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平身世考
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
王化钰
著名女作家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年来，海内外研究萧红者不乏其人。有些问题各执一说，莫衷一是。为了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们先后走访了萧红的亲三姨——93岁的老人姜玉凤，萧红生母姜玉兰的亲叔伯妹妹（姜玉兰十叔姜文科的女儿）——84岁的姜玉坤，萧红继母梁亚兰的亲妹妹——退休教师梁静芝和他的丈夫马天浩先生，以及张家的老邻居——69岁的王大娘。现将我们调查和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如下。
生父略考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初五）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龙王庙胡同（原呼兰县建设小学，现改名为萧红小学）道南侧一个小地主家庭。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1849—1929）生无子嗣，将五弟张维岳的三儿子张廷举（字选三，1888—1959）过继为子。张廷举12岁时由黑龙江省阿城被接到呼兰县读书，1906年毕业于省立高等小学堂，2l岁时又于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校址卜奎，即今之齐齐哈尔），获得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当即被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并兼任该县实业局的劝业员。
他任职不长时间，于宣统二年转回呼兰任农业学堂教员及改造私塾总教习。1909年8月，张廷举与呼兰县出名的设馆教书儒学姜文选（1859—1934年）的大女儿姜玉兰（1886—1919年）结婚。姜玉兰自幼随父亲读书，16岁时就能熟诵唐诗宋词，在几个姐妹中她头脑最聪明，是她们中的佼佼者。她23岁结婚，介绍人是西营子的宋六。
我们首先访问了萧红的三姨姜玉凤老人。她虽已双目失明，耳朵有点聋，但记忆清晰，口齿流利，十分健谈。她说：“姜玉兰是我大姐，她出嫁是西营子宋六给当的媒人。当时呼兰街里有个范老万，是做买卖的，他媳妇是宋六的姐姐。正月初二宋六的儿子娶媳妇，宋六把他姐姐接到屯里来了，姜玉兰的老婆婆也姓范，她们是认户的一家子，也下屯里来喝喜酒。因为过去曾提过亲事，后来放下了。这次张家老太太来又偷偷地把姜玉兰相看，看中了。那时，张廷举在卜奎（齐齐哈尔市）念书，我爸爸和姑夫进城去相看没见着人，只看到了照片，两家的婚事就这样订了。第二年8月，我大姐和张廷举结了婚。”姜玉凤老人说：“他们结婚那天下大雨，送亲去了二十多人，我也去了，坐了满满两大车，车上用席子搭的篷。”
姜玉凤还追忆说：“萧红刚出满月，我们屯发了大水，记得那是闰六月初二的早上，水都没了炕沿了。全屯各家各户的房屋全冲倒了。父亲便带着母亲、弟弟、妹妹和我，乘船进城到我大姐家（张廷举家）去了。在那儿住了四十多天，水退了，房子修好了，我们才回来的。”
姜玉兰十叔的女儿姜玉坤老人也证实说：“我大姐结婚那年我正好10岁，我爸爸去送亲，我没去。但她嫁给张选三（即张廷举）我是知道的，姐姐和姐夫几次来屯里串门我也见过。嫁给张选三是她头次结婚，不是二婚妻。”
幼年活泼好动
萧红从小就活泼好动，胆子大，任性。6岁时，她想要一个皮球，听大人说街里有卖的，她就一个人偷偷走上街头买皮球。过去是由祖父带她在院庭里活动，从来没有让她一个人上街去过，这会儿她出后角门朝北走不远就迷路了；多亏一位好心的车夫问明了她姓氏，父亲名字，用马拉的斗子车把她送回来了。头一次坐斗子车，萧红感到新鲜；她像大人一样坐在车后的长木椅上，对这种“探险生活”感到十分快乐。到家后，车夫问明了姓氏，说他们的小孩在街上迷了路，他特意给送回来了。家里人正在到处找孩子，心急如火，听说有人给送回来了，祖父、祖母、母亲都一拥而出，萧红这时才感到有点怕，她蹲在座位下的车斗内，一不小心滑跌下来（车斗距地面有一米高）。对她的丢失，祖父心中本来就焦急，她又从车上滑下来，再说她这么小竟敢不请示大人自己跑上街，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因此，他把气都发泄在车夫身上了。他不容分说，上去打了车夫一记耳光，不仅没说一句感激话，连车费也没给，就把车打发走了。年仅6岁的萧红，看到祖父动手打人，心里甚是怏怏不快。
萧红7岁时，祖母范氏（1845—1917）病故。萧红的三个姑姑都携儿带女前来奔丧，使她结识了几个新伙伴，玩的新花样就更多了。她把表哥带来的绘有山川、河流、天地、牛、羊、房屋、剪刀、短刀等等的小人书、小画册拿来一本本地翻阅着。
就在全家忙活着招待前来奔丧的人的时候，萧红与姑表兄弟们玩得十分开心，她顶着酱缸帽子满院乱跑，从门外蹦到屋里，大喊着祖父，以为祖父会看见她头戴这东西而高兴。哪承想被她父亲碰到。在这样忙乱、悲哀中，她还任性胡闹，父亲非常生气，认为她这种行为在亲属中丢了他的脸，一气之下将她踢倒在外屋地的灶坑旁边。萧红被人扶起后，她倔犟而疑惑地凝视着盛怒的父亲，一声没有哼。
张家在呼兰县这古老的小城里，生活是中等的。尽管祖父对萧红看管很严，不让她到处乱跑，她还是时常乘人不备，一个人偷偷走出黑色的小角门，往东西南北一望，天地真是宽广辽阔啊！出了门，她就结识了左邻右舍的一些穷苦孩子。有时她从家中把馒头、黑枣、冰糖拿给他们吃。日子久了被母亲发现，告诉她不要把东西送给那些孩子吃。萧红一声不吱地听着，心中感到十分不解。
祖父溺爱
在当时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萧红的出生无疑使张廷举、姜玉兰夫妇不甚快慰；可是祖父对她还是特别喜爱的，他感到自己的晚年精神生活有了寄托。
当萧红一会走路时，祖父就领着她到后园子去玩耍，张家的后园子大约有200平方米左右。尽管不大，里边种植的样数却很多，有杨树、柳树、榆树、樱桃树，以及各种蔬菜，地边上还有各种花草。一到春天，大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春风吹拂，积雪融化，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大地披上了新装；入夏，园子里景色更加绚丽多彩，使人眼花缭乱。五颜六色的花争相怒放，蝉飞蝶舞，空气馨香，令人陶醉。这就是萧红儿时生活的乐园。这个乐园开阔了她的视野，陶冶着她的思想，因而常常使她流连忘返。
因为祖父十分喜爱她，所以就未免有些惯纵她。为这事，她的父母很有意见，认为她是个女孩子，从小就应该温顺有礼。萧红却特别淘气不老实。为此父亲尤其看不惯，总是对她板着面孔。因而萧红从小对父亲就敬而远之。祖父则十分娇惯她，啥事没有不依着的。要啥给啥，愿意怎样玩就怎样玩。这就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比较随便而又特别任性的性格。
一次，萧红的祖父把掉在水井里的鸭子打捞上来，用黄泥糊住经火烧烤后给她吃，她觉得味道很好。没过几天，她还想吃这种鸭子肉，但没有掉进井里的鸭子；她就一个人往井里赶鸭子，赶不进去，就招呼别的孩子帮着往里赶。鸭子围着井沿呱呱叫，就是不往井里跳。祖父发现了，问她要干什么，她讲了用意。祖父说：“好，爷爷给你用黄泥糊鸭子烤，来，爷爷抓一只。”任性的萧红并不满意，她非要吃掉在井里的鸭子不可，不答应就躺在地上打滚。即使她这样闹，祖父也从不骂她一句，打她一巴掌，祖父还是把她从地上抱起来，耐心地哄她、逗她，让她高兴。父亲对此一向看不惯，但慑于祖父的庇护，又无可奈何，只是在心里对她没有好感。
