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的生命体验
马伟业
毫无疑问，新时期的萧红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最初的“反帝爱国的女作家”的提出，到后来的“改造民族灵魂”的女作家的确认，人们的认识越来越逼近对象的实质。但遗憾的是这种探索没有继续下去，直到目前仍然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然而，不论是“反帝爱国”还是“改造民族灵魂”，都无法解释《马房之夜》和《后花园》这类优秀作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二者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萧红的创作中，与“反帝爱国”和“改造民族灵魂”同时存在的是她对生命的深刻体悟。
作为一个具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a的女作家，萧红在致力于“反帝爱国”与“改造民族灵魂”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开始表达她对生命的体悟。从最初的《镀金的学说）到临近生命终点的《红玻璃的故事》（只有构思），她在很多作品中都或淡或浓，或片断或整体地表达了她的生命体验。她常常由某种生活情境联想到整个人生，体味并表达出人生的悲凉感。《镀金的学说》本来是通过伯父言行之间的矛盾揭露封建卫道者的虚伪的，但由他与昔日情人重遇而引发的人世感怀中，却传递出人生易老的苍凉之感。《王四的故事》的本意是表现一个不觉悟的被压迫者的悲剧的，但在他的可悲晚景与美好的青春怀想的巨大反差中，也渗透着人生的凄凉感。《小城三月）主要是揭示旧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摧残，但在主人公翠姨的悲剧命运中同样透露出人生的悲凉。“小城三月”这一题目无疑是个象征，它象征着美好生命的短暂易逝。作品在对“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的感叹中，在结尾处加上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年轻的姑娘们坐着马车去买衣料，“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的看似随意的一笔中，同样流露出生命的生生灭灭无法永驻的悲哀。而在《呼兰河传》中这一点更为明显。
如果说，上述对生命的体验还是在表达某种题旨时的偶然触发和顺手夹带，那么，在另一些作品中作家则通过完整的构思和整体形象的创造，“专事”表达了这种独特的感受。正如前文所说，萧红之所以感到人生如此悲凉，是因为她体味出“人生苦短”、“浮生若梦”，她的《马房之夜》就表达了这种感受。她在这里同样是在地主与长工之间展开情节，但她却放弃了《夜风》等作品曾经选用过的“阶级视角”，打破了阶级疆界，在生命的大视野中观照他们的关系。老长工冯山渴盼与少年时代的伙伴五东家重聚，当听说五东家不日就要到他寄身的少东家做客时，他极为兴奋，越是盼望这一刻的到来，越是担心此事是否有假，于是他逢人便问，以证虚实。他问马倌；问马夫，问厨子，问少东家，问倒脏水的老头，问丢着铜钱玩的小姑娘。这种反复的询问核实充分说明他渴见故人的心情的迫切。然而，这又绝非一种单纯的渴见故人的愿望，而是企图在这一重见中，在重见所引来的对“年轻时的那一群伙伴”的回忆中，重温自己的人生旧梦，以找回失落的美好岁月。因此这种重会故友的欲望就成了生命在临近终点时对人世的苦苦挽留和死抓不放。它使人冷彻肺腑地感到了“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篇小说在萧红全部创作中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不但技巧圆熟，而且深刻地道出了人类对于生命的一种普遍感受。也许正因如此，它在发表的第二年（1937年）就被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四年后又被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成为萧红最早与外国读者见面的作品。
萧红之所以觉得人生悲凉，也在于她在原本就苦短的人生中发现竟有那样多无法回避的痛苦，而离合之悲就是其中之一；它仿佛一块极其粗砺的怪石，搓磨着人的肌肤，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啃噬着人的心灵。她在《后花园》中曾用色彩斑斓而又迷茫惆怅的笔触叙说了一幕离合的悲剧，在无限惆怅的气氛中诉说了人生的悲凉。中年光棍汉冯二成子整年孤独地踞守在昏暗的老磨屋里，与小驴老磨为伴。突然，在他心灵的荒原上燃起了一簇鲜红的爱的火苗，他爱上了邻家的少女赵姑娘。但因自惭形秽，他又不敢表露这种心迹。他把它深埋在心底。有如岩浆被埋进地心。这种感情使他欣慰也使他痛苦，他为之兴奋也为之羞愧。然而，赵姑娘出嫁了，他变得精神恍惚，惘然若失。他升起了无名的惆怅，同时也感到了某种解脱。但在为去女儿家的赵老太太送行归来的路上，他顿时被一种无以名状的落寞和伤感所包围，他向无极的虚无发出“人活着为什么要分别？既然永远分别，当初又何必认识”的追问，发出“这样广茫茫的人间，让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就不管他了”的抗议！作家在这个普通长工的生命体验中，表现了离合之悲加给生命的苦痛，既有诗人的感怀，又有哲人的沉思！
在生命苦短和离合之悲外，萧红觉得人生的悲凉还在于人永远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命运总是左右着人们，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条苦难的人生小路上。在此弥留之际，在她无法把这种体验化成文字的情况下，她仍然把表达这种体验的完整构思口述给骆宾基，让他完成她的遗构，这就是《红玻璃的故事》。虽然骆宾基缺少萧红那种浑然圆整地表达这种体验的能力，在关键之处只能予以直露的说明，但它依旧留下了萧红的心灵印记。王大妈被前往黑河挖金子的丈夫扔在家里，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过着“寡清”的日子，但她仍然那样乐天勤谨。即使是在大忙的秋季，也挂念着外孙女小达儿的生日。在前往女儿家为小达儿庆祝生日的路上，她与所见到的熟人说笑不止，无忧无虑。但当她愉快地吃完小达儿的生日面条后，突然发观小达儿正玩着一个红玻璃花筒，由此她受到极大的震惊。她突然顿悟到原来冥冥之中有一个命运之神在驱驶着她们祖孙三代人。“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玩儿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真纯的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达儿她娘的孩子时代，同样曾玩儿过这红玻璃花筒，同样走上做母亲的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她同样被去黑河挖金子的丈夫抛在家里）。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她预感到小达儿“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一旦“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她便感到了“生活的可怕”。她被这一顿悟震惊了，击倒了，她失去了生的欢乐。此后，人们再也“听不见她的话声”，“再也望不见她那充满生命力的眼睛和笑容了”，以致终于在这一顿悟的打击下死去了。萧红玻璃花筒也无疑是个象征，它象征了人生命运的无法逃避，苦难的无法解脱，它写尽了萧红悲凉的人生体验。
