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着尽快认识基督教。赵老师原任宗教所副所长，已调任社科院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王光美，在“文革”中被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那时停顿多年、刚刚恢复的中外学术交流，主要是接待外国访客。在社科院，赵老师英语是少有的好，知识面少有的广，主持接待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只给我们专业的研究生上过不多几节课。我第一次到所图书馆找书，看着顶到天花板、布满厚灰尘的那许多外文书；一面欣羡不已，一面无所适从。突然，一本毫不起眼的灰色书的书脊上一行白字跃入眼帘：犘狉犻状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状犜犺犲狅犾狅犵狔。这该是一个初学者应知道的“原理”吧？我遂取下了这本书。我知道《神学大全》的作者阿奎那，也知道《基督教要义》
的作者加尔文，但对这本书的作者麦奎利（Ｊｏｈ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ｒｉｅ，１９１９-２００７）却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不得不说，当时指引我眼光的，应该是圣灵。我这样说，更是因为，这本书不但决定了我的学术方向，而且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向！从此以后，我至少在主观上，是想要做基督教方面的学术工作，是想要以对人有益为生活的目标。
三十年过去，回头想来，自己不时会偏离方向，也常常错失目标。就此而论，这种“想要”，依然还只是“梦想”。而具体的梦，总有许多，有些实现了，有些未实现；实现了的，固然并不完美，未实现的，似乎遥不可及；还有一些，似乎永远无望在今生实现，但却永远不甘放弃、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
三
我开始读这本书，觉得都是至理，我由此理解了自己的信仰。麦奎利的英文明白易懂，但我一合上书，就会觉得无法说清楚，因为我不能用英文思考，只能用中文思考。
于是我决定把全书翻译出来。开始是逐段摘要，很快就改作逐句直译了。那时要出版这一类主题的书，绝无可能，所以，我翻译的目的，确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麦奎利是从人生出发来讲神学的。他先讲人再讲神，这特别适合于从青少年就经历了大风大浪，急切地想要明白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当然，说他（以及后来我才读到的蒂里希——Ｐ．Ｔｉｌｌｉｃｈ）就只是实存主义（被误译为“存在主义”）神学家，也很不全面。
因为他（和蒂里希等人）很重视所谓本体论（存在论），那是在接续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所以，他的书也很适合我天性中对思辩的兴趣。不过，我觉得他的书对我最大的恩惠，还是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使我的人生有了明确的方向。
１９８０年秋，正好三十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以前付印过的文字，只有为求几十元稿酬而翻译的一些农业机械说明书），那是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智力开发与考试制度》，文章批评了机械死板的考试制度。我想，“文革”耽误了全国中学生十二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８）的时光，使他们直到三十岁左右才得到机会考进大学学习，所以应该不拘一格，打破成规，让他们在校期间即可报考研究生。同时我还在《中国青年报》
记者的访谈中批评了不准在校生结婚的规定，理由也是“文革”已经耽误了适婚学生的青春！
我必须承认，我是从个人的经历认识到这两个问题，我的呼吁是为大家，也是为自己——爱人高师宁当时因为不准报考的新规定，已经无望通过考研来京团聚；于是我们在大家辞旧迎新之际，即当年的最后一天，不顾学校的规定而结了婚，还邀请全班同学和老师参加婚礼！不知道是否因为《中国青年报》的访谈产生了某种影响，学校未作任何反应。我想，人们心中服膺的道理，最终会胜过外在的不合理规定。这也是我的一项信念。
这项信念也关系到硕士论文的写作。我在论文中力图全面介绍的思想资源，是我内心所服膺的。尽管因为教条主义的外在规定而加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字句（参《忠实，有益？》一文，见《何光沪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而且只在六年之后才第一次全文发表，又因为种种考虑最终并未收入我的文集，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其中的内容还是决定了我的学术和生活，并且催生了我后来的好多译作和着作。
毕业后在南京教授“宗教学概论”期间（１９８２-１９８５），除了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金陵神学院陈泽民副院长引荐而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写和审稿（陈院长先已将我译的《基督教神学原理》手稿索去，给神学院的研究生作教材）之外，所写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在吕大吉先生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写了四章。该书绝大部分是吕大吉一人的作品，他作为主编，要求全书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而且基本观点要统一。我的《宗教与政治》一章被他删掉的内容最多，所以我几年后将那些内容稍加整理，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为题，发表在《文化：中国与世界》１９８８年第４辑上。