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全球华人与不少外国朋友的心。在地震发生后的半个月内，我与家人时时坐在电视机前，密切关注灾区的动态，我们真是有“揪心之痛”的感觉，时常禁不住泪水涟涟。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不少孩子，不少正在上课的中小学师生被掩埋在废墟下遇难的惨状与不少家庭亲人离散的悲剧，看到有的教师、父母、长辈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刹那之际，舍生忘死保护学生、儿女、晚辈的壮举，看到无数解放军与武警官兵、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各级干部、国际救援者等日以继夜、奋不顾身、艰苦卓绝地抢救生命、济赈灾民，以及灾区干部群众自救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的确有“心灵震撼”的感觉，有奔赴灾区尽心尽力的冲动，可惜因本职工作等原因而未果。在本单位，我是最早捐款也是捐得最多的一人。这当然只是聊表寸心而已，不足挂齿。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全球华人众志成城，真情救援，有许多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故事。对此，我已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感言。我认为，在这场突然发生的大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及其子孙的仁爱之心得到极大的弘扬！民间迸发出积淀、潜藏已久的真性情与爱心，这是孔子奠定的、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仁爱”精神的直接体现，是儒家思想活在民间、活在老百姓心中的铁证！这当然是人性的见证，同时又是中国国民性的见证，是爱心、良心、良知、良能的见证，是儒家“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见证！中华文化的根源性体现出来了！我们都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汶川大地震之后全民呈现的仁爱之心，展现出的最鲜活的道德资源，我们应加以护持，这是民众的大事，对培育子孙后代都有益处！
近来，我们讨论以现代意识对“公德”与“私德”予以界定的问题。梁任公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在百多年前对儒家与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公私德的前后颠倒的评价，表明他试图从福泽谕吉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省视东方传统。这与他到欧美考察及目睹旅日革新派人士的失德败行有关。但梁任公并没有把公私德的内涵与外延讲清楚。八九十年后，另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李泽厚先生，以“宗教性道德”解释“私德”，以“社会性道德”解释“公德”，把“忠”、“孝”、“仁”、“义”划在两边，给人以启发，但仍未说清楚。例如，在儒家“仁德”的思想资源中就既含有“公德”又含有“私德”的意蕴。有的专家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以“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从理性、情感、利益的纠缠处讨论，有的专家则以法律与道德来划分。总之，非常复杂。我的一位博士生陈乔见的博士论文《先秦公私观念与儒家公共哲学试探》刚以全优获得通过，讨论甚详。我们拟进一步从当今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更深入地研讨这一问题，包括公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损害公众的利益及他人的权益，及其所涉及的伦理原则等。
近来，我们讨论得多的还有关于传统社会与制度的认识问题，特别涉及传统民间社会空间很大的史实及乡约的作用等，还涉及儒家理念与古代制度的关系问题等。后一问题，除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历史上儒学、儒家对专制制度的疏离、排拒、反抗之外，似乎还应当看到，儒学理念与儒家知识人在传统社会的若干有人性的制度之建构及其贯彻中的积极作用，这涉及有益于民生、有关民众权益与百姓私人空间的保护等问题。对中华制度文明，我们还太陌生，认识极为肤浅，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包括土地、赋税与经田界，养老恤孤、救荒赈灾等对社会贫弱者的关爱，教育考试与文官制度中给予农家与平民子弟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机会保证，中华伦理法系有关容隐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监察制度，大量契约文书中涉及的民商法律等，都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合理层面，可以成为现代制度的资源，予以创造性转化。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对这个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费孝通先生有关“差序格局”的论断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其适用的范围，不能把它普遍化与公式化，或者挂在嘴边作为中国文化负面的铁证等等。
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以“仁爱”立教及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值得我们深思。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似乎中国百事不如人。“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中国“国民性”完全成了负面的东西。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要思想潮流。一百多年过去了，需重新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需重新反思。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与别的文明对话？我们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只是拾人牙慧，只是舶来品么？现在，我们到了反思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
近来，我们讨论得多的，还有性情教育的问题。以“仁爱”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礼乐文明，乃至适度的礼仪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太重要了！孔子仁爱之道是正道。记载孔子与当时人的对话的《论语》等“四书”，寓意深长，给人以文明教养。养育心、性、情、才的性情教育，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对现代人心理的调适，太有意义了！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从亲情仇恨始，达至全社会人人自危；还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彻上彻下的声色犬马及自我中心，不顾他人等；对国民性情、心理的健康发展，危害太大了！
如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良传统与正价值等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主要在儒家文化的资源中，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做调适工作！现在不少青年人热衷于西方政治哲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伯林，从哈耶克到罗尔斯，真正想要吸取之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通过真诚地了解儒家社会，真诚地学习儒家文化，才能实现。
郭齐勇
戊子年六月二十大暑日
西历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
清样校改完毕于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