萧红之所以形成这种人生体验，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绪状态息息相关。本来，人生是地球生命的不断衍续的存在形态，它不可能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美好，也未必象另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悲。在某种意义上，对它的乐观与悲观的体认都与体认者的生活遭际以及由此构成的特殊心境有关。萧红之所以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并不时表现它，是因为生活给了她太多的打击，她心灵的上空始终时隐时现着一片悲凉的阴云，她的这类作品无不是这片阴云出现时的投影。可以说，在萧红短暂的生命历程上，她的情绪世界一直包含着消沉与振作的双重因素，这两种因素交错着，递变着，构成她心境的特殊状态。少爱无欢的童年与坎坷多难的少年生活，使她的心灵遍布着伤疤。她象“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一只畸零的小鸟！”这种遭遇使她消沉，她真切地体味到了人生的悲凉；但同时这种苦难也养成了她倔强坚韧的反抗性格，在反抗周围的黑暗现实之际，她又充满了战斗者的乐观和振奋。走上社会以后，这两种因素仍然错杂在一起，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中，其中的某一因素就上升到主导地位，决定着彼时的心境，也影响着其时的创作。总体来说，1936年以前，她是乐观的，是振奋的。此时她在患难中与萧军结为伴侣，这个走出家庭的“娜拉”既未堕落也未回来，而是开始了流浪生活。在她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b因此尽管当时生活极为艰难，但她的情绪是乐观的，心境是开朗的。对此，萧军曾明确地说过：“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c这种乐观奋发的精神成了她这时情绪的主旋律，为她的作品定下了昂扬振作的基调。虽然此时她心中也不乏对人生的悲凉体认，但她却很少（并非绝对没有）触及它。然而，从1936年夏季开始，萧红的情绪却出观了急剧的落潮，此前那种昂扬乐观逐渐消退下去，而几年来一直被掩抑着的消沉苦闷却主宰了她。尤其到1937年，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她心灵中的苦水像迭起的海浪一样奔腾着向她压来。“她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中了！”d她痛不欲生地呻唤着：“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她说：“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e之所以出现这种巨大的转折，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萧军在爱情上的“不忠实”深深地伤害了她。萧军后来也坦白地承认道：“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与她的”；“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深深地刺伤了她”。f这意外而巨大的打击有如一根导火索，引燃了她心中积压多年的身世之悲，有如一把利刃，揭开了她心灵上的旧伤，使她在痛苦中忆往思昔，重温早年的旧梦，而这充满着凄凄寒意的旧梦只能反转过来加剧她心灵的痛苦。这种现实与既往的双重苦痛构成无边无底的深渊，深深地吞陷着她，使她经受着折磨。这种折磨又使她本来就已多病的身体更加衰弱，而身体的垮掉又使她看到了死神的袭来，一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无限哀感彻底主宰了她。正是这多重打击所造成的心灵痛苦，令她情绪消沉，心境悲凉。因此，她心灵上空那片长期隐没着的阴云出现了，她的明亮心境隐退了。她的表现人生悲凉的一系列作品也就随之诞生了！虽然此后她的生活曾经出现过曲折，但她的心境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转变。
但是，她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她敢于直面现实。尽管她情绪低落，心境悲凉，但却并不悲观绝望。她个人没有因此走向颓废，没有皈依宗教，更没有自杀（象中外很多作家那样），而是支撑着面对人生，没有放弃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职责。她顶着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与折磨，战胜着自己病弱的身体，勤奋创作，继续用自己的笔去揭示人类的愚昧，履行着改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并以强烈的民族感情鼓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甚至在即将告别人世之时，仍然对人讲述自己的创作计划，讲述着已经构思完毕而无力写出的作品。在临终前仍然挂念着没有写成的“半部红楼”，并深表“不甘”。正因如此，她在表达人生体验的作品中，也没有因为人生充满着无边的悲凉而主张逃避人生，走向佛家，走向道家，或者走向叔本华。虽然她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与上述诸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对待这种悲剧的态度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萧红的表达生命体验的作品在她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它道出了生命的永恒悲凉，但又不把人引向悲观绝望，使人站在较高的阶梯上去俯视人生。即使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艺术实践也显示着非同寻常的个性和价值。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革命，时代便要求文学也担负起同样的重任，而作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也乐于自觉地充当完成社会重任的角色。