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面对底层群体时的复杂心态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文字分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随笔（习惯上被称作杂文），这种议论性文字记录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很理性、很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跟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信息密切相关，所以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另一种是小说，用形象和意象说话的，表现的是他内心深处对国民劣根性的理解模式、情感态度，这种理解模式和情感态度跟千万年来人类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理解、评价、期待、好恶等等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积淀。
我将鲁迅展开国民性批判的议论性文字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整体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的精英群体进行批判，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批判。
国民性批判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外族入侵中遭遇长久的失败而无法自我振拔，亡国灭种的威胁日复一日地压迫着精英群体的神经中枢，所以鲁迅和他那一代精英人物最注重研究和诊断与“外族”对应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文字中，这方面留下的成就最多，写得也最认真。其中有不少文章堪称上品。比如《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看镜有感》、《略论中国人的脸》、《说“面子”》、《随感录三十八》、《忽然想到》等等。
鲁迅作为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的人，他对自己所来自的那个阶级批评得也比较多。如果按照鲁迅将国民分作“阔人”和“窄人”的两分法，他的社会地位显然不在“窄人”那一边。即使他强调自己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所属，实际上他却是属于士大夫群体的，那当然只能是“阔人”群体。
历来士大夫群体可以再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少数人群体，它往往是由政治、军事、文化三方面的强人结成的联盟，这是权贵群体。另一类是作为这个群体的后备资源和外围组织而存在的文人群体，大约相当于鲁迅所说的“知识阶级”。这些人一面马不停蹄地给权贵群体帮忙和帮闲，一面又常常意识到底层群体的艰难困苦和积怨宿仇。当他受到权贵群体礼遇的时候，他迅速忘却了底层人的艰难困苦。当他不被权贵群体理睬的时候，他常常不忘“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候甚至想煽动并操纵底层群体的积怨宿仇闹个天翻地覆。鲁迅对权贵群体和精英群体的描述和批评，多于对底层人的描述和批评。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隐士》、《老调子已经唱完》、《论睁了眼看》、《记念刘和珍君》、《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关于知识阶级》等。
鲁迅的随笔显示，他对于底层群体的态度相当复杂。他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思想家，他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失败，能够让底层人负责的部分极少极少。所以，他有时候禁不住为底层人的奴性开脱责任，强调那是暴政所致，并且对底层人十分同情。这样的文章有《倒提》、《踢》、《谈金圣叹》、《女人未必多说谎》、《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门外文谈之十一）》、《我要骗人》等。有时候甚至还将若干希望寄托在底层人身上，如《一件小事》等。
然而，鲁迅对于底层人的失望、苛责、不屑，也常常流露在随笔作品中。比如《我谈“堕民”》、《迎神和咬人》、《“揩油”》、《阿金》等等。所谓“堕民”，本系被精英集团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贱民，他们只能从事贱业，遇到本来也是贱民的普通人家举办婚庆大事时，他们有义务上门帮忙，可见他们是贱民中的贱民。按照古传的游戏规则，每家堕民所服务的东家比较固定，又因为服务过后有一定的赏钱，于是这种服务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就业机会。既是就业机会，对于这些赤贫者来说就颇为宝贵，于是固定的东家和就业机会代代相传。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国家”（其实是权贵集团）在规定各个群体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实际上也规定了各个群体不同的收入和获得收入的不同方式。堕民作为拥有资源最少的贱民，那点赏钱对于他们来说肯定十分难得，堪可依赖。再说，那些固定服务的东家也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源，此外他们肯定没有机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给东家服务由当初的义务演变成了一种权利。
就此而言，一种社会结构所安排的“奴隶”身份，它本身构成一种特定的权利。
他们如果主动放弃这种可怜的权利，那么他们就会突然失去这个固有的收入和社会资源。他们当然不愿意。
鲁迅是精英群体中具有较强烈的奴隶感的人，终生都在痛苦咀嚼着奴隶的屈辱。可是他的屈辱毕竟局限于尊严方面，在生存资料的获得方式上，他纯粹是精英式的（官俸、政府补贴、版税等）。对于“堕民”以及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闰土、阿Ｑ、吴妈、祥林嫂们获得生存资料的艰难，体会不深，有时恐怕难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我们试着设想一下，古代雅典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对奴隶阶级的歧视，主张解放奴隶，天天鼓动奴隶反抗和逃跑。有一天那些奴隶果然逃跑了，并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可是奴隶身份、地位以及他们的权利义务都是得到国家制度肯定的，如果国家制度并没有为这些解放的奴隶提供新的法律地位、新的就业渠道、新的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那么，用不着军队前来镇压，经过三天的饥寒之后，这些解放了的奴隶最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回到原来的奴隶主家里继续干活。这时候，不受惩罚、不受拒绝地回到奴隶主家里，乃是他们最为现实的权利。
那个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因为奴隶们返回原籍继续干活而“怒其不争”，从此发奋着书，大肆批判雅典奴隶的奴性，并因此判定这些雅典奴隶的奴性就是雅典城邦共和国的国民性。他的着作名叫《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处处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唱对台戏。
假如真有这么一位人文学者，我们只能说他的良心很难得。至于他的着作和学说，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样，只能是一本对于精英群体即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有用的着作。亚里士多善的本意当然是激发奴隶奋起反抗，争得平等与自由，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