继母关怀支持
萧红9岁那年，生母姜玉兰染上虎列拉传染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在母亲弥留之际，萧红来到病榻旁。母亲爱抚地拉住她的手：“荣华子（萧红的乳名），你哭了吗？别哭，好孩子，别怕，妈不会死的……”
母亲的眼泪从面颊上往下淌着，萧红用手扯着衣襟，低着头，也流着泪水。
母亲死后不到三个半月，父亲就续弦了。她的继母叫梁亚兰。他们是梁亚兰家对面屋的小学校长田维国给当的介绍人。萧红的父亲看梁亚兰性格温顺，待人和气，就多次托人向姑娘的父亲提媒。据梁亚兰的妹妹梁静芝说，她父亲打听到张廷举先房有两个孩子，开始不同意。媒人不死心，三天两头拎着瓶酒来提亲。父亲把酒倒在罐子里，后来都装不下了。梁静芝的哥哥认为张廷举有文化，有孩子怕啥，他同意；后来她父亲也就同意了。
梁亚兰结婚时23岁。婚前她父亲嘱咐她要好好待先房两个孩子。梁亚兰的妹妹梁静芝回忆说，她姐姐从结婚到萧红出走，对她没有一次声色俱厉、恶言恶语的时候，更不用说打骂了。梁亚兰过门不久就支持萧红入今萧红小学去读书。她到哈尔滨念书，有时临走家里没钱，继母就偷偷地到西院做小买卖的杨老三家借，一次就借二三百元给她拿走。
有一次萧红从哈尔滨回来对继母说：“妈，我要吊一件皮大衣你看行不行？”继母笑着说：“你自己去挑，咱家幛子有的是，相中什么颜色就侨什么颜色的，皮料也由你自己去选。”萧红提出的要求，继母没有一次不答应。萧红在家里整天看书、写字，继母从来不说她，也不支她干这个干那个，母女处得很融洽。
萧红家的老邻居王大娘回忆道：老张太太（指萧红继母）那个人行，不是歪歪的不讲理，我们相处近四十年没红过脸，老张太太挺懂人情。我18岁结婚，和他们老张家住对门，相距不到二十米。我家在道北龙王庙西侧开了个小杂货铺，她家住道南，她家后角门斜对着我家前铺门，我们天天见面，在来往中我感到老张太太这个人很好。
喜欢读书学习
萧红的父亲续弦以后，她与二弟张秀珂搬到西屋和祖父住在一起，闲暇时，祖父教她唐诗宋词，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她上初级小学后学习认真，回家后祖父再行辅导，因此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当时这个县城里教育界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跃人物。他主张兴办女校，招收女生入学。不久他升任了北关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今北二道街东侧的胜利小学校）校长兼通俗出版社社长以及义务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1924年（民国十三年）萧红13岁。这年秋季开学时，她父亲决定把她转到自己主管的北关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高小一年级读书。学校离她家大约有三里多地。转学原因是：他父亲认为北关教学质量高于南关。不久，张廷举升任了县教育局局长，兼任教育董事会的董事长。
萧红比较接近成熟期是在15岁以后。那时，她放学闲来狂热地读着父亲的藏书。她最爱读的是千家诗、宋词，常常是边读边思索，还注意观察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时的萧红已不是儿时嬉闹好动的萧红了。她开始思索，开始要探求人生和一切问题的答案。她在性格上深沉得多了。
募捐“八大家”
在这个时期里，给萧红思想感情以极大冲击的是“五卅”惨案。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日怒潮已波及到呼兰。
以呼兰一中学生联合会为主发起了游行、讲演、募捐等活动。刹那间，小县城沸腾起来了，萧红在反日宣传活动中走在了前列。她小小的年纪，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种种阻力，同一些女学生去搞募捐活动。
当时，呼兰县公署胡同（现呼兰县松花江体校东侧50米处）住着呼兰县南大营（今呼兰县结核防治院）驻军的冯司令（名万举）、高县长（名乃济）、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等八户豪门显贵，人称“八大家”，是人们望而生畏的地方。平时老百姓到这儿都绕道走。掀起募捐活动后，有些学生不敢去，萧红却说：“怕啥的，我和你们一块去！”她真的和同学们一块去了。她泼辣大方，反复向这些人进行了反日宣传。幸好，这些人没有刁难她。
这年7月末，在西岗公园举行了联合义演。萧红在反对封建婚姻的《傲霜枝》一剧中，扮演了一个小姑娘角色。张廷举因受群众反日情绪的感染，又是倡导科学与民主、兴办女校、招收女生入学的头面人物，因此，对女儿的这些举动虽然心里不大满意，但也未敢加以阻拦，怕影响自己的地位。
与挚友二三事
萧红青少年时代唯一的挚友，是她继母的妹妹梁静芝。两个人交往甚密。萧红每次从哈尔滨回来，特别是寒暑假，都要把梁静芝接到自己家来。两个人同住一铺炕，同吃一桌饭，无所不谈。据梁静芝回忆，萧红非常善讲，说话又快，嘴不停地说，还边说边问，非问你听懂没有，直到你说听懂才算了事。
一天晚上，两个人谈了两个来小时，肚子饿了，萧红就跑到街上买回面包，两人就着咸大马哈鱼边吃边唠。萧红对梁静芝说：“老姨，你是个老实人，今后要找婆家，我可告诉你，千万别找有钱的人；等实行共产的那一天，有钱人可就不行了，你要找个穷人。”
梁静芝家很穷。有一次萧红与她上街去买布，说是做裤衩。一下子扯了七尺布，梁静芝不解地问：“有三尺布就够了，扯这么多干啥呢？”萧红笑着说：“老姨，你真糊涂，咱们两个人一人一条嘛！”
卖布的把布分成两块儿，她们俩各自拿着一块儿往回走。梁静芝一不小心把布掉在地上，还没等弯腰去捡，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男子拾起来就往前跑去。梁静芝很生气，要撵上去，被萧红一把扯住了：“算了，别撵他了。他是个穷人，撵他干什么，不要了。我再给你买一块儿不就完了吗！”
梁静芝当时在道德会办的学校念书，两个人躺在炕上谈起来，萧红说：“老姨，你是个老实人，怎么办这样的傻事呢？道德会是骗人的，你不要相信他们那个假道德，那都是封建迷信愚弄人的东西。”后来，她硬逼着梁静芝转到女子第一小学校去上学了。
萧红在家常常看书写文章，写文章时让梁静芝站在门口给打掩护，目的是怕别人看见。她写文章用的是大白纸，写完订成好多大本子。梁静芝问她写这个干什么，她回答说：“将来我要用笔写作。中国的农民太落后了，农业生产也太落后了，以后非得实现机械化不可……”萧红讲的这些，对比她小3岁的梁静芝来说，等于听海外奇谈，一窍不通。
在哈尔滨的日子
继母支持萧红上小学了，又支持她离开呼兰到哈尔滨从德中学读书，后来这所学校改为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到哈尔滨去念中学，这是萧红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使她知识面广了，视野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接触了进步教师，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她广泛阅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因而使其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萧红上初中二年级时，一位热心的绘画教师对她的思想启迪很大，这位教师就是上海美专毕业的高仰山先生。在他的影响下，萧红开始钻研美术，并跨班组织了一个“绘画会”，广泛搜集美术书刊和彩画等。她领导绘画会的成员研究、探讨绘画如何表现人生等问题，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见解。她还组织同学一块儿到松花江畔写生，幻想将来自己成为一名中国的女画家。
