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气质》一书在鲁迅心中的分量
鲁迅一生的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都受到《支那人气质》的明显影响。仅从他一辈子反复提及《支那人气质》来看，也不难看出这本书在他心中的分量。以下是从《鲁迅全集》中辑出的几处与史密斯和《支那人气质》有关的文字。
１９２６年７月２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着《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进而提到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
他似乎很相信Ｓｍｉｔｈ的犆犺犻状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犲狊，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做《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Ｓｍｉｔｈ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Ｓｍｉｔｈ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鲁迅不但反复提到史密斯及其着作，而且还很认同、很称道。《中国人气质》第１章就是谈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鲁迅对他的洞察力大加赞赏，加了许多发挥。
过了好几年，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鲁迅又在一封信中谈到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和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而且强调后者对日本学术界和“支那通”的深刻影响。他说：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得，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从文中谈论语气看，鲁迅认真读过史密斯《中国人气质》无疑。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鲁迅对国民性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日本学界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状况，鲁迅非常熟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４日，鲁迅先生在《说“面子”》一文中，称有的外国人将“面子”问题看作了解中国精神的纲领，实际上指的就是史密斯《支那人气质》中的观点，不过没有提到书名和作者名字，大约因为这一篇文章主要是讨论日本人的中国研究。从语气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史密斯和日本学者的中国论，颇有点抵触心理。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１９３５年３月５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
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５日，鲁迅临死前所写《“立此存照”（三）》中，引述了拍摄过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美国导演冯史丹堡对中国人的批评，那位导演说：“中国人没有自知。”这跟鲁迅对中国人的观察非常一致。借此机会，他再次念叨着《中国人气质》这本他很看重却又不无抵触的西方传教士着作，他在文末说：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这段话的背景，是上海舆论界对前来访华的冯史丹堡提出尖锐的批评。鲁迅说：“要知道他们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显然，他因包括他在内的国人无法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蔑视、轻慢态度而怀有义愤之心，正是这种义愤之心，使得他着文告诫国人：“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为了帮助国人建立自知之明，他反复呼吁国人翻译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以便参考外国人的意见，真切地认识自己。看来，他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对于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或者开启中国人研究自己、认识自己的风气，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所以，他一生都在牵挂、念叨这位传教士的着作。可见，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在他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分量。
许寿裳谈鲁迅与国民性问题
鲁迅代表了他那一代中国学人对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高度重视。跟他一样重视该书及其观察结果的，他的同代人还可以列出至少三位。一位是鲁迅的同学和老乡许寿裳，另两位是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中文译者潘光旦和“作新社”。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８日，也就是鲁迅逝世十九天之后，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就介绍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切关注。许寿裳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
一九〇二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
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再一次记述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鲁迅为什么总跟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就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得来，可见许寿裳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许寿裳为什么在记述亡友鲁迅时如此隆重地描述他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也因为不但他自己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在他看来对国民性的关注和批评是鲁迅最主要的文化工作和思想贡献。他把鲁迅一生的工作“主旨”，都归结为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能够这样理解和总结鲁迅，一定是因为他跟鲁迅一样对国民性问题具有深刻的体会和强烈的关注。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留学东京期间，很长时间跟许寿裳合住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逛书店、一起去听章太炎讲文字学，有时候还一起喝酒。当他们交流读书心得的时候，鲁迅一定郑重地介绍过涩江保译述《支那人气质》给他的深刻启示，许寿裳如此重视国民性问题，很可能也认真阅读过这本书。所以，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不但是鲁迅的资源，也可能是许寿裳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