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统帅瓦西里（德国人）率军在中国肆意屠杀的同时，也曾冷静地分析过，西方传教士的无德行为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因素。他以美国传教士为例描述了传教士的不佳表现。
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并使教会仇敌得以从事鼓动。即余个人即曾亲眼见过此类牧师，彼等常以商人资格前来战地医院及军营中售卖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
这段描述给我们研究传教士及基督教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传教士在西方殖民东方的大背景下来华传教，他们的身份和心态跟其他前来征服、掠夺和牟利的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在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利益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上，跟那些来华征服、掠夺和谋利的西方人浑然一体，并无二致。所以，他们毫无疑问是殖民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不可因为事涉宗教，就无端地将那些传教士精神化、理想化甚至神圣化。
传教士热衷于军事占领和屠杀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从事间谍活动，他仔细侦察、搜集中国地理、海防等等情报，一个炮台一个炮台地考察，如果被中国军人发现，他就掏出基督教宣传品，谎称自己是传教的。
我们不妨引述一段他所记述的对上海吴淞炮台的考察经过：“我们巡视了炮台的左侧，考察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这座炮台是一个极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差，点火口太宽，制造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要比炮手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生命。由于中国长期享有和平，所有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败。我们还巡视了兵营，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兵用大刀，其余用火绳枪，少数用矛等等。”
这些文字哪像一个传教士的文字，这里的整个思维和全部内容，都让人想到一个磨刀霍霍的舰队司令的形象。
殖民者整个种族都是掠夺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屠杀的胜利和快感。郭实腊虽然自称为上帝的使者，可是他的第一认同并不是宗教认同而是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在掠夺和屠杀东方世界的伟大事业中，整个欧洲经常自觉地形成整体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种族认同。英国的来华传教士，是由美国人帮助送到中国的，郭实腊作为普鲁士的传教士，也可以自觉地帮助英国人征服中国。在天津教案期间，德国和法国正爆发普法战争，两者为敌对国家。可是德国军舰也开到天津，帮助法国向中国示威。
所以，郭实腊内心深处给自己的定位，根本不在于传教不传教，而在于他是作为一个欧洲的征服者来到中国的。当他就考察上海吴淞炮台发表结论性意见时，他不由自主地写道：“如果我们是以敌人身份到这里来，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这完全是一个屠手的思维和结论。
实际上，很多传教士也像郭实腊那样，处处以征服者、占领者的意识为欧洲种族的殖民大业深谋远虑，中国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有待他们下刀的肥嫩、柔弱的羊羔。后来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不过是将传教士郭实腊的屠杀欲望付诸实施而已。在这场战争中，郭实腊成了英国海军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和参谋人员，完成了传教士与侵略军的事业的完全一体化。
法国传教士李国在四川酉阳传教，竟然组织一支教堂武装，像军队那样修筑工事。他们仗着这支武装为所欲为，激起中国民众公愤。民众愤而焚毁教堂，杀死李国，这支教堂武装乘机复仇，杀死中国民众１４５人，杀伤７００多人，焚毁民房１００多户。最后法国参赞要求中国官方处死民众２人，判刑１０人，敲诈３万银两。而教堂武装中真正的屠杀者却逍遥法外。假如这些传教士果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为什么对于承载民众灵魂的肉体那么随意地屠杀？为什么他们的兴趣总是放在制造事端、敲诈银两上？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启程来中国之前，特地买了一把手枪。在日后的传教过程中，他至少两次掏出手枪威胁中国民众。中国不是一个自由持枪的国家，他在中国民间进行宗教活动，永远不会面临手枪的威胁。传教工作本来也不是武装工作，可是他却可以持枪来华，可见他的自我定位也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征服。他跟郭实腊的心态颇为接近。
美国人梅子明，也是一个热衷于占领、抢劫和屠杀的传教士。早在使馆解围前他就已经谋划好了，要设法抢占一座蒙古王府。８月１４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梅子明立即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２００余名教徒，一同到北楼府抢劫并占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富豪人家进行抢劫。
不仅如此，梅子明还将大批赃物公开拍卖，捞取大量现金。到四乡去扫荡时，他还私设公堂，随意抓人进行非法审讯，强令农民跪在他跟前，进行逼供和敲诈；对每一个受害的教徒，还强逼地方当局赔款数百两银子和附加罚款。顾长声还列举了梅子明当时的抢劫日记，日记充分表现了梅子明对于抢劫、屠杀的入迷程度是多么渊深。
８月２０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
８月２８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
８月２９日写的信：“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
９月１８日写的信：“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像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
１９０１年１月１日写的信：“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