可以说，此时的萧红和当时所有奋发向上的青年一样，有着美好的幻想、憧憬、追求和向往。
就在十分热衷于绘画的同时，萧红又读了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的作品，冰心、徐志摩的诗以及苏联小说、散文，如：《复活》、《猎人日记》等。这些书对她的思想发展和走上文学道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寒假，由六叔张廷献做媒，其父张廷举做主，将萧红许配给哈尔滨市顾乡屯的汪恩甲。此后她在哈尔滨读书期间，与未婚夫汪恩甲的接触比较频繁。汪恩甲在滨江三育小学教书。星期天萧红很少回呼兰，常到顾乡屯汪家去。汪恩甲的父亲病故时，她曾去吊孝。
年（民国十八年），萧红已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就在这年农历五月初一，她的祖父病故了，她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不久，由于她还与叔伯姑姑的儿子陆哲舜有点爱情瓜葛，汪家很不满，便与她父亲商议、合谋，并征得校长孔焕书同意，取消了她的学籍。这就使她早已萌发的反抗情绪更加添柴加火，她对父亲越发不满了。旋即，她回到了老家呼兰。
与家庭决裂
萧红回到呼兰后，继母见她整天愁眉苦脸，默然埋在书堆里，就把她领到阿城县福昌号伯父家去闲住。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她目睹伯父在歉收之年无情的逼债行径，仗义执言，遭到毒打，并被关进了小黑仓房之中。伯父给她在巴彦县任督学的父亲拍去急电，促其速返，共议对她加以严厉处置。当天夜晚，她在小婶和小姑帮助下，乘去城里送白菜的车逃往哈尔滨。从此，萧红走上了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生活上的坎坷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她心中充满了无限惆怅、忧虑、痛苦与仇恨。她对人生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对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看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了。所有这些，可以说奠定了她未来作品的整个思想基调。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萧红与她父亲的矛盾和与家庭决裂的焦点是什么了。正如张家老邻居王大娘所说：“据我所知，萧红主要是和她父亲在思想上合不来，想不到一块儿去，这样一来二去父女间弄得很生。”我们认为这种据实论断，是合乎情理的。
原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1983年
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
傅秀兰 口述 何 宏 整理
年我生于因萧红写了《呼兰河传》而被人们熟悉的呼兰县城。这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小县，一色的青砖灰瓦房和那混浊的呼兰河流水，就足以衬托出旧中国那个昏暗的时代了。
呼兰，正如《呼兰河传》里描写的那样：“……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我家住在南北大街的南头，也就是在呼兰河北沿的乱坟岗子附近。父亲在天泰客栈做伙计，每天去火车站，把下车的客人接到客栈。从10岁起，我就在南关的劝学小学校读书了，当时男女不同校，和我们女校一板之隔的男校，叫做呼兰县立模范小学校（后来他们改名为呼兰县立第一男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我们女校改称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也都是青砖灰瓦房。
年初秋，也就是我15岁，刚升入高小一年级时，我们班转来一个稍高个的同学，白净的圆脸上，闪着一双聪明又秀气的大眼睛，左眼皮下还有一颗小痦子，班任果老师向大家介绍说：“咱们班新来一个同学，她叫张乃莹。”她微微一笑，向大家点了个头，便走向老师给她安排的座位。她便是后来成为作家的萧红。我们教室里有双人桌三纵排，七横排。她在靠窗户倒数第三横排桌，我在中间一排，正倒都是第四桌。她家住龙王庙后胡同，原在龙王庙小学读书，可是那里只有初小，没有高小，所以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她父亲张选三，是呼兰县商务会的会长，虽然远不能和显赫的呼兰八大家相比，可也总算是不错的人家了。然而她却没有任何特殊，我记得那天她穿的是阴丹士林布的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黑布鞋，和大家的打扮是一模一样的。她的性格温和，恬静，而且平易近人，只是不太爱说话。父亲和继母的虐待，可能使她孤僻吧。继母对她不好，然而她对继母所生的弟弟却很好，足见她心地善良。八大家的子女都是坐自家的马车上学的，尽管家离学校都很近，却非坐车不可，因为那是有钱人家的象征，好像不坐马车，别人就不知道他们是阔家子女了。张乃莹家里虽然也有马车，她却从来不坐马车上学。我有些奇怪，便问她：“你怎么不坐马车上学呢？”她听了，笑着说：“我又不是小姐，我可怕把身体坐坏了。”她确实没有那些阔家小姐娇里娇气的毛病，无论是扫地、擦黑板和桌椅，都很认真，而且擦得很干净。尤其是教室的窗子，是不好擦的，那时是花窗子，只有中间一块玻璃，周围全用白纸糊在花框上，她擦得很有耐性。呼兰有个传统习惯，每逢秋天收成好，总要唱上几天野台子戏，戏台的对面还要搭上一个专供权贵和太太们看戏坐的台子，台下热闹非凡，正如《呼兰河传》里描写的那样：“……一到了唱戏的时候，可并不是简单地看戏，而是接姑娘唤女婿，热闹得很……”我们这些学生就利用午休时间赶来，与其说是去看戏，还不如说是去看那些盛装打扮的太太们，她们穿着绣花的旗袍，金赤金鳞的，颜色十分鲜艳，特别引人注目。至于台上唱的是《打渔杀家》，还是《汾河湾》，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大胡子，一个花脸的，谁知道那些都是在做什么，比比画画，刀枪棍棒的乱闹一阵。”有一次看戏，张乃莹正站在我身边，她颇有感慨地说：“有钱人家的太太成串，还穿那么贵重的衣裳，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咱若也有他们那么多钱，不也上台了吗？”她想到的这些，往往是一般同学连想也没有想过的，足见她是富于思想的。这些生活，对她后来的创作，无疑地做了丰富的准备。
