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中西并重的“张之洞学制”和全盘西化的“蔡元培学制”
当社会上用西学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兴盛，上述三种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就不再安于寂寞和附庸，而是要求成为主流和正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亡国之忧日盛一日，借西学西法以图富强的战略思路越来越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这时，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思潮，终于应时而生。
所谓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将新式教育认可为教育的主流和正统，并将此种正统教育纳入国家制度之中。自此之后，原先居为主流的私塾教育，迅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教育模式，仅对国家教育制度构成某一程度的补充。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私塾教育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体现在办学方式上，而体现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的不同。一种模式是用“中西合璧”的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可以以张之洞的“癸卯学制”为代表；另一种排除中学、仅取西学作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以蔡元培的“壬子癸丑学制”为代表。前者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后者是以“全盘西化”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教育模式的教育资源及其课程、学科设置。
１９０２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未能实行。１９０３年（光绪二十九年）７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１９０４年１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包括了各种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的规范和章程。该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等等。该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 。 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和关系。
让我们考察一下“癸卯学制”中对于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具体规定。
初等小学堂五年，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图画一科或二科。贫瘠地区可设简易科，课程酌减。
高等小学堂四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设手工、农业、商业等科。
中学堂五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第二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第三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
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八科，下设若干门。
经学科大学：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十一门。
政法科大学：设政治、法律两门。
文学科大学：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国文学九门。
医科大学：设医学、药学两门。
格致科大学：设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六门。
农科大学：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
工科大学：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学九门。
商科大学：设银行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三门。学制除政法科及医科之医学门修业四年外，余均为三年。
大学堂还设有通儒院，“为研究各科精深义蕴，以备着书制器之所”，以五年为限。
根据以上规定，小学堂、中学堂的前三门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这都是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内容的学习和传承，可以理解为基础教育的底色。“其中读经讲经每年每周都是十二小时，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四十，每日半小时温经尚不记在其内，读经的内容为《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礼记》节本等。到了高小和中学，读经讲经的内容变为《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课时数一直占据重大的比例。此外，修身课相当于道德课程，也是以《四书》为主要教材。”
以本土文化的底色为基础，再学习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属于西学范畴的课程。
在大学的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绝大多数是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产业需求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学科基本是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但是以经学科统帅百科，经学科所学，纯粹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经学科的教学内容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哲学课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范畴和内容。
所以，“癸卯学制”对于中国教育的制度安排和课程安排，都符合中西合璧、文化融合的时代要求，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产业现代化对于相关人才的需求，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执掌中国政治和文化学术之牛耳的精英群体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
清王朝在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失去了社会控制能力，新学制仅仅实施了不到十年，清朝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的家乡浙江绍兴系得西学之先风的沿海地区，那里自开埠通商以来，现代产业比较发达。蔡元培在清末曾一度致力于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跟陈独秀一样建立过一个又一个政党，最后跟孙中山的同盟会结为一体，成为当时主流革命政党的骨干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之一。
蔡元培曾长时间留学西洋，对于西学具有深博的造诣。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崛起的新一代文化领袖对于维新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不屑，他们自有更加激进的文化主张和救世良方，那就是彻底抛弃拘囿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抛弃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应对西方强盗的入侵和西方文化、西方产业的影响方面毫无应变能力，基本上一败涂地。这是就负面而言。就正面而言，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按照西方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重造中华民族，充满强烈的愿望和坚韧的信心，这种愿望和信心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全盘西化”的战略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