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三代”学人的划分甚为含糊，划分的依据主要是自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诞生之后，不同时代语境中这些学人对该书的反应和评价。
大致说来，“第一代”学人指活跃于２０世纪上半期的学人，代表性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仅从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而言，本章涉及的有鲁迅、许寿裳、潘光旦等。
“第二代”学人指活跃于２０世纪下半期的一代，主要是研究鲁迅的学人。他们从鲁迅那里接过国民性命题，进行了新的语境中的发展和发挥。本章所选定的代表性人物有张梦阳等。
“第三代”学人指活跃于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的一代，他们或者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或者是从其他文化学术领域伸过嘴来对国民性问题发言。这一代学人中，肯定国民性问题，依然对国民性批判问题怀有激情的人仍旧占绝大多数，他们与鲁迅、张梦阳那两代学人保持了血脉相承的连续性，本章略而不谈。本章关注的是对“国民性批判”问题在新的语境中是否具有现实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进行质疑和反思的学术动向，体现这种学术动向的有冯骥才、周宁、刘禾等。
中国国民性问题，实际上肇始于清末。中国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反观自身社会、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缺陷。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都曾认真讨论过中国国民性问题。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批判问题蔚为大观。不光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激进派对中国国民性满怀批判的热情，其他相对保守的学人也对国民性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批判，比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人。其中思考最为集中、批判最为痛切的，并且将此一主题持守终生的，当然是鲁迅。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先后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开启的现代文化思潮认作正统，所以，他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严厉批判也像许多其他思想一样，被后世学人所继承。
尤其是毛泽东，他将鲁迅树立为文化旗帜，鲁迅在思想文化上由此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典籍都被宣布为反动的、有毒的，只有四个外国人、两个中国人的着作是可以合法地阅读和传播的。那四个外国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两个中国人是毛泽东、鲁迅。鲁迅的作品不但在品种极少的书店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大量进入基础教育的教材。这种历史机遇让鲁迅的着作和思想观点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普及。２０世纪下半期，国民性批判思想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跟鲁迅这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影响密切相关。
鲁迅的着作中多次提到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８日，也就是鲁迅逝世十九天之后，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就介绍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切关注。许寿裳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鲁迅之所以总是跟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就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得来。
许寿裳在纪念鲁迅的许多文章中，也像鲁迅那样反反复复地提到国民性问题，说明他也跟鲁迅一样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是那一代许多精英人物的共同思想路径。
茅盾与《中国人气质》
许寿裳列出鲁迅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引起了同时代另一位作家的强烈共鸣。１９４１年，茅盾先生在着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时，对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予以高度评价。
许季弗先生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一九○一——九○三年），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一辑许着《怀亡友鲁迅》）试悬此相联的三问题于座前，而读鲁迅着作，我们将得怎样的答案呢？请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中间的一个，——鲁迅！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伏尔泰是这样的，罗曼·罗兰是这样的，高尔基是这样的，其他各时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头的战士莫不是这样的，鲁迅也是这样的。……
一切伟大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中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
“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下，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长时间中，在秀丽肥沃的大陆上，而且是在周围近邻的异民族的文化水准都远不及我的优越感的陶醉中，它的国民性将有如何的特点，而此等特点对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其为祸为福又如何？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热爱自己的民族与文化的人士必须严肃追问的。然而我们古来的哲人又给了什么解答呢？最近八十年来，我们一点一点知道除我们这民族以外，世界上还有不少同样优秀而且现今驾乎我们之上的民族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性也渐渐从书本上（可怜，还只是从书本上）被知道了一点。然而我们自己的呢？“最缺乏是什么”？“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还是空洞抽象，从什么精神，什么本性，甚而至于从人为的畸形的礼俗，去找解答。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