当年的呼兰，偷盗极为严重，许多劳苦大众，被生活逼迫，不得已走上这条路，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必然后果，也是旧中国一个阴暗的侧面。洗完衣服晒在院里，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家的衣服就被偷过。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卖儿鬻女。我家邻居李家是农民，家里本来很穷，又不幸死了老婆，喂不起孩子，就来找我，让我问问学校老师有没有能要他孩子的，我一连问了几位老师，也没有人要。这件事让张乃莹听说了，她瞪了眼睛：“啊，真有卖人的！”不过，不幸得很，在六年后的哈尔滨，被无耻的未婚夫遗弃，因还不上东兴顺旅馆老板的债，差点被卖掉的她，在如囚的苦难日子里，写给当时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裴欣园先生的信里，又重复了这句话，以控诉黑暗势力对她的无情迫害！可见生活的残酷！
张乃莹读书很用功，总是认真听课，在课堂上从不做其他事情，早来晚走，从不迟到。成绩也好，特别是她的作文，尤其突出，果老师经常表扬她。这和“跟祖父学诗”有直接关系，因为她从小就是“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
年5月3日夜里，呼兰下了一场异常大的雨，造成房倒屋塌的悲惨事件多起。我家北窗外，是一条大道。大道的北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一个穷苦农民在那里盖了一间泥房。水淹没了他的土炕，他抱着孩子逃命，不幸滑入坑底，双双淹死，丢下一个寡妇，十分凄惨。第二天一早，同学们正议论着昨夜的大雨，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件事，张乃莹十分留心地听着，显得很悲痛。6月初，北关女校的校长兼县教育局视学董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题，就叫《大雨记》，她写得最好，受到果老师的高度赞许，不仅把滂沱大雨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且对那个农民的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可惜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实在记不住她文中的佳句了，只记得是文言文，我得了82分，她的分数显然比我多。
这年的6月末，举行了高小毕业考试，不久便传出消息，说我考第一，吴鸿章考第二。但是，红榜却迟迟没有张贴出来，不免引起大家的种种猜疑。直到毕业典礼的前10分钟才张贴，出人意料的，张乃莹竟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吴鸿章是第三名，弄得同学们议论纷纷，张乃莹也显得十分尴尬，她先是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榜，立刻涨红了睑，然后难过地低下头去，丝毫没有考取优异成绩的那种高兴情绪。原来，此时张乃莹的父亲张选三已经调任教育局局长，并且要来参加毕业典礼，校长田蕴英为讨好上司，弄虚作假将张乃莹名列第一。其实，她是蛮用功的，成绩也不错，经常是在十名左右，但是，前三名她从没有得过的。这件事自然不能怨她，而且事先她也是不知道的，也可以说她是个受害者，她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涨红着脸，低着头，仿佛心里有百种滋味……连唱《毕业歌》时，她显得也很沮丧。而她父亲张选三倒是神气十足坐在同学的对面桌子旁，坐在我身边的吴鸿章碰了碰我的肩膀说：“你看。”我不解地反问：“看什么？”她说：“你看张乃莹和她的父亲长得多像啊，那圆脸，那稍大的鼻子。”
同年5月30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爱国反日的怒潮很快就波及全国，连我们这个北方小县城也掀起了波澜。7月初，青年学生、店员、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募捐……以第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生联合会，是这次运动的领导中心。当时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所以青年学生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次爱国运动之中。游行、演讲持续了一周多，募捐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将近有一个月。每次游行的，大约有二三百人，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在学生中自然又是以男同学居多。那时封建礼教随处可见，诸如男女分校、妇女无子不准上街、包办婚姻、养童养媳、纳妾……那时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是一种革命，开始时毕竟是少数。大规模的、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是没有的（当时呼兰县城人口仅几千），手持三角或方形小彩旗的游行队伍，往往停在热闹街道，如十字街头大商店（当时俗称大买卖家）益发合门前，于是激昂慷慨的演讲就开始了。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进行经济侵略，而且霸占我国领土，枪杀我国工人！那热烈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参加讲演的，都是中学的男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到商店募捐的，则是女同学居多。我、李玉梅等几个同学跑了十多天，大约募捐了二三百元，募来的钱，当天晚上都及时交给了中学生联合会，再由他们转给上海的工人组织。一般买卖家只给一元钱，有的则说：“刚走一拨，我们已经捐了”等，于是我们只好再动员一番，他们十分不情愿地再拿出一元钱来。当时使用的纸币有三种：哈大洋、呼兰地方银行发行的“杏花天”票、广信公司的毛票。普通老百姓家里，我们也去。虽然，每家只能募来一二角钱，但是家数多了，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我和张乃莹本来不在一个募捐组，后来大家嚷着要去八大家，因为他们是呼兰县城最有钱的人家，可是具体落到人头上，谁又都不愿意去了。八大家的房子都集中在县署后胡同，那里住着高县长、冯司令、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李兴昌、李兴帮、柴立栋、梁德禄……其中王百川有上千顷的土地。他们每家都有套院，还有花园。大伙不愿意去的原因，除了大户人家门口都有狗，越有钱越小气以外，就是那些人家往往瞧不起穷人家的孩子，当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唯恐被他们赶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张乃莹望着我说：“咱俩去吧，怎样？”平素我和她接触不多，不是很亲昵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不愿接近富家学生，她家虽然不算大户，甚至有些衰落了，但我家毕竟是小户人家，不能相比，在我心里自然形成一条界线，这也许是我的怪癖吧；再就是她的孤僻不愿讲话，我们之间来往就不多了，但无任何隔阂。她约我同去，我自然同意了。从学校出来，往八大家去，要经过龙王庙后胡同，到她家门口时，她说：“进去坐一会儿吧。”她家也是一个套院，几间青砖瓦房，木房檐上还有雕花，后院是个小花园，也就是《呼兰河传》里爷爷常带她去玩的那个花园。在她家里，我只见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她什么人，爷爷住里屋，她住外屋，炕上的被褥叠得很整齐，两把椅子虽然已经旧了，却擦得很干净，炕箱上整齐地放着两摞书，整洁、明亮就是这小屋的特点，也能衬托出房子的主人——一个女学生的一些品德吧。小坐一会儿，喝了一碗水，我们便去王百川家里了。
