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与批评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
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随着他的权威地位的确立和提高，其学说和意见也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权威力量，成为西方精英群体建构所谓“东方学”的骨架，从而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俯视态度、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
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那些来华传教士，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基督徒和西方人特有的傲慢。基督徒文化心态之封闭，远超过中国的士大夫群体。除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理解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即使最谦卑、最友善的传教士，也难免认为唯有自己得了上帝的真传，其他文明圈中的人都是异教徒、异端，而所有异教徒和异端都是邪恶的，要么必须接受他们的教化和改造，要么必须被他们消灭，绝没有第三种出路可言。
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方人，用了极多的笔墨谴责中国人的封闭、傲慢和愚昧，他们从来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傲慢和偏见就是最大的封闭、最大的愚昧、最大的邪恶。这正如他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对那些处死他的人所发的感叹：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些到美洲传教的传教士，面对美洲居民成千成万地惨遭西班牙征服者（他们个个都是基督徒）的屠杀，他们认为这些被屠杀者最大的苦难不是被奴役、被屠杀，而是临死前听不进他们所传达的上帝福音，死后不能进入这些屠杀者所认定的天堂。所以，传教士们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在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之前，劝他们皈依基督。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在临死之前能够皈依基督，然后安静地接受殖民者的屠杀，传教士们就会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他作为传教士个人最伟大的胜利。这种旷古罕见的愚昧和邪恶统治着所有传教士的头脑——能够偶尔摆脱这种愚昧与邪恶的传教士百年难有一遇。
要想一位传教士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印第安人，那比要一位印第安人皈依基督还要困难很多倍。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来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新教传教士，毕竟是坐着军舰来中国的，他们是征服者的兄弟，是那个屠杀群体和殖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殖民者的宗教和文化，他们一代一代地向中国人说明，上帝是仁爱的，那些殖民者的目的就是将这些仁爱送给苦难的、愚昧的中国人。
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经在马六甲创办过英华书院，专门培训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培训西方来华传教士外，还从中国人中遴选适合人士予以培养，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华人传教士在华人中传教，具有独特的方便之处。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之间。”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年一样停滞不前。”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中国人一直“处在极端黑暗之中”，“天天在坠入坟墓”，“是可怜复可悲的人民”。
有一位传教士甚至认为中国人一直处于“魔鬼”的羁绊中，他们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从魔鬼的手中拯救这亿万生灵脱离罪恶的深渊。
中国就这样成为他们心中愚昧与黑暗的最后堡垒，因为西方侵略军和传教士都感到，“战胜”中国比“战胜”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要困难得多，中国人凭着古老文化的支持力，跟侵略者进行了持久的周旋，和时而悲壮、时而泼皮无赖式的抵制。这就需要包括传教士群体在内的殖民者付出更加艰辛的殖民努力。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包含着对于这帮不思归化的“刁民”的抱怨和恼怒。郭实腊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抱怨和恼怒情绪。
伊文思所谓“愚昧无知”，郭实腊所谓“愚昧和邪恶”，雅裨理所谓“可怜复可悲”，都甚为笼统，这样的判断显然没有下过研究的功夫，只是还没来得及看清敌人的面孔，先破口大骂一通，以便先声夺人。以下一些传教士都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对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某一方面的甚至比较全面的把握和描述。
早在１６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中国人“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他悲天悯人地说，中国人“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陷得越深”，基督徒就越是“有理由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
利玛窦把中国社会中为人们安抚感情、指点迷津、解除精神困惑的所有方法看作邪教和妖术，一个文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儒教、道教、佛教统统被他看作迷信，至于占星家、地师、风水师、算命先生等等，更是被他称作骗子。他把所有中国人都称作这些骗子的受害者。他说：“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
