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制度作为不可摇撼的社会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奴隶主小圈子牢牢控制着奴隶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为了论证奴隶制度的“正当性”，那个时代人文学术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说，奴隶阶级本来就智力低下，只适合于从事体力劳动，只适合于接受奴隶主的统治，并成为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尽管奴隶本来是从其他民族抓捕而来，被捕者很可能是最聪明、最勇敢的人，但是奴隶主说他们智力低下，他们就只能智力低下。奴隶主说他们是劳动工具，他们就必须是劳动工具。
作为奴隶主意识形态的代言者，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表述的：“奴隶作为用品（财产）而言，应该完全属于运用他的人。”奴隶“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就应当“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所有者可以分离的”，因而是可以买卖的。
这些观点成为伟大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也就是成为古希腊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整个古希腊文化和古希腊奴隶主之间的“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被西方人歌颂了千百年的古希腊民主制度，其实也就是一种小圈子之内的民主，他所维护的，乃是那个核心利益小圈子的权威和利益。奴隶主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对于奴隶的利益，它剥夺得非常彻底，对于外邦人群的利益和生命，更是极尽掠夺和屠杀之能事。所以，对于奴隶群体和外邦人群，古希腊的奴隶主、官长、学者和市民，必须给出负面的描述和评价。
亚里士多德所生产的“奴隶工具论”知识，首先是对奴隶制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充分论证了奴隶制度的正当性——不但奴隶主需要奴隶制度，奴隶也离不开奴隶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正当制度。它的解释与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相一致，与奴隶主的利益和需求相一致，于是他在这种制度的支持下迅速成为权威知识，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不但奴隶主不会怀疑它，奴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怀疑它。因为奴隶处于“不能不接受”它的制度框架之中。在此后的精神文化历史中，这条知识享有伟大的建构性力量，能够指导任何利益小圈子建构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能够诱导任何命运不济的大圈子心甘情愿地为满足小圈子的利益卖命。
所以，亚里士多德所生产的“奴隶工具论”，在西方社会成为千古不易的真理。
在西班牙殖民美洲的时候，个别传教士对于大肆屠杀印第安人不可接受，遂提出异议。殖民当局就是拿出亚里士多德所生产的“奴隶工具论”，证明印第安人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工具，奴役之、屠杀之都是正当的。
随着欧洲人殖民能力越来越强，殖民范围越来越大，欧洲人的利益共同体也在扩大，作为公平分赃机制的“民主制度”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他们的利益小圈子不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权贵集团，而是逐渐扩大到了他们整个民族或者整个种族。
对于东方民族来说，西方整个种族都是我们的统治群体。这整个历史进程，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工具论”支持下进行的。因为这一切行为，都符合原始社会即已存在的“掠夺大圈子的财富和生命，成全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的人文价值。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大学者，他以人文学术的名义改造了这种古老的中性的信条，使得小圈子对大圈子的劫掠、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成为合乎道德的、正当的、正义的行为。
所以，在人文学术体系的忽悠之下，不但中性的社会管理行为会被描述为正义的行为，连地道的罪恶行为也会被戴上道德的光环，成为堂皇的事业。那些剪径大盗经过人文学术体系的描述和装饰，不但无需付出道德的代价，相反，他们可以因此而获得巨大的道德利润，往往被称为民族救星、历史巨人。
亚里士多德所生产的“奴隶工具论”这条知识及相关人文价值，是用来揭示特定制度下不同人群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是为剪径大盗装金点银的，容易受到特定制度和特定利益小圈子的支持，因而万古长青。
楚人卖矛者建构的“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这条知识，不过是一种特定产品的知识。他本人没有制度的力量作背景，这条知识也无法纳入直接为制度服务的知识谱系之中，所以，他的知识传播的努力只能是白费力气，他的交易也就无法得到他人的配合。
人文学术体系与国民性批判
为了避免对人文学术体系作过于单一的理解，我首先强调，精英群体创造的人文学术体系具有多种资源和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至少可以列出如下三种。
第一种，精英人物探讨精英人物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维系政治的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繁荣和彼此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汉代人整理的周代“宪法”《礼记》，还有孔夫子的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二种，精英人物探讨对底层群体作出什么评价、提出什么要求、征收多少赋税、施加什么刑法。在这四项功能中，后两项一般是由社会控制集团的最核心机构决定的，王宫、总统府、议院等等就是这样的核心机构。前两项通常是由精英群体中的笔杆子完成的，鲁迅的一系列涉及底层人形象和境遇的小说，以及进行国民性批判时涉及底层群体的诸多杂文，就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三种，精英人物对人类生命的自由意义、对“存在”的神秘性和宇宙大生命的奥秘进行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即体现了这种作用。这些精神成果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底层群体接受和消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主要是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享用和消费的东西。