这天，不仅是风和日丽，而且连我们最担心的狗也没在门口，和在耳房把门的说了一声就进院了，也许因为我们是女学生吧，也没有再盘问。他家是四合套院，过头道门，院里有影壁和专为养花修的花墙，上面摆满了月季、芍药、石榴、绣球……和一些我说不出名字的花，花墙上还用砖或瓦砌出“十”字、“品”字的花洞，院里有一座带飞檐的小二楼，飞檐下面还挂着飞马，风一吹，便叮当作响。别看这座小楼面积不过十二平方米左右，却是当时呼兰第一座楼！那是王百川的小姐住的地方，外面刷上了红绿彩油，仿佛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小亭子。张乃莹边走边对我说：“真阔气，有钱人家就是讲究。”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并不是羡慕，而是一种蔑视。
王百川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竟有五个老婆，五个并列的房间，一样的摆设，只有大太太的房间在西头，多一间客厅。说明来意后，那些太太就说：“找大姐去吧。”我俩也分不清谁是几太太，反正一个比一个年轻，最小的可能比我俩大不了几岁！哪知那位五十多岁的大太太特别小气，竟出五角钱来，张乃莹皱着眉头说：“大太太，您拿一元钱也不多啊，怎么只拿五角呢？还有那几位太太的呢？上海工人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不愿意帮助他们吗？”她就是这样，不说便不说，一旦说起来又是很厉害的，弄得大太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不得不又拿出五角钱来。
为了加强宣传，同时也为了答谢捐款的人，7月末，学生联合会在西岗公园举行了联合义演，那些官老爷和太太才不来呢，尽管给他们发了帖子。看戏和演戏的，大多数还是我们这些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店员……演戏那天，人山人海，可以说西岗公园有史以来这是最热闹的一天。张乃莹参加了反对封建婚姻的话剧《傲霜枝》的演出，她扮演了一个姑娘。虽然她缺少舞台经验，但演得还很逼真，对人物的感情掌握还是适度的。这又为她六年后，即1932年10月，在哈尔滨参加“星星剧团”做了准备。西岗公园也因这一爱国壮举而被载入史册！
毕业后，我和吴鸿章、李玉梅等七人考取了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张乃莹则考取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现哈七中校址）。这是由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师范是免费的，她家景况好，上自费中学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既然在两地上学了，来往就更少了，甚至可以说我俩以后再没有见过面。不过还有两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班的陈瑞玉，在读五年级时，被广信公司经理李广文看中了，要娶作儿媳妇。陈瑞玉的爸爸，是呼兰县杏花天银行的经理，这门亲事是他求之不得的。没等毕业，李家就把她娶了过去。哪知丈夫是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老婆婆又抽大烟，每天要侍奉到下半夜，熬得陈瑞玉又黄又瘦。老婆婆在夏天的中午，还要去后花园的小屋里睡一觉，我们常常借这个机会，去后花园看她。她见了我们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掉眼泪，我们对她也是爱莫能助，陪着她落眼泪。我们去齐齐哈尔之前，曾多次去看她。有一次，她说张乃莹来看过地。关于陈瑞玉的结果，传说不一，一说她跳井自杀，一说她忧闷而死。
我们的班长田慎如，是一个漂亮、泼辣、聪明的姑娘。哪知漂亮也能惹出祸事来。她本来已经和我们一起考取了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可是却被接替张选三做教育局局长的王喜三看中了，非要娶她做小不可。她父亲在县城开个木匠铺，胆小怕事，媒人一出门，就写信给女儿，让她马上回来。田慎如回家一听，可气坏了，跑到王喜三家门前去骂：“王喜三，你身为教育局局长，专挑女学生做小，娶了一个白雅致还不够，又打我的主意，我问你，你是人不是？”骂得四邻都来听，骂得王喜三不敢吱声。据说当时他喝了碗凉茶，得了肋膜炎，后来开刀拿出两根肋条。但他怀恨在心，见自己娶不成，又怂恿高县长去娶，结果高县长也挨了田慎如的骂。这样一来，她爸爸怕极了：“你把县长、局长都骂了，我这木匠铺还怎么开了？”简直要哭出来了，哪知田慎如毅然决然地说：“我决不连累你，我出家去！”她真的到呼兰县里外国办的天主教堂里做了修女。我们在齐市读书，又怎能不惦念着她呢？所以寒假回到呼兰，第一件事便是去教堂看她。哪知长着蓝眼睛的外国修女，竟不让见：“不行，她来了还不到一年，不能见！”“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沮丧地走下教堂的台阶，门前修鞋的老大爷对我说：“昨天，张选三的姑娘来见，也没让见。”
正像我再也没有见过张乃莹一样，也再没有见过陈瑞玉、田慎如。不过，在她写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和《呼兰河传》中老胡家大孙子媳妇身上，我仿佛看见了她们的影子。反抗封建婚姻的怒火，早已在张乃莹心中燃起，她本人也为反抗封建婚姻进行了斗争，为此她后来和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然而不幸的命运，竟像魔鬼似的跟上她一辈子。我们为她的夭折而深深痛惜。
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
萧红知友忆萧红
——初访徐微同志
李 丹 应守岩
《十叟长寿歌》早已广泛流传。直至今年才查出它是徐微同志在40年代（1946年）所作。徐微同志是医生吗？不。她研究体育吗？也不。她在30年代毕业于暨南大学，学的是语文。教过书，后又从事医学科普工作，原是浙江省卫生实验院副研究员，现在退休在家。但她退而不休，仍不遗余力地工作，现为浙江省医学科普创作研究会顾问。
一个偶尔的契机，浙江美术学院画家吴山明同志告诉我们：“徐微同志是萧红的知己友朋。”并说萧军的小说《涓涓》中的涓涓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于是，我们登门造访。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徐微同志虽是年过花甲的67岁的老人，但身体硬朗。她才思敏捷，胸襟开阔，十分健谈。当我们说明来意，请她谈一谈她与萧红的交往和有关萧红的情况时，她热情地应允了。