因此，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社会视角，尤其是政治视角来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但是，所有作家的这种极其合理的实践方向却无疑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项，在为数甚众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能见到对生命现象进行哲理思索和艺术表现的作品，致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缺少“形而上”的高度和深沉。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上，我们才发现了萧红这类作品的可贵。她凭着那可贵的“叛逆之心”与“叛逆之胆”，坚执自己的信念，颇带几分任性地去从事自己的选择。在人们高喊“一切为了抗战”的情况下，她却偏偏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g，主张以“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当然，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她没有忘记表现抗战斗争，从《黄河》到《旷野的呼唤》，一直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斗争，鼓舞人们的抗日情绪，并以很多笔墨描写“人类的愚昧”。同时，又站在较高的基点上表现她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写出了人生的永恒悲凉，引动人们关于生命的无限遐思。它虽然缺乏政治意识，对社会革命没有直接助益，但却更富人类意识，触及了生命的奥秘，直接走入人类的心中。在她的《生死场》、《商市街》等作品风靡一时的情况下，不同国度的中国文学翻译者却共同选择没有引起中国读者充分重视的《马房之夜》加以翻译介绍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今日的中国，一些读者喜爱萧红，除了悲悯她的身世、惋惜她的过早死去和喜爱她作品中那种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以外，恐怕也与她的生命体验与对这种体验的艺术表现不无关系。她的那种透骨的人生苍凉感对任何生命个体无疑都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力。也许，萧红作品的长久生命力就在这里？
注释：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萧红1937年5月9日给萧军的信。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萧红1937年5月4日给萧军的信。
萧红语，《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三集三期1938年6月。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何人绘得萧红影
桑 农
最近读到一本《我的婶婶萧红》，作者是端木蕻良的侄子。其间许多文字，显然是在为他叔叔申辩。此前还有一部《端木与萧红》，也有此动机。而该书的作者钟耀群，是端木蕻良的第二任妻子。作为端木的亲人，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是在情理之中，可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两人的婚姻多么美满，未免矫枉过正。
人们对端木蕻良印象不佳，是有事实依据的。端木的某些行为的确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新婚不久，先行赶往重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还有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将她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却很少去医院看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难言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关于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有许多对端木蕻良不利的描述。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回忆中。据说，当时有人看见萧军和萧红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当我们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而惋惜时，是否想到，她和萧军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吗？不错，是萧军将萧红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是他们一起从东北逃亡到上海，一同见到鲁迅，加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可在日常生活中，萧军给萧红带来的是什么呢？虐待、蔑视、背叛，该犯的错误都犯了。萧红去世后，他居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殴打了妻子，却不许她在外人面前掩饰；让第三者珠胎暗结，还不许妻子难过、抱怨，否则，就是“个人生活意志上”的“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便是萧军“男子汉”的逻辑。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几乎所有的萧红传记，都没有认真对待以上这段叙述。现在看来，这里所体现的身体关怀，才是对一位女性真正的关爱。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小资情调。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萧军、端木蕻良，还是早年的汪恩甲、临终前相伴的骆宾基，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于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许多人还忽略了一点，萧红与萧军离异，并不在他们婚姻生活最危机的时候。肉体的和精神的伤痛都忍受过来了，萧红与萧军一同加入到抗日文艺队伍，崭新的道路在面前展开。可值此之际，他们分道扬镳了。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述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人总是一样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的宝贵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好的。”
