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前，我曾经着手写过一篇后记。写得很长，颇讨论了一些问题。而后记习惯上总是对书稿作些技术性、事务性的交代，那篇后来被命名为《我只能是阿Ｑ、祥林嫂的儿子》的文章，只好编作后序。
这本书是我这几年求学生涯的意外收获。十年前我认识一位山东的朋友，他在基层文化机构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曾经将权力交给副职，自己埋头读书八年。我对他的这个经历羡慕不已，对他的淡定沉静更是敬仰有加。第一回听他说这个故事，我就暗暗下决心要向他学习。前几年我将压在手头多年的工作做完，于是决定步其后尘，闭关八年，专事阅读。我的阅读计划偏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起源，所以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史前史、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感兴趣。有一度为了腾出空间安置新书，我将书架上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政治、近现代文学的藏书卖给了垃圾站，因为我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关注这一块。
可是一些偶然因素改变了我的阅读兴趣，另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我的写作兴趣。
我从人类学着作中读到了欧洲人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密克罗尼西亚）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于是我放下一切，全力关注起五百年殖民史来。在研究美洲、非洲殖民史时，我怎么能不格外关注中国殖民史呢？于是我将几个月前扔掉的近代史着作重新买回来阅读。由于有了世界文明史和五百年殖民史的背景，我对于８０年代以来盛行的近代史观，终于有了全面的审视与反省。对于与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近现代文学史，也有了不同于以前的体会和认识。
就在这时候，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反复提出要出版我的着作，那意思是希望为我做点什么。我反复说明，我这几年只愿意读书，不愿意写书。他最后提出，那你一边阅读一边编一本书给我吧，编什么都行。
我终于妥协了。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命题中，我最为熟悉的就是“国民性批判”问题，于是在妻子的协助下，于阅读之余编选了《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
编好这本之后，还有许多余绪需要梳理，于是我们又接着编选了《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这两本。
这时候我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抛开这个命题，继续我的阅读计划；二是利用这些丰富而又鲜活的材料，写一本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着作。为了说服自己选择第二项，我说，我已经阅读四年了，现在也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写作嘛。有的人读完四年本科之后，工作几年再去读研究生，这种人的发展往往也别有优势呢。我于是决定动手写。做那决定是在２００８年秋天。
就这样，我连续编选了三本书，还在写一本书。这四本书都是针对同一个命题说话的，构成一个系列，自认为还是搞清楚了一些问题。
这时候麻烦来了，我的这个系列着作，与那位约稿朋友的出版范围颇不适合。
我不能太为难朋友呀。我于是将编选的三本书，分送给几位搞出版的朋友，让他们分头帮忙。可是内心的遗憾却挥之不去。这三本书加上正在写作的《中国的疼痛》，明明是同一个主题的套书，集中出版才有学术价值，分散了就只是普通的文化读物了。
正在我万分遗憾的时候，忽然收到邓正来先生的电子邮件，他简简单单问道：
“你们编的国民性的书出版了吗？”我马上意识到这套书的命运很可能有了转机。我说，还没最后落实，您那里是否有方便法门？邓先生说，他的学术机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可以支持这套书的出版，可以纳入他主编的学术丛书，一起推出。我心里不断暗念：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邓先生无疑是从我的博客上知悉我这套书的，因为我曾经在博客上发表过启事。看来博客在传播信息上还颇为有用。在邓先生的安排下，这套书跟复旦大学出版社结缘。
感谢最早引诱我编选《“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的朋友，没有他的反复敦促，就没有这套书的编选和写作。他成为这套书从无到有的第一诱因。
感谢其他几位朋友一开始对我的支持，更感谢他们最后同意我将书稿撤回来集中交给邓正来先生出版。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先生，他为编辑、整理拙作所表现出的辛劳、细心、学术眼光和负责精神，让我肃然起敬。
当然，尤其要感谢邓正来先生为这套书集中出版所提供的各方面的支持。没有他的帮助，这几本书虽然血缘相亲却只能各奔东西。另外，在我所出版的所有着作中，这套书是我操心最少的，因为各种事务都是邓先生和他的学术机构为我处理的。
最后还想补充一句，与这套图书有血缘关系的，还有今年元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站起来》。在《中国的疼痛》书稿中，有六万字写得特别通俗，编在一起不合体例，我就按照那种笔调续写了十几万字，形成了《中国站起来》。所以，我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所编写的图书，实际上不止四本而是五本。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９日 北京北小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