谈话就从萧军写的小说《涓涓》谈起。徐微同志说，不错，萧军写的《涓涓》是反映我们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时的学习和生活的，书中的涓涓就是以我为原型的吧，我当时的名字叫徐淑娟，涓涓的取名是拼凑“淑娟”的左右偏旁而成的。书中的莹妮就是萧红，她的本名是张乃莹，小娴就是我的另一个好同学沈玉贤。当时我同萧军并不认识，萧军是从萧红那儿得到素材的。《涓涓》我一直没有读到过，是今年（1981年）萧耘同志（萧军的女儿，而不是萧红的女儿，却是一位萧红研究者）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寄给我，这上面重刊了《涓涓》。萧耘同志还向我解释，说因为是小说，不是传记，说我不会不高兴的。我看了小说后，觉得写得很好。原来小说虚构了涓涓家庭的反动，以衬托出涓涓的叛逆性，突出了她的反抗精神。当时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并不认为哪一个家庭不好就会被人看不起，而是认为家庭出身越坏越能衬托出这个人的叛逆性格，这与文化大革命时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涓涓》里面写了好几个哈女中的同学，都很传神，萧军同志那时候恐怕还不到三十岁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写一点关于萧红的回忆录呢？”我们问。
她拿起案头的一封催稿信给我们看，笑着说：“你们看，又来催稿了，可我还未动笔呢！”停了停，又说：“至于写回忆录，老实说，我是很怕写的。”
“为什么？”
“第一，我想我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好像还没有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吧；第二，写回忆录有借死者的华采来装饰自己，给自己戴上光圈之嫌；第三，从自己的感情上来说，有些知己往事，感受很深，不去写它，它却时时浮现在眼前，光景常新，一动笔了，形象就好像要逃掉一些，而且，笔下的形象总不如自己脑中的形象清晰，那音容笑貌，一举一动总历历如在目前。因此，我怕写回忆录。”
“那么，请您随便谈谈关于萧红的事吧！”
“我和萧红是1927—1930年间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我原是江苏常熟人，因我的父亲在哈尔滨工作，因此，我们全家来到了北方。1927年秋，我进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初中一年级，编在第四班。”
“请允许打断一下您的回忆。我们读了一些萧红的生平资料与回忆录，其中对您刚才讲的这一学校的全称说法不很一致，总的说是大同小异。比如您刚才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有的资料上只有一个‘区’字，有的资料上没有‘校’字，您能再回忆一下吗？”
徐微同志沉思一下，用右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微笑着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一点不错。有两个‘区’字，有一个‘校’字。”
她接下去告诉我们：
“我当时13虚岁，是1915年生的。萧红跟我同一个班级，我一直记得她比我大三岁，但现在的资料都说她是1911年生的，那么她是比我大四岁了？”
这时，她将脸转向她的爱人徐陬同志（浙江省卫生实验院院长）：“老头子，我是1915年生的吧！”徐陬同志说：“一点不错。”徐微同志继续认真地扳点起手指头来了，说：“那么张乃莹确定无疑是1912年生的。她只比我大三岁，我是属兔的，她是属老鼠的。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的话，今年就是她的七十大寿。”
我是个矮子，坐在第一排。刚才说的张乃莹就是萧红，她也常写成张迺莹，“乃”“迺”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嘛。她坐在最后一排。还有个沈玉贤，她是全校六个班级中个子最高的，也坐在最后一排。我们三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张乃莹的家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她是住堂（住校）的；沈玉贤的家在市区，离校较近，她是走读的；我有时走读，有时住校。三个人当中，我最不安分守己，最淘气，老师上课，也会情不自禁地把头扭向后面去，看住我的好朋友，莞尔微笑。在上夜自修时，会借个由子从第一排跑到最后一排去，坐在张乃莹旁边，看她写字、画画，甚至谈心。这都是森严的校规所不容许的。老师似乎对我是宽容的，大概是因为我年龄特别小，成绩又比较“好”的缘故吧！
我们三个人可以说形影不离，这大概跟我们三个人的性格脾气差不多有关。我们三人的脾气都有点儿古怪，都很倔犟，都对学校束缚女生的行为很反感，都对社会上人欺侮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感到愤愤不平，甚至牲畜受到虐待，也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在北方，我最同情的是马，每当我看到赶车的用鞭子抽打马时，马鞭一扬，我的心就颤抖起来。我们都爱好文学，喜欢讨论人生的真谛，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那时我们最爱读的是鲁迅的《野草》，对作品中的许多妙句和篇章，我们都能背诵。有时我们轮流背，有时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背。有时我们结合文章，讨论人生的意义，讨论怎样做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奇怪得很，我们十分神往，鲁迅的《野草》，我们似乎就能心领神会了。我们认为，做人就要像鲁迅写的那样去做。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对沉默的无生气的旧社会的一种反抗，所追求的是个性解放。我当时的观点是：现在是动乱的年代，我们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张乃莹、沈玉贤也这么说，有人说我太自负，我就反驳：“别人可以是自觉的革命者，就不允许我是自觉的革命者？”这时，张乃莹、沈玉贤总是帮我跟人辩论。我们三人都自称是“自觉的革命者”，这大概就是我们三人亲密无间的思想基础吧！
我们这学校的前身叫“从德女中”，有的文章把“从德”写成“崇德”，那是搞错了。什么叫“从德”？就是“三从四德”嘛！当时还有一首校歌：“丛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当时的校长叫孔焕书，我们大家只叫她“孔大牙’，因为她的牙齿是大包牙，从这里取出绰号，谁取的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叫。“孔大牙”很专制，学校门禁森严，凡有来信，除未婚夫的外，都要拆封检阅（学校知道谁有未婚夫及某人的未婚夫是谁），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头”。但有两件事情，终于冲破了这个“密封的罐头”。一件是体育活动方面的。那时，“哈女中”出了个“五虎将”，即孙桂云、王渊、吴梅仙、郭淑贤，还有一个名字记不起了。他们参加全国运动会，拿了好多冠军。一时，“五虎将”闻名全国，全国各地的贺信如雪片飞来，这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认为很无聊，但却冲破了学校的压力，冲破了学校的大门，学校防不胜防，外界的消息也传进来了。