那时我开始思考了儒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的内外因素、宗教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这一时期翻译也较多，虽然有些多年后才出版，有些至今没有出版，更有许多人告诫我说译作“不算成果”，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学术始终需要翻译，通过翻译，才能扩大眼界。表面上看，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传承丰富博大，国人的眼界当然很宽。其实，事情可能正相反：太大，就不容易跳出来；太久，就不容易拔出来；太多，就不容易再去虚心追求。看看西欧北欧那些小国，为什么许多人能说几门外语？为什么一般人都视野广阔、思想开放？我想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的国家很小！
四
１９８５年９月底，我利用国庆假期到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博士生入学考试。
考后到天安门，面对广场南侧的孙中山像，想起九年前的“四·五”事件，不禁下跪默祷（当时社会形势正走向开放祥和，旁边的军警见状也只是多看我几眼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不知这是否预示了今后几年颇不寻常的博士生生活。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的“大风大浪”，另一方面，是学术生活中的“边学边干”，两方面合起来看，确实表明了这一代学人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正常的学习过程常常被社会巨变所打断，而且表现为恢复学习后依然不得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此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８９），我同正在读研的妻子，与上小学的女儿一起，生活在那个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校园里——妻子在走廊上用煤油炉做饭炒菜，全年级同学都叫“好香”或者“啊——嚔”（有时锅里放了辣椒）！全级博士生共二十来位（全社科院平均每个研究所不到一位）。大家聚会时总要议论时事，议论国家改革进程中的大政方针，难怪这些人现在基本上都是所谓“学术骨干”或“高级干部”。我还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新老朋友，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不时聚会，讨论“丛书”和“辑刊”的选题、译、着、编等学术问题。当时已经感到，后来也已证实，这个“编委会”所聚集的确实是这一代学人在京的佼佼者中相当一部分，尽管有些人后来走到了匪夷所思的道路上。
这段时期，除了自己翻译、校译几本宗教学方面的书，撰写一些介绍文章之外，还参与编辑了“西方学术译丛”的宗教学系列，主持编辑了“宗教与世界”丛书。这些工作不但是为了给当时刚刚复活不久的中国宗教学研究提供学术资料，而且也是为了给当时刚刚走出禁锢、开始“解放思想”的中国知识界提供思想资料。这种资料不但对于有关学科的奠基是必需的，对于有关学者突破国界、走向世界是必需的，甚至对于国人在思考问题时不限于形下“器”的层面，而走向形上“道”的层面也是必需的。
在这种思路之下，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西方宗教哲学的内容为题（当然我也思考了这门学科重要的形式方面，即其体系结构），并在刘小枫出国留学后欣然接手《基督教文化评论》的编辑出版事务，也就很自然了。只不过，这两件工作实际上都难免受到了那个年头“大风大雨”一言难尽的影响。
１９８９年７月，我留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直到２００１年８月，一共干了十二年。在此期间，主要的工作大约可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以基督教思想、宗教哲学和宗教学领域着作为主的翻译，包括译出麦奎利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翻译利文斯顿的两卷《现代基督教思想》、蒂里希的《系统神学》第一、第二卷和《爱、力量与正义》，孔汉思、库舍尔合编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校订麦奎利的《基督教神学原理》，以及其他好些着作（其中有些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宗教学系列，有些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宗教与世界”丛书，有些在其他出版社分散出版）。还有一些译文在《东方》杂志、《世界宗教文化》和香港《道风》杂志发表。
第二个方面是从宗教或精神角度来看的广义的中国文化问题，在这方面就形形色色的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包括从学术论文到杂文、时评等不同的体裁。论文中引起较多关注的有《中国宗教改革论纲》和《中国文化的根与花——也谈儒学的返本开新》等，前一篇文章提出了“敬天而不祭祖拜物，修行而不遁世出家，贵生而不迷信方术”的儒释道三教改革方向（以前我曾经在《中国知识分子向哪里寻求智慧？》一文中，提出过中国宗教哲学的“新内圣”之道：“不祭祖拜物而敬天，不任情纵欲而率性，不遁世出家而修行”，以及“新外王”之道：“不党同伐异而求和，不专权愚民而有序，不法古复礼而践仁”）；后一篇文章论证了儒教与儒学是“根与花”的关系，儒学要“返本”，必须返归先秦天帝观，要“开新”，必须对外向基督教思想开放，对内向民众向社会开放。另外，《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一文对社会文化中滥用成灾的“爱”概念和现象进行根本的分析，期能有益于现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