这以后，萧军真的一个人走了。等他再见到萧红，端木蕻良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萧红在萧军和端木蕻良之间做出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端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至少不会有家庭暴力行为，也不会在感情上背叛她，而更重要的是，他欣赏、鼓励和支持萧红从事她视为生命的文学事业。这些都是萧军所不能给予的。
然而，萧红的这一选择，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非议。当她和端木蕻良到胡风家告知他们现在的关系时，胡风夫妇既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任何表示，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胡风私下则对萧红说：“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这很伤萧红的自尊心，从此也就与胡风疏远了。老朋友高原从延安来到武汉，见到萧红，对她与萧军离异也表示不满，批评她处理自己生活问题上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对此十分反感，说高原从延安回来，学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萧红有过到延安的打算，而最终没有成行，这也令很多人感到遗憾和困惑。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因为不愿在那里遇到萧军。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可仅仅为了躲着前夫，就放弃了原定的计划，也说明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舒群曾试图劝她去，据说两人为此争吵了一整夜，也没有结果。他们争吵什么，没有记载，恐怕不会只是为遇到萧军怎么办这类问题。从萧红一贯的思想看，她更关心的应是坚守作家的“岗位”。随端木蕻良之后去了重庆，接下来双双飞往香港，后来还打算前往新加坡，这都是战争形势所迫。她只是想寻求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专心于她的文学事业。季红真《萧红传》里分析说：“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一直被看作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实，她原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
萧红固执己见，未去顺应“时代的潮流”，自然会被排斥在“宏大叙事”之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甚至事隔半个多世纪，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依然如影相随。最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茅盾《〈呼兰河传〉序》里的“寂寞说”：“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她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不感到苦闷而寂寞？”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孙犁的意见仍是这一思路。其《读萧红作品记》中写道：“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际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茅盾也好，孙犁也好，希望萧红所走的，无疑是萧军走的路。可试想，萧红果真如此，就不再“寂寞”了吗？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有人说，这体现了她“不平和反抗”的性格。但她有什么“不平”，又在“反抗”什么呢？早年，家庭乃至家族的压迫，汪恩甲家人的干预，都引起她过激的反抗，这自然可以说成是反抗旧的封建势力。与萧军一起逃离东北，经鲁迅推荐蜚声文坛，她也一度备受青睐。让她愤愤不平的，一在感情生活方面，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前一项，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后一项，注意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鲁迅去世后，萧红与胡风等人过从甚密，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文学圈子。胡风要办一份刊物，取名《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建议改成《七月》，这才有后来文学史上“七月派”的称谓。然而，萧红与胡风的思想分歧很大。《七月》上刊登的一些座谈会发言记录，就有这方面的内容。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像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同年4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尖锐地指出；“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除了胡风，还有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满。前面提到的，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批评的篇幅就远远超过了赞扬的部分。序文中质疑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正好有一节与之相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看来，对别人可能有所指责的地方，她不是不晓得，而在她心目中那正是自己追求的。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当误解来自身边的人时，萧红的心里则受到更大的刺激。有一次，她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她为这背后的轻薄而伤心，竟然离家出走。端木蕻良对她的文学创作算是十分推崇了，可也有所不屑。据靳以回忆，萧红拿出《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他看，端木蕻良抢过来瞧了几眼，便鄙夷地嘲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难堪地红了脸，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后来，《回忆鲁迅先生》发表时，端木蕻良还强行代笔写了—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治学和接世固然应该写，但那恐怕不是萧红所长。