在剿灭义和团运动期间，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脱去道袍，背起步枪，亲自屠杀义和团。后来他回美国时，特意背起那支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步枪，骄傲地行走在美国的人流中。他对自己的兴趣，看来不在于“黑暗的东方灵魂”的拯救者，而在于征服者和屠杀者这一面。说到底，基督就是一个征服神。在八国联军屠杀、劫掠北京期间，丁韪良还亲自指挥和参与了抢劫。他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写道：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继续要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该处去发现藏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在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还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是我自己的回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搬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打算运到纽约去转售。……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
像丁韪良这样参与屠杀的西方传教士为数不少，其中有一部分还正式参军作战。八国联军大屠杀期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给巴黎的教会组织报告云：
“我们在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说：“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与侵略军的身份转换，没有任何精神的、宗教的障碍。传教士与殖民者实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占领、抢劫和屠杀，绝不是传教士群体中个别人物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在西方殖民者逼迫中国当局所签订的每一项不平等条约背后，在帝国主义的军舰所发射的每一颗炮弹背后，在西方侵略军所举起的每一把屠刀背后，都活跃着传教士们的身影，他们或者是谈判桌边的翻译兼谋士，或者是收集情报的间谍，或者是屠杀和殖民理论的提供者。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１９３６年有１３２６名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每一位传教士都配备了一本本系统内部自编的密电码本，好让传教士们及时用密码向上海总部派发情报。他们的所谓传教就像普鲁士人郭实腊一样，只是做做样子，蒙蔽中国人的视听，骨子里则兼有殖民者之情报机构和智囊机构双重特征。
传教士热衷于掠夺中国财富
美国学者拉斐尔在《中国：一个文明的崩溃》中说，那些来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绝大多数是既没有受教育机会，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穷苦人。另一位美国学者在《亚洲的民主运动》中说：“凡是乘坐横渡太平洋轮船的人们，一上船就没有不听到这句话的，即‘传教士都是坏蛋，当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
一位英国学者说：“一般说来，这些来到中国（及别处）的传教士，都出身微贱，在中国所过的生活却比他们在各自国内所过的生活，胜之多多：他们的薪俸高、房子好、妻儿围绕。奢侈与享乐的生活，是他们在各自国内或其家庭境况下所梦想不到的。”
我当然不会认为，假如这些传教士出身高贵，他们就真的像他们所宣布的那样是天使，就不会掠夺、凌辱和奴役。我只想用这三位英美人士的描述说明一个问题：
那些来华的传教士，与其他前来殖民的西方人士并无区别。即使在西方社会，传教也不过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至于到中国来传教，更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考察来华传教士在殖民中国的整体事业中的行为表现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号，就认为他们跟那些拿着枪支的、开着军舰的、推销鸦片的、割走领土的、圈定租界的、逼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的等等殖民者真有什么区别。传教士们对中国土地的掠夺、对中国房产的占有、对中国银元的垂涎，以及欺骗、敲诈、勒索、掠夺等等，与其他职业和面目的殖民者，并无二致。
１８８７年８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济南看中一片民产，要求山东巡抚批准他以永租名义占用，但是遭到业主拒绝，并引起士绅反对。他竟用诬陷手段胁迫中国官员扣押业主。李佳白亲率一批教徒冲入该地，把居民赶走，强行占据那块民产。
美国公使田贝为了维护李佳白的利益，叫嚣要调集军舰前来攻击。济南地方当局受朝廷之命，用济南城外另一片更大的地方作为交换，李佳白因此得到一块更大的地产。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李佳白得到更大的地产之后，并不让出城内那处民产。经过长时间的恫吓、讹诈、勒索，到１８９１年，济南当局又将城内那块民产也拨给了李佳白。
仔细体会一下在李佳白掠夺中国房地产的过程中，传教士与代表殖民者政府的美国公使田贝的相互配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传教士以及教会组织跟殖民当局的一体性。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０日，美国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卿贝雅特所写秘密报告云：“济南长老会于本年九、十及十一月间，企图获得一块永租的地皮为开设医院之用。他们声言，山东巡抚曾于一八六四年允许他们在济南置产购地。不幸的是，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在检查本使馆案牍之后，我们发现的事实是，该巡抚对置产购地之事，拒绝作任何协议。……李佳白代表长老会竟即前往占领该地，自称征得出租人的家属同意，而该出租人当时正在狱中，无法同意他。”
李佳白强行占领该地之后，田贝在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３日所写报告中，承认李佳白的“行为是强暴的”。
尽管如此，田贝还是全力支持李佳白的掠夺行动，面对济南民众的抵制，田贝一直用军舰恐吓威胁中国官民。中国政府只好劝说民众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