或许我们觉得他的答案还没达到结论的阶段，然而每一个无偏见成见而爱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认他的毕生努力已经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以无限宝贵的启示，而且他是第一个“从旧垒中来”，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据进步的科学观点，从物质基础上对这相联的三个问题下解答的。
茅盾的论述虽然跟《中国人气质》并无直接关联，可是他对于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重视，对于国民性批判的认同，也算是与《中国人气质》的呼应，故特引述于此。
马君武与《中国人气质》
中国最早关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并将其引作进行国民性批判之文化资源的中国人，却不是鲁迅，很可能是马君武。马君武是广西桂林人，跟鲁迅同庚，即生于１８８１年，卒于１９４０年。他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家和宣传家。他比鲁迅早一年去日本留学，即于１９０１年来到日本。他那时就精通英文、法文，虽然他也可能是在日本较早读到涩江保的译本《支那人气质》，但也可能他是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如果所读是英文版原着，则未必是到日本之后才读到。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访美期间，马君武在《新民丛报》代理过一阵编辑工作。他也是《新民丛报》最重要的随笔作家，在这里发表过很多传播西学、鼓动革新的文章。
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２日，马君武在《新民丛报》发表《茶余随笔》，介绍史密斯（他译作十弥时）的《中国人气质》（他译作《中国人之性质》）。文章说：“美国人十弥时者，居中国传耶稣教二十二年，最留心观察中国国民性之性质，着一书曰《中国人之性质》，共二十七章。其书在美国重印至千五百余次。欧美人之欲观察中国人性质者，多借其书为证断焉。”
也是在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２日的《新民丛报》，马君武还发表了一篇《论赋税》，其中也论及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文曰：“美国人十弥时曰：支那人性质之最可异者，即其政府贸贸然征赋税于人民，以之肥私囊，而不以之办公事。其人民亦贸贸然纳赋税于政府，任其肥私囊，而不责其办公事是也。支那人民既纳赋税于政府之后，则以为天职已尽，大事既毕，一任政府之如何开销之，如对岸观火，不关痛痒，天下最可惊可愕可嗟可怪之事，莫此若矣。（见所着《支那人性质论》）呜呼！我国人不可不深思十弥时之言哉！我国人之无权利思想也，亦甚矣！富于权利思想之国民，虽一介不妄以与人，谁是心也，则必爱其国土，如爱性命；爱其国权，如爱妻子；虽有千万耽耽逐逐之异族敌国，相逼而来，夫谁得而攘之窃之！哀哉！中国之人民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政府之为何物，则其贸贸然纳赋税于政府，而不问其归结，而决无权利思想，亦何足怪。今敢大声疾呼以一言普告我同胞曰：赋税者，乃各国民之所分配输纳，以办其群中之公事之费用也。”一个月后，１９０３年４月２６日，马君武在《政法学报》上发表《论公德》，引述史密斯关于旅店卫生等方面的言论，借以批评中国公共观念之缺乏，并肯定欧美公民之公德，立为中国人的榜样。文曰：“旅店及饮食店者，公共聚集之所地，尤可显示公德焉。欧美之旅店，华丽雅洁，匹于王宫。入其中者，居有定所，寂静无哗。饮食店亦然。美国人十弥时（Ａ．Ｓｍｉｔｈ）常论中国旅店之喧嚣黑暗，且谓中国之旅客，常有与犬豕杂居而不嫌其臭秽者，吾固无词以释此恶评也。……美国人十弥时曰：中国人不知所谓路权（Ｒｉｇｈｔｏｆｗａｙ）也。路也者，人民最贵重之公产也。宇内文明之国，莫不以修路一事为行政上之一大问题。虽糜巨金而不惜，务使行人便利而无雨水泥泞之患焉。中国不然，任通行道路之污坏，无一人过问经理之者。偶遇雨潦，即不可行。且道路之旁，常有敷席以售品物，设架以沽饮食者，占去道路之大半，行人逼塞不堪。不宁惟是，道路两侧，常盈便溺，臭气熏蒸，发为疫疠，虽谓中国为制造病人之天然大工场无不可也。”
研究者很关注梁启超是不是读到过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梁启超是当时主张改造国民性的领袖人物，又是宣传革新的着名活动家，他对文化界的动向肯定非常关注，所以，他在日本关注到涩江保日译本《中国人气质》的可能性极大。加上他与马君武的特殊关系，马君武如此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他跟梁启超交往时不向他介绍是很难说得通的。梁启超无论是作为启蒙领袖，还是作为报纸主编，还是作为朋友，都应该从马君武的文章中读到所引用的史密斯着作，以梁启超的敏感，他不进一步追问史密斯着作的来由及其详情，也是很难说通的。何况，梁启超在留日精英圈中交游甚广，除了马君武，还有若干别的渠道有可能向他介绍史密斯《中国人气质》。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梁启超是知道并且很可能读过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当然，正如当代学者黄兴涛所言，猜测只是猜测，“限于资料，目前还难以论定”。
潘光旦与《中国人气质》
与鲁迅大致同时代的学者潘光旦先生，在１９３７年（鲁迅逝世一年之后）出版了《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其中一部分文字系着作，另一部分系译作。在译作中，主要是亨丁顿氏《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和明恩溥氏的《中国人的素质》。潘光旦从《中国人的素质》二十七章中选译了十五章。潘光旦先生主要从生物学角度致力于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和人种改造，是一位自觉地为民族担当大任的优秀学者。他向国人译介《中国人的素质》，跟鲁迅的出发点完全一致。
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的自序中，潘光旦先生这样阐释《中国人的素质》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不过明恩溥氏（Ａｒｔｈｕ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ｍｉｔｈ）这本《中国人的素质》也自有它的价值。有好几层理由可说。……明氏和中国的关系，既如是其长久而亲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这是第一层。
明氏是一个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会的前辈和他接触过的还不少；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脑筋敏捷、眼光锐利、辩才无碍。诚静恰牧师曾经亲口对我讲过他个人对于明氏的良好印象。这样一个人的见闻观感，我们当然也不便搁过一边，认为是无足重轻。这是第二层。
前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主任今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对明氏也有同样的印象，同时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逼真的写照。明氏以传教士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着述等量齐观了（说详于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这是第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