萧红的作品不被普遍看好，也因其艺术形式的前卫性，即鲁迅当年敏锐指出的“越轨的笔致”。聂绀弩曾鼓励她说：“鲁迅讲你比谁都更有前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萧红立刻打断他的话：“又来了，你是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后来，她对骆宾基也说过同样的话：“—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原载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
萧红小说中的男性群像
邹群燕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其实是一部男性自我标榜的英雄史，几乎所有的男性形象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权意识的烙印。萧红作为—个为女性代言的作家，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占据着主要的空间，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忽略萧红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形象，他们同样承载了相当厚重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
（一）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在萧红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由于萧红自身特殊经历使她对于地主阶级有着格外的憎恨。弗洛姆认为，在孩子幼年的教育期间，“父亲是儿女的教育者，也是儿女走向世界的引路人”。a但是萧红的父亲带给萧红的不是家庭的温暖，而是—生都难以释怀的阴影。萧红眼中的父亲并没有慈父的和蔼，而是“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正因为怀着这种极力反抗和挣脱的情绪，处女作《王阿嫂的死》中便出现了凶恶残忍的张地主的形象，“手提着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振动着翅膀，眼睛突出，鼻子向里勾曲着”。c显得面目可憎。在早年的作品中，萧红经常流露出对父亲深深的不满，这种不满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的地主阶级的猛烈的鞭挞和抨击，描绘出一幅幅父系社会的冷酷画面，从中透露的对男性偏见和父权专制的批判表明着萧红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决绝态度。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香港写就的成名作，漂泊的旅途中，萧红体味到了人生的种种甘苦，饱尝了无家的凄凉，失家的悲哀。眼前的战乱流浪，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以及个人感情的屡屡受挫，现实种种的不如意都使萧红愈发怀念在祖父身边的日子，在后花园无忧无虑的生活。因此《呼兰河传》中老祖父的形象让人愈发感到温暖，可亲，始终饱含着脉脉温情。祖父是萧红童年生活的中心人物，也是她在父母和祖母严厉苛刻的管教下唯一的情感寄托。
（二）农民阶级
虽然出身地主阶级，但由于张家大院的周围居住着许多贫苦的农户，应该说萧红对农民阶级的生活和境遇是有深刻了解的。其作品中的农民阶级形象比起地主阶级更为丰富。其中又以《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的农民形象最有代表性。
《生死场》中的赵三是一个在充满了奴性色彩的文化环境里生活着的农民，他的麻木、愚昧、无知突出地体现在对待生和死的态度上。作者用一句话简明地概括了这种状态，“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d他代表的是乡村中顽固保守，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只要还可以忍受，他们便不会反抗，“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e当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也被剥夺时，他也想过反抗，参加“镰刀会”。然而，乡村中的农民赵三仍是奴性思想占了上风，当地主为了私利将他从监狱里捞出来以后，这个“起初看来还象一块铁”的汉子，“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好河山，东北土地上到处在宣扬所谓的“王道乐土”，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压抑已久的愤怒与仇恨终于激起了老赵三体内的血性，他发出了“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f的呐喊。虽然这种深沉的呐喊承载了太多历史的负荷，但赵三的进步毕竟代表了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觉醒和生命活力。
二里半是《生死场》中另一个蕴涵丰富的农民形象，小说以二里半和他的老山羊作为开头和结局寓意颇深，二里半是比赵三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形象，他的思想比赵三更加滞后。对于生死场的农民而言，什么都没有土地更重要，土地是他们的生命之源，希望之源，但也正是这种对土地强烈的依恋使他们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土地的束缚，由此产生了东北农民封闭褊狭的“土地本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而二里半那只已经老迈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山羊在作家心目中也正象征着农民对家园故土永远的依恋。