但是，本书所讨论的，是人文学术体系的前两个功能，那才是人文学术的主体。
对于人文学术体系的第三种资源及其功能，本书基本上避而不谈，事实上，它在人文学术中所占比例有限。
目前已知的各民族的人文学术体系，虽然起源于原始社会，但是无疑都成型于等级社会诞生以后。在部族与部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的对峙、交锋、融合过程中，只有那个占有优势的利益小圈子，才能创造并传播以他的利益为中心的人文知识体系。
每个民族人文学术的主创者和集大成者，都是社会控制集团的核心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禹、商汤王、周武王、姜子牙、周公旦、管仲、老子、孔子、孙武、屈原、商鞅、董仲舒、曹操、孔明、韩愈、朱熹、王阳明、张之洞、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恺撒、西塞罗、奥勒留、培根、马戛尔尼、伏尔泰、孟德斯鸠、华盛顿、杰弗逊、基辛格、亨廷顿等等，不胜枚举。
有的人虽然未必是社会控制集团的核心人物，至少也是其边缘人物，如孟子、庄子、魏源、王韬、陈独秀、鲁迅、皮列士、黑格尔、义律、伯驾、马礼逊、李提摩太、史密斯、丁韪良、汤因比、费正清等等。
所有参与人文学术体系建构的人，都乐于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真理，乐于强调人文学术体系所包含的价值是惠及万民的普世价值，天下万民都有信奉、遵守的义务。
事实上，商汤王、周武王、犹太先知、亚里士多德、杰弗逊等杰出人物建构我们所仰仗的这个学术体系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追求普遍的真理和正义，而只是为了维护他本人或者他那个小圈子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剥夺他的小群体之外的所有人群的利益。整个人文学术乃是建立在卖矛诱导基础上的。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一个“卖矛诱导”体系。
《礼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为什么王者立国治民必须首先掌握文化教育权力？因为他们必须迅速建立一个专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卖矛诱导”系统，让这个“卖矛诱导”系统成为公众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俗。古往今来的人文学术体系之所以能够远播四方并且能够传承万代，就因为它被历代社会控制集团所反复推崇和运用，最终果然成了制度和风俗。
在任何一个统治模式中，都是小圈子决定大圈子的命运，小圈子支配大圈子的财富，小圈子建构并控制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殷商担任天下共主时，殷商就是这样的小圈子；周控制中原时，周就是这样的小圈子。西班牙殖民欧洲时，西班牙是这样的小圈子；英国称霸世界时，英国就是这样的小圈子。当今时代，西方作为一个强势群体，建构了以他们的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新秩序，那么，整个西方就成为这样一个核心利益小圈子。全世界的资源、财富、国际秩序等等，都由他们决定。
在小圈子所控制的整个大圈子中，分布着很多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对于小圈子的领袖人物（比如商汤王、周武王、杰弗逊等等）来说，处理不同等级、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是他们最主要的政治事务，这个事务永远是在军队和刀剑的背景下完成的。说服不同等级、不同群体接受业已定型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则成为人文学术永恒的主题和主要的内容。精英群体就这些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和主张，只能是对某个或者某些等级和群体有利，而对另一个或者一些等级和群体有所不利。
就此而言，人文学术的群体倾向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阶级社会，这种群体倾向性就表现为阶级倾向性。
无论是哪个小圈子成为社会控制集团，它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一定会引导大圈子中的受众认可小圈子的权威和道德优势，歌颂小圈子的文治武功和抚恤万民的功德，同时一定会启发受众好好反省自己的缺陷，体验自己的愚昧与卑贱，同时激发他们通过歌颂、学习、崇拜、信仰小圈子的崇高道德而得到进步与升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人文学术体系的大致神韵。
在任何民族的人文学术体系中，对于统治阶级即小圈子的崇高化描述及歌颂，和对于被统治阶级即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和批判，永远是比翼齐飞的。周人要取代殷商统治天下，必须通过批判殷商来建构周人的崇高感，殷商的罪恶和卑劣在周文化中可谓罄竹难书，连“守株待兔”这样一个滑稽故事，也得戴在商人的头上（故事中所言宋国人就是殷商遗民）。
可是，为什么只有周人能够取代殷商而不是其他部族？周人必须建构一种学说，凸显其他部族在道德、文化、习俗、性格等等方面的卑贱特征，并用封侯建国的方式，派遣周人权贵到全国各地去实施领导与教化。
同样的道理，西班牙人在统治美洲时，不断谴责印第安人的愚昧、懒惰；英国人在侵略中国时，不断批评中国人保守、愚昧、排外；美国人在侵略伊拉克时，批评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怀有恶意。而整个西方世界在统治东方世界时，不断批评东方社会麻木、残忍、专制、排外。所有这些，都是国民性批判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变体。
不是因为底层人群真的具有什么特殊的劣根性，而是因为社会控制集团必须建构出底层群体的劣根性，以便将他们在精神上打入十八层地狱，用以证明小圈子统治的正当性，并保证小圈子政治上、文化上的安全。
鲁迅时代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小圈子对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在西方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跟历史上所有的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和批判都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