还有一件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一?九”运动，1928年6月4日，东北军阀张作霖从北京回奉天（今沈阳），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埋在铁轨下的地雷炸成重伤。没几天就死了。日本帝国主义趁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位，政权还不巩固时，提出了在东北强修铁路的无理要求。这几条铁路修通，日本鬼子就能在二十几个小时内把兵运进东三省，侵略者的蛮横无理，激起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无比愤怒，于是，在1928年11月9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全市的大、中、小学校都罢课，上街游行。我们“哈女中”也一样，但校长“孔大牙”很坏，她关起校门，禁止我们上街。后来其他学校男生的大队来了，说要揍她，她吓慌了，乖乖地打开了校门。我们走向街头。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连一向不问政治的名门闺秀也参加了。如我班有一个缠过脚又放了脚的小姐，清秀文雅，埋头读书，身体也很差，从来进出校门都是坐家中的小汽车的，这次也参加了。高个子的张乃莹、沈玉贤更是活跃，不仅参加游行，而且还在人群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为了领导这次斗争，哈尔滨的大、中、小学成立学联，要求各校派出代表。慑于形势，“孔大牙”也不得不同意派出代表，她指定我作为学校参加学联的代表之一。她把我叫去，对我说：“你去学联，什么话都不要说，只是听，每天向我报告。”我到了学联后，因我个子很矮，大家都叫我“小嘎子”，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在游行时，派我去管小学生。我们跟在大队伍的后面，听到警察的枪声，队伍骚动起来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就叫小学生回家去，独自一个人跑到前面游行队伍中去了。……我的举动，很使校长“孔大牙”失望，于是她取消了我的代表资格，另外派代表去参加市学联。张乃莹对我说：“代表当不当没关系，密封的罐头打破了。”这次游行，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扩展了我们的思维领域。
在女中感到闷气，1929年秋，我到哈尔滨法政大学读预科去了，跟张乃莹、沈玉贤暂时分手，但这并没有阻隔我们的友情，我们还是经常往来。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到松花江太阳岛去玩。松花江很宽，水流很急，太阳岛在江中，到岛上去，要乘船。我们都不大会划船。但我们三人的个性都很倔犟，一定要自己划。我们就把船老大劝走，自己动手。去时，顺水顺风，我们越划兴致越高；可回来时，天色已晚，又是逆水逆风，船划不回来了，老在打转，真是急煞我们。但我们不肯呼救，大家拼命划，总算划回来了。一看，手上都是血泡，有的已是血肉模糊了。可是大家很痛快。
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很杂，年龄大的学生有三十多岁的，有些人还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在我面前卖老，说：“嘿，我回家就叫儿子：‘把爸爸的书包拿过去。’”学校为了拥护这个当校长，反对那个当校长常不上课。当我母亲知道这情况后，——她是非常注意正规教育的，就叫我回到女中读书。但在法政大学预科学习阶段，我也结识了不少好朋友，如高原。他为人很老实，已经结婚，他也是乃莹、玉贤的好朋友。
迺莹是个很有才气的姑娘，她会绘画、会篆刻，能写一手好字，她学郑板桥体，着眼于整篇，很好看，纯乎是一件艺术品。这得力于当时的图画老师高仰山的培养。张乃莹、沈玉贤都曾在高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了严格的铅笔素描、水彩、油画的严格训练。高仰山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不仅图画画得好，教学很认真，而且他也爱好文学，很关心我们。说来也好笑，由于我的“国文”原来有点底子，我成了全班写恋爱信的“大秘书”，除张乃莹外，全班同学凡给未婚夫写的信，几乎都来请我“润色”或“审稿”。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毕业了，没有事做，就到邮局门口去摆个代写书信的小摊子，专给人写信，保证不会饿死。因为要写恋爱信，因而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也看了不少。张乃莹、沈玉贤也看的。这些情况终于给高仰山老师知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去看那些无聊的东西，并介绍鲁迅、茅盾、郁达夫、莎士比亚、歌德等中外名著给我们看，这样，我们当时读了《娜拉》、《伤逝》、《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不少作品。
张乃莹不大谈她的家事，但我们知道她很早死了亲娘，爸爸也不疼她，她有个同胞兄弟叫张秀珂，还有个姥爷。这两个才是她的亲人。她家早把她许给一个姓汪的，正是因为攀这门高亲，才让她来哈女中读书的。当时，我们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姓汪的也在法政大学读书，是个纨绔子弟，我们对他非常讨厌。在毕业之际，乃莹告诉我们，汪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问我们怎么办？大家商量后，提出一个逃婚的方案：上北京。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说“可以写稿子”。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乃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我们认为革命在南方。而我的家里认为江南文化水平较高，要我“继续深造”，于是在我身上就没有产生矛盾，顺利地考进了松江女中，后因“思想过激”而被校方开除，因此我不得不改名为“徐微”才考进上海复旦大学。这是1932年的事。