比之《生死场》对于故乡农民死水一般愚昧凝固生活的描写，《呼兰河传》中不再被凄楚，阴冷的氛围所笼罩，作家用更加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呼兰河畔生活着的芸芸众生。小说以大量民风习俗作为故事背景，揭示了造成小城人民冷漠无情，麻木愚昧，寂寞无聊的“看客心理”的深层文化社会根源——病态的民族文化和停滞不前的惰性历史。全书没有设置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但其中很多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g赵三、有二伯等人作为祖祖辈辈在东北土地上繁衍的农民，虽然肉体仍在生活，但精神却早己死亡，这种愚昧、麻木、死寂的状况所带来的是群体生命力的极度萎缩。自然环境的恶劣是可以感受到，可以改造的，而人文环境，人的生存方式的闭塞落后无疑造成了扼杀人性的“集体无意识”。
萧红是接受了五四新思想教育的女性，加之周围能够与贫苦群众接触的生活环境，以及和家庭的复杂关系，使她与劳苦大众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敏感的内心使这位天才女作家不仅对这些苦人儿抱有深深的同情，更时常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思考他们生活状态背后的深层含意。在萧红看来，作为男人的赵三们，显然比女人更要后知后觉，因为在他们之下，还生活着奴隶之奴隶——女人。“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h女人在男人眼里就相当于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男权意识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是女性被压制、被奴役的罪魁祸首，而男人对女人们家长制权力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父权作为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模式里的社会法则曾深深覆盖和遮蔽着女性的经验世界，在历史文化的流淌中积淀成为女性集体无意识而承传下来，进而使父权演变成女性生存空间里时刻笼罩着的阴影。“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i在《呼兰河传》中有一大段议论鲜明地表达出了男权社会一切皆以男性为中心，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需要接受合乎男权利益的标准的检验和改造。“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在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原因。”j对于男人打女人这种男权文化的野蛮传统，萧红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所以能从老爷庙和娘娘庙的差异上，直击父权制度、男权传统虚伪残酷、空虚无能的本质。
（三）市民知识分子
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创作了反映战乱时期中国人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讽刺小说《马伯乐》。
马伯乐以萧红创作于1936年的短篇小说《逃难》中的何南生为原型，他出身于青岛一个信奉洋教的有钱家庭里，家里读《圣经》，守圣礼，说着半生不熟的外国话。马老太爷绝对地崇洋，儿子，孙子们的名字都用保罗，大卫，亚瑟，雅格等《圣经》中的人名，对于自己的吝啬、不仁也常常以曲解《圣经》作为开脱。虽然马伯乐很不屑于其父的吝啬，但在这一点上，马伯乐完全不逊色于马老太爷。萧红在《马伯乐》中尽显讽刺才能，主人公一出场就表现了十足的守财奴的特征，“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也到底上算，吃上药，也不是白吃吧？伤风是死不了人的”。k马伯乐不仅是个守财奴，还是个毫无求生能力的寄生虫，一个只会空想，永远惰于行动的人。他在家里吃白食遭到家人的白眼，去开书店不务实又折了本，总是对生活现状气愤不过，却惮于生机不敢和家里决裂，面对现实生活的失败总是以一句“他妈的中国人”获得精神自慰式的胜利。马伯乐的精神状态代表了抗战时期多数国人的普遍心理，这种自私自利、只求自保的逃避心态，就是战时民众的一种真相。
西方人类学家认为，女人的生活实际存在着双重环境，她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不被完全包容，有一部分溢出重合的圈子之外。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l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萧红饱受男权社会之苦，她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影响了她全部的生活和创作。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对于人生有着寂寞悲凉的体验，同时也具有了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始终表现出一种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倔强性格。在萧红笔下，性别问题并不只是女性解放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要求。她对男权意识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批判和控诉上，而是用“女性话语”对男权意识的载体——男性形象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解剖，并深入地思考了男权意识对整个社会进步造成的重重阻碍。萧红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感受审视男权宗法制社会的荒谬和冷酷，洞穿了男性与女性共同的悲哀的生存困境。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能够达到深刻的形而上的人性深度，从而获得久远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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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求索》第十二期（长沙），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