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内方”属于自愿异化，还有可能摆脱异化；“内外皆圆”属于不觉异化，就不太可能摆脱异化了。我们一开始往往都是“外圆内方”的，我王海明大概属于那种“外圆内方”的，但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圆”了，我的思想越来越和别人一样了。人最后都是由“外圆内方”而变成“内外皆圆”。你变成了内外皆圆的时候你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社会的意志、别人的意志就是你的意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安娜的哥哥，就是“内外皆圆”，就属于完全的异化。因为，你看托尔斯泰描写的，他夸夸其谈，谈的思想都很时髦，也都很深刻，像我们现在的教授，唾沫横飞，谈的东西确实是很有思想。但是，他们都是在谈别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大学教授所写的书，其实都是一种不觉异化，它没有自己的思想，都是别人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又都是他的思想，他和别人的思想是完全统一的，这就是一种最深的、最可怕的、没救的、已经到了癌症阶段的异化：不觉异化或完全异化。
异化是越浅、越轻就越痛苦；越深、越重痛苦就越少。完全异化，毫无痛苦，只有快乐。被迫异化是最痛苦的。你想，犯人劳动，小孩被关在屋里被迫学习，这不是最痛苦的吗？反之，自愿异化痛苦就少一点，因为异化是你自愿的，要是把王海明关起来强迫他写什么溜须拍马的书，那多痛苦啊。但如果王海明是自愿写溜须拍马的书，痛苦就少多了。但是，异化的程度越深，他就越不容易摆脱。要是把我关起来写书，我总有一天要跑出来；如果是自愿写书，那你往哪里逃跑去啊？所以，异化的程度与其感受成反比：异化程度越轻，便越痛苦；异化程度越重，便越不痛苦；完全异化，则毫无痛苦——被迫异化痛苦最甚，是初级的、初始的异化；自愿异化痛苦较轻，是中级的、局部的异化；不觉异化则毫无痛苦，是高级的、完全的异化。这好有一比：被迫异化是急性疾患，自愿异化是慢性疾患，不觉异化则是不治之疾患也。
二、穆勒的理想实验：应该使人异化的故事
异化究竟是好的、应该的、道德的，还是坏的、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这显然取决于被异化者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如果被异化者的意志是杀人放火，是犯罪，是做坏事，他的行为具有负道德价值，那么，使他发生异化，就具有正道德价值，就是应该的。比如说，强迫罪犯规规矩矩地劳动，对他进行劳动改造，使罪犯屈从于管教意志而发生异化，这是应该的，具有正道德价值。那么，对于好人，你使它发生异化，有没有正道德价值？
对于这问题，穆勒诉诸一个理想实验。穆勒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所讲的这个故事或理想实验，却是用来说明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剥夺某人的自由而使其发生异化。这个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就是有一个好人，他要过一座危桥。如果他走到这座桥的中间，这座桥必定要断掉，他就一定会掉下去淹死。但是，这个人却不听别人劝告，非要走过此桥不可。那么，应该怎么办？是应该让他自由过桥摔死，而不致发生异化，还是应该剥夺他过桥的自由，使他异化而保全其性命？
显然，穆勒回答说，当此际，应该剥夺这个人过桥的自由，使这个人发生异化：把他抱住，不让他过桥，叫他走另一条路。另一条路不是他的意志，而是抱住他的人的意志。把他抱住强迫他走另一条路，这就使他发生了异化。这个异化显然具有正道德价值。我们父母教育小孩，难免要使小孩发生异化。
教育家陈鹤琴似乎说过：我找到根据了，小孩要是实在不听话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你是要打他的，不打是不行的，棒头出孝子不是完全错的，该打就得打。通过这种强迫致使小孩发生的异化，无疑具有正价值，是应该的、道德的。
然而，无论异化具有多大的正价值，根本、全局地讲，却是具有负价值的行为，它的净余额都是负价值，都是应该消除的。为什么？因为异化是自我实现的根本障碍，是实现自己创造性潜能的根本障碍。你怎么才能够自我实现，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呢？你必须拥有自由从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因为人干什么就是什么，你只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你造就出来的那个自我才是有个性的自我，那么，你才能够实现你的创造潜能，从而成为一个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相反的，你如果处于异化状态，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仔细想想，你虽然得到很多很多好处，如教授、博导、校长、美女等等，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注定得不到，这个东西就是自我实现。因为你的行为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那么，这种行为所造就出来的必定是一种没有个性的自我，因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
因此，异化最大的弊端，就是使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因而使人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不能够自我实现。所以，一个人异化的程度越深，他按照别人意志的行为就越多，那么他就越没有创造性，那样他自我实现的程度就越低。我们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缺乏创造性？就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总是要按照他人意志去做的结果。存在主义最反对这一点。存在主义说，人的本性是处于一种“是什么同时又不是什么”的“悬欠”状态。你要是使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再是是什么又不是什么，那就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人性，使人沦为一种物化的、一种非人的状态，那就是变成猪、变成驴了。只有驴才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干什么就永远干什么，它拉磨就拉磨。驴，你说它能够干出什么名堂来？它怎么折腾还不是一头驴？猪，它再晒太阳，它再享福，你说它能实现什么创造性潜能。它干一行是爱一行的，它不会自由选择。当然，我这里不主张人都“跳槽”好。但是，你要是干一行就固定地爱一行，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发生异化了，你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我们干什么工作是要做好什么工作，这一点是职责所在，这是你的饭碗的要求。但是同时，我们干一行应该看着别的一行，应该不断地“跳槽”，不断地选择，这样才能体现出个人自由选择的自主性。