他对别人的文化和宗教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另一种骗子——利玛窦拿来骗人的东西，跟占星家的骗术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批评相呼应，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对中国人的迷信也有描述。他说：“中国人如此对待宗教，对待迷信又如何呢？对迷信的信仰也决不更强。遇到天旱，知事发布命令，要人民不要饮酒食肉，让各户念咒求雨。倘若不下雨，就搭戏棚，演迷信戏。如果还不下雨，就用木、纸扎成龙，排成一字形。如果龙顽固不听请求，就把它撕碎。”
古伯察这样评价中国人意志力：“最明显的一点是，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这位传教士的评价，跟葡萄牙商人和政客皮列士对于中国人的诽谤如出一辙。
所有殖民者都希望殖民地居民胆小怯懦，如果对方不胆小、不怯懦，他们必须给予胆小怯懦的命名，以便启示那些人果然认为自己胆小怯懦，并甘心忍受不胆小、不怯懦的殖民者的奴役。
撒谎本是人性中一个极为“普世化”的特征，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有撒谎的缺点。西方人却将撒谎看作中国人特有的或者特别严重的性格特征。英国人库克说：“无论是谁也会意识到，说谎是不好的行为……但中国人并不教授这样的情操。对于他们来说，某个特定的谎话只对听谎话者有特定的害处，谎话是自身合法的东西。不必担心对中国人说谎会激怒中国人，不必有惭愧的念头，他们也不否认有说谎的事实。”
中国的确有很多人撒谎，即使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或者绅士，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也难免撒过谎。西方人就不是这样吗？美国最着名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考察中国开封犹太人遗民及其宗教状况时，犹太教最后一位拉比的儿子告诉他，他们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也不做礼拜，他们在希伯来文圣经面前只是一个文盲。丁韪良马上谎称自己懂希伯来文，从拉比的儿子手里骗取了两本希伯来文经卷。
一般来说，我们有理由假设传教士的道德水准超过一般教徒和一般国民，如果我们根据一位美国传教士的撒谎行状，就判定美国人个个都是撒谎专家，撒谎就是美国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样的推断能够令人信服吗？
几乎每一位传教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黑暗和丑陋都有一项甚至几项伟大的发现。传教士林乐知在充满殖民智慧的伟大着作《治安新策》中，对中国人之恶劣品性的概括，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他所列举的劣根性不是一项而是多达八项：“骄傲、愚蠢、恇怯、欺诳、暴虐、贪婪、因循、游惰。”
这么丑陋而又堕落的种族，当然急需那些伟大种族中的伟大人物的拯救。那些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传教士，就是代表那些伟大种族、伟大国家前来拯救丑陋人种的伟大人物。
西方传教士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国民性
基督教在被君士坦丁大帝定为罗马国教之后，就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急遽地向东方世界扩张。基督徒们认为普天之下所有的异教徒都终生见不到上帝的光，得不到上帝的拯救，他们的灵魂长期被囚禁在魔鬼的邪恶和地狱的黑暗中。基督徒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全人类的灵魂都从魔掌和地狱中拯救出来，于是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帜频频向东方世界出征。
在中世纪多达十一次的东征之中，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异教徒的财富上，他们每到一处，把异教徒斩尽杀绝，将他们的金银财宝悉数收入囊中，然后意气风发地赶往下一个屠杀和掠夺的目的地。
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异教徒，则用屠刀逼迫他们改信“我主耶稣”。如果这些地狱中的灵魂不接受教化怎么办？那就接着屠杀。
基督教力量在伊斯兰世界和印第安世界，都是这样行动的。相比而言，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保持了最大的克制，杀人只是偶尔为之，掠夺财富主要也是配合自己国家的侵略军、商人以及殖民政客的行动，为国服务，虽然也有一些人大量侵吞中国教民和非教民的田产、地产、房产，把大量教民和非教民改造为他们的佃农，但是这样的传教士所占比例毕竟较小。
大多数传教士，确实都在为拯救中国人“黑暗的灵魂”、改造他们的大脑和思想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派遣他们来华的那些教会组织和这些传教士一起，为了达到教化愚民、改造中国的宏愿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美国的教会组织总结几百年来西方传教士传教效率甚低的经验教训，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开办医院、开办学校、介入赈灾和慈善事业的方式，树立“我主耶稣”
的正面形象，以便得到中国国民和中国社会的好感和接纳。
他们的直接目的是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灵魂。至于最终目的，则是用基督教文化覆盖中国文化，从而消除中国社会对于西方殖民行为的抵制和反抗。
只有当中国国民能够接纳基督教的时候，这些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可以为传教士的思路理出这么一条逻辑关系：传播基督教（布道、办学、行医、赈灾、慈善）——改造中国人的灵魂及其国民性——改造中国社会——让中国社会接纳西方殖民——让中国社会适合西方殖民。在这个比较隐性的逻辑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传教仅仅是一种手段，其直接目的在于改造中国人的灵魂及其国民性。
为什么所有来华西方人都煞有介事地批评中国的国民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国民性批判，才能生产出教化与改造的足够理由，才能为他们无所不在的殖民行动制造出解除愚昧、拯救堕落、引入天堂的崇高形象。
美国传教士布朗是“教育传教”的奉行者。他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将“传教”、“教育”与“海陆军力量”、“商业刺激”相并列，最好地注解了传教行为与攻城略地、强迫贸易等等殖民行为之内在目的的一致性。
李提摩太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参与者。但他的变法目的与路径跟康有为大相径庭。康有为希望在学习西方的同时，通过强化儒家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以便更有力地抵抗西方列强的屠杀与掠夺，这让李提摩太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