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明确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力量，因为力量能够对社会政治予以控制和改造，至于“公道”之类，至多只是辅助性的。
既然鲁迅对于制度改造的重要性具有如此明确的、自觉的认识，那么，他之因为“听将令”而拍马上阵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批判工作，在他看来就只能是服务于制度改造的一种辅助性工作。
胡适是学习西方文化最为激进的提倡者，甚至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的文化口号。一个在中国语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文化人，仅仅在留学期间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地倒向西方文化？是因为他对本土文化没有一点感情吗？
当然不是。
１９４０年蔡元培逝世的时候，陈独秀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特地强调指出，那场声势浩大、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乃是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也就是说，胡适是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个雄心万丈的文化领袖不但常常被人误解为数典忘祖的西化论者，还常常被人误解为文化决定论者。实际情形大悖于此。
１９３０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涛声远去的时候，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时，明明白白地说：“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文化上的一切努力，都归结为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救国”，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要“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所谓“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主要的方式肯定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
１９２９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文章从技术、机械、政治、道德、文化等等多方面对比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距，最后将这些差距总结为“百事不如人”。然而最让作者沉痛的还不是这“百事不如人”，而是国人至今不知道应该学习人家，应该急起直追。我们应该学习的最关键内容是什么？胡适明确地说：“我们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
可见，胡适最注重的其实是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便组织好民族力量，尽早实现富强。他之所以要进行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批判，不过是因为国人“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其直接作用在于说服、动员国人“低头去学人家”。至于所学内容，最为重要的只能是“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也就是社会政治制度。这跟上文所引述的，他早年所说的虽然着力点在“教育思想文化”，目的却在于“建设政治基础”，堪称一以贯之。
在写作《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期间，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比起２０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大有缓解，胡适尚且作了此种声嘶力竭的表述。在他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初，内心是如何急切地企图通过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批判，而指向政治制度的改造，可想而知。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堪称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启蒙”、“文化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发起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只是陈独秀一生革命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致力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造。他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党，每个政党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制度。
可见，政治制度的改造、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的新文化运动一直没有离开制度变革的指向。
就在他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对于社会政治制度改造的努力，正是在此期间他亲手缔造了他一生中所建立的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他曾发表这样的观点：“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
辛亥革命虽然导致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却未能造出一个新中国，这对于陈独秀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巨大的打击。几十年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努力，所收到的效果如此微小，确为不可思议。此种残酷现实逼迫一代贤哲从政治之外去寻找原因。陈独秀所找到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
他将原因归结为国民对新兴的政治观念和模式“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也就是国人的价值观念、文化性格、心理习惯、思维模式等等未能发生变化。总之，是国民性的保守僵化导致了社会政治革命没法产生实际的效果。
那么，要想达到社会政治革命的成功，就必须首先改造国民性，让改造后的国民性与社会政治革命所达成的新制度相适应。
这是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五四精英人物比较普遍的想法。他们就是基于此种想法，才将一代人的努力方向引导到思想启蒙、文化改造和国民性批判上来。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他们考虑问题就有了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只有通过国民性批判和文化改造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这种思维习惯形成之后，他们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所有问题，都转化为国民性问题，国民性问题成了解决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国民性批判就是最简捷、最有力地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这本来是社会变革中非常普遍的左右徘徊现象，在欧洲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等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也曾经多次出现，连缔造民主制度的英雄人物拿破仑还抵挡不住黄袍加身的诱惑，亲自复辟过帝制，体验了一番帝王的滋味。我们知道今天的法国全称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个名称记录了他们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反复和曲折。西班牙直到１９３７年，还为政体问题爆发全国性的残酷内战，交战双方各邀请了许多外国军队助战，美丽的西班牙国土一时成为欧洲列强滥施炮弹的地狱。鉴于此种国际经验，袁世凯复辟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更不是什么国民劣根性作祟。
可是陈独秀却把袁世凯复辟帝制看作中国特有的现象，而且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陈腐思想与学说。他认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
至于近代史上的诸般革命尽归失败，在他看来原因也在于我们的精神文化和国民心理有问题。他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这种理解问题的模式，跟主张复辟帝制的思维模式，竟然惊人地相近。主张复辟帝制的人认为，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帝王统治，整个思想文化、精神心理都跟帝王制度相配合，打倒帝王、革除帝制将会导致国人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的反弹，从而出现社会动荡。为了消除社会动荡，尊重国民的文化习惯和心理需求，我们只有恢复帝制。
复辟派以适应国民的文化心理模式为理由而主张恢复帝制。与复辟派不同的是，启蒙派认为为了推翻帝制并防止帝制复辟，就必须首先消除与帝制相互依存的国民文化心理模式，于是主张立即行动起来，致力于国民文化心理模式的改造，也就是致力于国民性批判。
不管陈独秀等五四精英人物的思维方式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猛烈批判，始终具有明确的制度指向，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制度之改造。就此而言，他们跟致力于制度改造的维新派、革命派乃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维新派、革命派遭到惨痛失败之后，他们认为应该以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的方式绕个弯子。
所以，国民性批判的目的并不在国民性本身，而在于变革制度、再造中国。
正是这样的目的，使得五四精英人物跟近代思想史上力求制度变革的历代精英人物具有无法剥离的血肉联系，我们由此能够清楚地触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批判运动跟近代思想史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