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开篇说，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国家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
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横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
像所有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掠夺过的国家；像所有非白色人种一样，咱们黄种人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凌辱过的人种。所以，西方国家的各色人等，出于征服、掠夺、凌辱、奴役之需要，对于咱们黄种人和中国国民，也发表了无数负面的描述和评价。
西方商人、政客判定中国人“软弱、鄙贱、无耻”
公元１５１７年，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以葡萄牙政府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成为欧洲派往神秘中国的第一位政府使者。来到中国之前，他曾经是葡萄牙王室派驻马六甲海峡的药材商务代表。在任职马六甲期间，他极力打听中国的情况。当时他写了一本地理学着作，名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有一章专写中国。他是怎样描写中国的呢？笔触是不是比较客观呢？中国作为一个极其庞大的事物，他究竟选择了什么角度下笔呢？他对中国的哪一方面最感兴趣呢？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写于１５１２-１５１５年）是这样描写中国的：“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
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４００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十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２０天的航程。”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贡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若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皮列士之所以如此不着边际地虚构中国的软弱，跟他们的“国家需求”密切相关。１５０８年，葡萄牙国王派遣塞垮拉远征队前往征服马六甲的时候，就训令塞垮拉严密侦察中国的情报，训令的内容是：“中国人何时到马六甲或别处做生意？路途多远？带来什么货物？每年来多少船只？其船多大？体形如何？是否当年回国？在马六甲或别处有无商站房屋？其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身材多大？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不大？是否布置一个国王？有无不遵守他们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人在他们国家杂居？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宗教？崇拜什么神？有什么风俗习惯？中国国境延伸到什么地方？和哪些国家为邻？”
葡萄牙国王训令的内容，很像是一个总司令在发动总攻前夕对一个敌国的研究，其中，军事上的战略思路以及战术上的细节问题，都在研究之列。国王还特意嘱咐塞垮拉，这次航行，绝不可掠夺中国人的财物，不可以任何方式挑衅中国人。很显然，国王把中国看作最大的一块肥肉和最大的敌人，好像他们征服马六甲只是一个大战略中的一个小步骤，真正的战略大目标在于中国。
看过葡萄牙国王对海军将领塞垮拉的训令，就不难理解皮列士谈论中国的方式。
他的言论跟国王训令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他的全部记录都是在整理情报，这份情报是对国王训令的殷勤回答。虽然那个国王训令是针对远征队司令的，而不是针对他这位商人的，但是，在五百年来西方殖民史上，所有踏上东方征程的西方人，无论他是商人还是军人，无论他是官员还是传教士，他们都共有同一个名字，那就是征服者。
我们知道，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航海资助，并幸运地发现了美洲，那是因为葡萄牙独霸了印度洋航道，阻碍了其他欧洲国家向最后一个金银宝地中国的进军，西班牙不得不设法开辟大西洋航道，以便率先拿下中国。由此不难掂量出中国在殖民者心中的突出地位。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
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象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着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马尔萨斯说：
“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７００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４００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
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试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当皮列士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竟然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政府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和掠夺——实现统治和奴役。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或者他们对于东方人的所求遭遇挫折之类，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遇挫之后，这种态度就浮出水面。
在１５１７年皮列士出使中国以失败告终（当年皮列士以葡萄牙政府使者身份来到中国时，那个强盗政府悍然侵占了马六甲海峡。由于马六甲王是中国明王朝的藩属，中国自然不能容忍葡萄牙的暴行，于是将皮列士这位使者关进了监狱。天天幻想着占领广州、统治中国的皮列士终于不幸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堪称赍志而殁）将近两百年之后，１７９２年，马戛尔尼率领着一个庞大的英国代表团，浩浩荡荡地从那个大西洋岛国出发，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驶向中国，前来对传说中中国的金银财宝进行评估和试探。