异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使人不能自我实现，不能实现它的创造潜能。这个特点就注定了异化具有两个方面的负价值。一个方面，异化具有最高的负价值，它使人沦为最高的不幸。因为马斯洛说得很对，人的需要是有五大层次，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的需要，它的满足就是人的最高的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你的重大需要得到满足所产生的心理体验。你说你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生了，你感到幸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研究生和博士生是一种重大的需要。你要是吃了一顿山珍海味，你不能说你幸福。当然，你要是顿顿吃山珍海味，你是幸福的。因为那是一种持续的重大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重大的需要，是最高的需要。它的实现，它的满足，意味着你获得了最高的幸福；它的受阻碍，自我实现得不到实现，虽然吃香的喝辣的，但你还是陷入了一种最高的不幸。你得到的那些幸福其实都是一种低级的幸福，你没有最高的幸福。一个人最令人羡慕的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成为拜伦，成为托尔斯泰，成为曹雪芹，成为贝多芬，成为拿破仑。你成为这些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音乐家的自我实现之幸福，才是最令人羡慕的。
你说你有钱，光有钱谁会瞧得起你？只有那些为了从你兜里掏钱的人才会尊敬你，而且还只是表面上尊敬你。我的钱要是够了，我理都不理你。所以，异化使你不能够实现你的创造潜能，你的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你纵使能当官、能发财，从最高的意义来说，你也是不幸的，你是一个可怜虫，你处于一种最高的不幸。因此，异化导致的乃是一种最高的不幸，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最高的痛苦，所以它具有最高的负价值，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社会一切财富最根本的、最深刻的源泉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最根本、最重要、最伟大的财富，因而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和每个人的需要，从而具有最大价值。这样，作为自我实现根本障碍的异化，岂不就是对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最大损害？岂不就是全社会和每个人的最大不幸？岂不就具有最大负价值？
异化对于人类具有最高和最大的双重负道德价值意味着：异化的正价值只可能是暂时的、局部的、非根本的，而负价值则必定是长远的、全局的、根本的。于是，消除异化便是人类极其重要的道德原则。那么，这一道德原则在人类道德原则体系中究竟占何位置？我们知道，“使人自我实现”是人道总原则，“使人自由”是人道根本原则：二者是社会治理的最高道德原则。准此观之，一方面，异化便因其为自我实现的根本障碍而是最为根本的不人道；另一方面，“消除异化”则与“使人自由”相当，因而也是人道根本原则：使人自由是人道正根本原则，是社会治理的正面最高原则；消除异化则是人道负根本原则，是社会治理的负面最高原则。于是，消除异化也就与使人自由一样，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道德原则，二者均以自我意志无害他人为前提：有害他人的行为应该异化，无害他人的行为方应自由。所以，所谓使人自由，只是给人以无害他人行为之自由；所谓消除异化，也只是消除无害他人行为之异化。
可是，究竟怎样才能消除无害他人的行为之异化？我们刚刚说过，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是异化发生的原因：异化无非是在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的情况下，自己做出而又异于自己的行为。因此，废除奴役、强制、不自由，便是消除异化的基本原则。然而，究竟应该怎样废除无害他人的行为之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从而消除其异化呢？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具体地看该异化究竟是何种异化：是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社会异化还是宗教异化？
三、５０年难忘的童年歌谣
我从来也没有背诵过它，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它，并且，５０年来，它的每一个字我都忘不了！这就是１９５８年我的小学课本上的一首歌谣：“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淘金老汉一辈子穷得慌。”这首歌谣所表达的经济不公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种子。因为这种经济不公不是别的，正是所谓经济异化，而经济异化问题乃是最根本的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基石。
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现在差不多都觉得共产主义不灵了，谩骂共产主义竟然成了一种时尚。但是有一个现象你应该深思，那就是，人类是一种非常高级因而也非常娇嫩而难以存活的动物，她是靠真理才活着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猪也追求真理，也靠真理为生。一切有大脑的动物，它的生存，都全靠真理。试想，猪要是错误地认为狼是最好的伙伴，见到狼就迎上前去，那么猪还能活命吗？人要是见了深渊就往里面跳，误以为跳进深渊就是最舒服的，那人还能活吗？所以，人类是靠真理来活着的。两千年来，历代都不乏最为深刻最伟大的思想家，坚持和倡导共产主义，并且为之奔走呼号、舍生忘死。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就是《太阳城》的作者，为了共产主义坐了３０年的牢，受尽了酷刑。还有布朗基，也是坐了三十几年监狱，仍矢志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
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人类两千多年来那些大思想家不断追求的东西，不能是谬误，或者根本来说，它不会是谬误。那么，共产主义的真理性究竟在哪里呢？
共产主义的真理性，她的全部的理由和根据，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私有制必定产生经济异化，导致经济不公；而只有公有制才可能消除经济异化，导致经济公正。然而，有的人说经济异化只是马克思早期着作所使用的概念。
确实，在马克思的早期着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济异化是它的核心概念。《资本论》确实就不用“经济异化”或者很少用了，据说一共就用了六次。当然，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说，不能看用的次数多少，你不能因为只用了六次就认为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或者说是无足轻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一句，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不是？不过，如此计较多少次未必妥当。经济异化这个概念，为什么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里面不用了，或者用得很少了？绝不是因为经济异化概念不成熟或不科学，而是因为“经济异化”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异化，它是一种“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它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着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着作，而《资本论》等成熟着作则是纯粹经济学着作。这就是经济异化为什么只是马克思早期着作的基本概念的缘故。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异化呢？为什么它是共产主义真正的支点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