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个想象的文本
《中国人气质》是一本描述中国底层人性格特征和文化习俗的散文化通俗读物。
作者史密斯是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１８４５年７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１８７２年，偕妻子来华传教。夫妇俩先居天津，１８８０年之后长期留居山东恩县庞家庄传教。１９０５年辞去教职，移居北京通县，从事通俗教育。１９２６年，他的妻子逝世，他返回美国。１９３２年８月３１日在美国逝世。
１８９０年开始，史密斯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描述他对中国人的观察与发现。文章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产生了较大反响，读者纷纷要求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１８９４年，文章结集为《中国人气质》，由美国弗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一经出版，反响热烈而又久远。很快有了法语、德语、日语译本，一时风靡西方世界。１９０６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史密斯写信说：“我很快乐地读了你的两本大作，迥非他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今日德国大使对我说，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中，尊着是最好的。”
在《中国人气质》之后，作者还写了《中国的乡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中国的振拔》等书。据说这些着作在西方世界很受欢迎，有的中国学者说：“这些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最切实的着作。”因此他在生前就“已被美国朝野视为一个世界的人物”。他１９０６年回国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宴请过他，他逝世以后，美国国务院致电他的家属表示吊念，由此可见他确实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史密斯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除了写作了一批描述中国的着作，还为中国人做过一些好事。据王国绶《中国人的特性百年掠影》一文的介绍，美国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人兴办教育的议案，就是他１９０６年回国时，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和美国社会上反复奔走呼吁而最终获得通过的，为此他跟总统先生还有反复的书信往来。
《中国人气质》也可以译作《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尽管在西方社会给作者带来了如此大的声誉，可是在学术上并没有地位。西方研究中国的学术领域被命名为汉学，我曾经特地请教长期研究中西交流史，并曾经担任《世界汉学》杂志副主编的一位学者，《中国人气质》在西方学术界是不是颇受重视？这位学者告诉我，西方汉学界从来不把它列为汉学着作，也不会将书中内容看作可资汉学研究引述的材料来源。就是说，它是一本没有学术价值的，只能当作文学化通俗读物和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它主要是用文学的笔法，对一些极为表象的东西进行极尽夸张的描述和渲染。
《中国人气质》主要写了些什么？全书除绪论外，共有２７章。每章标题依次是：
１．面子，２．节俭，３．勤劳，４．礼节，５．缺乏时间观念，６．忽视精确，７．误解的才能，８．欺瞒的才能，９．柔顺的顽固性，１０．智力混沌，１１．麻木不仁，１２．轻视外国人，１３．缺乏公共精神，１４．守旧，１５．不讲究舒适和方便，１６．生命力，１７．忍耐与坚韧，１８．知足常乐，１９．孝心，２０．仁慈，２１．缺乏同情心，２２．社会台风，２３．连坐受法、互相牵连，２４．互相猜疑，２５．缺乏信用，２６．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２７．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
除了第２７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是提出自己的主张外，其他２６章每章描述了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作者企图用这２６种特性概括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格。
可是他对这些性格特征的描述，都是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极为表面和零碎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这些零碎的经验材料本来就不足以承载一种文化及其国民的特征，如果考察者观察者或者昧于文化的差异、或者昧于偏见而对这些零碎的经验材料进行错误的阐释，那就更是谬以千里了。
比如，作者曾经看见大约１５０人前来某处参加一个宴会，并对之予以精神文化的解读。看作者描述的情形，估计宴会的缘由是某个村子举行的婚宴或者丧宴。当他们准备吃饭时，又来了许多人，于是先来的这１５０人只好饿着肚皮站在一边，伺候那些新来的宾客。当那１５０人第二次准备坐下来吃饭时，又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推迟吃饭。这１５０人毫不因此而不快，更不因此而提抗议。他们“非常诚恳、真正礼貌的服从主人反复的调遣，连连说：‘等一等，不妨事，早吃晚吃都一样’”。史密斯据此认定，中国人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和坚韧性。
事实上，那反复推迟吃饭的１５０人，可能是举行宴会的主人的本家，而那些来得晚却提前吃饭的人，则是异姓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凡是本家都是潜在的主人，自然应该对外姓客人礼让，应该主动以主人的身份照顾、伺候外姓客人。如果我的猜测成立，这不过是中国庞大繁复的礼俗文化中非常小的一个细节。
无论实际情形如何，从这个故事中推断出中国人最富于忍耐性和坚韧性（作者的意思是这里通向麻木和奴性），未免过于主观。中国人也许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忍耐和坚韧的人群，但是根据史密斯捕风捉影找来的这些偶然的零星材料完全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材料无法跟他的结论相契合，材料和结论的关系不是证明出来的而是想象出来的。
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作者对中国人其他２５种性格的描述，也基本上是对这些琐琐碎碎的、偶然性的、零星的经验材料的堆砌和过于牵强附会的推论。
《中国人气质》既不是哲学、文化学着作，也不是历史学着作。作者既没有能力像黑格尔那样对于中国文化的若干特征进行哲学的、文化学的分析，也不能像伏尔泰那样对这种文化和社会予以历史的理解。当然，它也不是对别人的文化和社会（异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着作。
西方一些学者对东方社会进行过很认真的田野调查，留下了一批优秀的人类学着作。这些着作都以大致客观的态度和隐藏很深的文化比较视角，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观察和总结。比如，对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研究的《神圣的性爱》、《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着），对孟加拉湾安达曼岛人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的《安达曼岛人》（英国人布朗着），对非洲尼罗河畔努尔人进行研究的《努尔人》（英国人普里查德着），对非洲阿赞德人的宗教文化进行研究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英国人普里查德着），所有这些着作都是经过严格细致的考察之后，对异文化人群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模式、婚姻模式、家族制度、宗教仪式、经济资源及其交换方式等等，进行了广阔的比较研究和准确的分析定位。这些着作对于了解那些研究对象具有切实的帮助。这是《中国人气质》无可比拟的。
即使是１７世纪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所着《大中国志》，虽然同是传教士着作，但是它用西方人的眼光考察和描述中国的语言、文字、服饰、礼节、葬礼、婚礼、宴会、法律、监狱、赌博、娱乐等等社会文化现象，描述甚为客观准确，很有概括力，基本上可以看作早期人类学着作，让今天的中国读者读来还十分有趣。而《中国人气质》的作者，没有相应的学术功力，从文化学上对一种异文化的现象及其社会历史内涵予以理解，只能将眼光放在他所熟悉的经验材料上，对这些极其有限的材料进行过度阐释，牵强附会地推导出他想得出的结论。
从理论上说，史密斯所列举的那２６条中国人的特性，很可能全都是丰富复杂的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因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性格，而不是中国人的独特气质。即使其中若干条可能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特性，那也不是史密斯这种材料、功力、方法和功利心所能证明的。就此而言，《中国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