他们在政治交流和商业往来上失败得就像皮列士那样悲惨，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政府的供养下参观了许多地方，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情报，还描下了完整的中国海防图，这为他们日后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准确的军事地图。
这个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实际上是一个政客群体，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代表了新崛起的欧洲第一强国对于中国的想象方式。
他们说，无数的中国人像蚂蚁一样在大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往往，乞丐很少，大家很能吃苦耐劳，为了一口粗茶淡饭而奔波不息。
他们说，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也快。
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个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
这个使团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肮脏、黑暗的贼国，好像作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中国，其财富都是从大不列颠偷来的。
１８３５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高度评价美国来华传教士伯驾在中国以创办医院的方式进行的传教事业，他说：“我坚决相信，他在地球上这一大片黑暗的地区，正在推进真理和文明的伟大事业。”为什么中国是“一大片黑暗的地区”呢？当然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文明，没有基督教。
无论是义律还是伯驾，他们实际上对于中国是不是光明，是不是黑暗，以及中国人有没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们无论是传教还是开创医院，都不过是为了征服中国所采取的“最安全、最聪明和最迅速的手段”。
这个手段所服务的目的，当然就是从中国攫取财富。
所有来华的西方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政客，他们的目的自始至终高度一致。
一个不能俯首听任他们掠夺的中国，只能被命名为“一大片黑暗的地区”。
“一大片黑暗的地区”含义究竟是什么？鸦片战争前夕，伯驾意识到中英之间大战在即，他一点也没有从正义、从上帝之爱的角度关心这种局势，而是严厉谴责中国人的表现。“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里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
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殖民者的完整意图，确实懵懂不知。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到兽穴中去“弄”过英国这只猛兽，他们的这种无知是极为无辜的。对于这样的无辜的弱者提出国民性批评，只能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诬词。
由于中国人“不肯屈从”，增加了西方人在经济掠夺上的难度，提高了他们实现殖民统治的成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黑暗是真实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只是面对真正的黑暗势力一时不知所措的困局。在这种未曾经历的困局中挣扎，是非常正常的应对、适应过程，跟所谓国民劣根性无关。
伯驾指出，由于中国人的黑暗无知和不肯屈从，西方列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伯驾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后，完全放下了传教士和医生的行头，赤裸裸地要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强硬手段”和“最后手段”征服中国。
“征服”的目的是什么？外交官伯驾在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时，是这样论证其必要性的：“美丽的台湾岛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岛屿，因为它有丰富的矿藏和繁荣的农业。煤矿看来是无尽藏的，非常容易开采，质量也好。台湾岛可能不会归属清帝国太久。”
伯驾的占领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时的国务卿不得不在他所呈送的文件上向他解释说：你所说的最后手段，就是战争，而美国政府是没有宣战权的，那得由国会说了算。
为了促进西方各国政府更彻底地占领中国，那些来华西方人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要求各国政府早下决断。为了减少西方各国政府对于占领和奴役中国之困难的担心，几乎所有来华西方人都不断地像当年的皮烈士那样提供情报说，中国人是软弱的，不用害怕。
古伯察将软弱看作中国人最主要的国民性之一。他说：“最明显的一点是，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遇事“小心”表现了一种郑重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原本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才会具有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征，却被他们看作软弱的证明。这是因为他们来到中国，不需要看到中国人的文明，只需要看到中国人的软弱。
比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同中国人打交道有一条准则，即中国人难得答应一项请求，但如果下点决心，表示点勇敢，去夺取的话，中国人也难得会反对，或固执地反对下去。”
这种批评中国人固执而又软弱的言论，在道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任何国家遭遇侵犯主权的要求时，都是“难得答应”的，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英帝国，无不如此。
但是，在强大的暴力压制之下，反抗已经无效，除了接受现实，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雅典在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不是也并入了马其顿的版图吗？英帝国先是不允许美国人独立，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后，不是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吗？西方人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习惯于将所有人性的弱点说成是中国人独有的特点，这体现了他们在人文上的无知和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