书人，读这本书不但真有趣，而且真有益！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５日凌晨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