自哈尔滨分开后，我同张乃莹就没有再见过面。我们建立了一个通讯网，有一个通讯的簿子，大家的信都写在上面，一处一处传邮着，北平就有张乃莹和高原。很多人问起这个通讯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这个通讯是在张乃莹被她的未婚夫骗回哈尔滨而中断的。我以后所知有关乃莹——萧红的事，就是得之于传闻，而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张乃莹的情况：大家所知，乃莹的未婚夫姓汪的追到了北平，乃莹受了这个人的眼泪的软化同他同居，后来又被姓汪的骗到哈尔滨，被汪安置在一个什么旅馆，汪自己却逃之夭夭了。这时乃莹已怀孕，身无分文，连买一块面包的钱都没有，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去，直到后来三郎即萧军，乘哈尔滨发大水，用小划子把她救出（为此，我是一直感谢萧军的）。我很怀疑：这是姓汪的一种报复手段？！是的，是姓汪的一种报复手段！乃莹疾恶如仇，富于反抗精神，但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中，也看出她还有软弱的一面，当时我对她的“抉择”感到痛心，现在我是多么责备我没有给予必要的帮助啊！如果不是她受骗回哈尔滨后仍保持联系，她何至如此孤立无援！这些意见我在当年给高原等人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些信想不到高原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我已在《哈尔滨文艺》中读到。
时间已经很迟了，当我们向徐微同志谢别时，我们希望她能为萧红写点东西。徐微同志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透过她的镜片也能看出她的双眼有些湿润了，她点点头：“我是有责任写的，特别是现在有的文章对萧红作了不恰当的描写。”我们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以上文字，已经徐微同志审阅，修改。特致谢忱。）
原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辽宁文学所编，1982年
萧红的朋友和同学
——访陈涓和杨范同志
丁言昭
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艘客轮从上海出发抵达大连码头，在旅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下了轮船，又踏上一列北去的列车。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稚气和坦白的目光，身材适中，这位姑娘虽是头次独身离开上海出远门，心中却一点也不着慌，因为她想到不久就可以到达哈尔滨，看到多年不见的哥哥，心中充满了喜悦。这姑娘是谁？她，就是后来成了著名的俄文翻译家的陈涓同志。
年9月18日，日寇进攻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蒋介石却发出不抵抗的命令，事变次日，乞求“国联”来华调停，致使东北沦陷。在这种情况下，陈涓来到了国际都市——亚洲的“小巴黎”——哈尔滨。
陈涓的哥哥叫陈时英，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当职员。陈涓到哈尔滨时，他正好出差，不在哈市，就由堂哥照顾她。大约是陈涓到哈尔滨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和堂哥的一位朋友同逛同发隆商店，这是一家百货商店，同时也卖书。她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跋涉》的小说散文集，作者署名：三郎、悄吟。“三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好奇，还以为是日本人。朋友说，是中国人写的，而且还是他的朋友呢。陈涓因刚到哈尔滨，一切都很生疏，想买点书看看，了解和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但朋友劝她别买，可以把那二位作者介绍给她，同时还可以向他们讨书。当陈涓第一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萧军萧红家去时，二萧亲切真诚地接待了她，还送了几册《跋涉》给陈涓。萧红比陈涓大五六岁，就像大姐姐一样。这本《跋涉》出版于1933月10月，以“五日画报社”的名义印行的，印刷费是由朋友们凑成，初版只印了1000本。原稿大部由萧红手抄，她曾到印刷局去装订这本书。当《跋涉》出版以后送到书店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就因犯“反满抗日”嫌疑，便被禁止发售和没收了。解放后，国内大约仅存几册了。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向萧军同志借来《跋涉》，作为母本，按原版式重印了5000本，萧红若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谢这些热心人的。
杨范的哥哥叫杨子祥，在哈尔滨铁路车务技术学校读书，与陈涓的哥哥同过学。陈涓到哈尔滨后不久，陈时英回到哈尔滨，对杨子祥说：我妹妹来了，和你妹妹认识认识吧。两个姑娘年纪相仿，爱好相同，一见如故，立即成了好朋友。
杨范是1928年进入从德女子中学校（后来改成，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补习班，半年后，经过考试，升入初中一年级，1935年毕业，萧红比她高一班，在四班，杨范在五班。数字越大，级数越低。（照此说法，萧红应该是1928年入中学，而不是1929年。另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进中学，说法不一）这所学校位于哈尔滨市南岗住宅区，环境幽美。操场很大，分球场、田径运动场，设有秋千架、爬竹竿架及荡船等运动器械，冬天泼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操场四周环绕着高高的白杨树，很美。“九一八”后，操场的一半成了日本人的遛马场。学生中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所以学校里备有200人的床位，供这些寄宿生使用。当时萧红就是寄宿生。杨范先是走读生，到快毕业时，为温课方便，也住在学校里，成为寄宿生。食堂和风雨操场设在地下室。
从德女子中学校的校名来自于“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当时有个校歌，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杨范还能记得几句：“从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作曲者是黄淑芳老师，她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教体育。黄老师在教学上很能动些脑筋，有时教学生在大操场上做舞蹈操，手里拿两朵红纸花，身上穿条小白裙，同学们上完沉闷的文化课，再上活泼的体育课，兴趣很浓。学校里经常组织运动会，有时还和外校一起在道里体育场，参加市里的运动会。当时学校里的“五虎将”曾参加了全运会，这在哈尔滨城里是很有名的。萧红当然也上过这位开朗的黄老师的课的。听说黄老师目前在北京，七十多岁了，还和青年人一样好学，每天听英语广播。
年6月4日，日帝派人在张作霖乘坐的列车上放炸药，张作霖身受重伤，数日而亡。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趁张学良刚上台不稳固，又提出修筑吉（林）敦（化）铁路线的要求。铁路如修成，要不了二十几个小时，日本就可将大部队开入东三省。消息传开后，东北人民再次掀起抗日爱国斗争。哈尔滨大中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医科学校带的头，从德女中也积极响应，但遭到校长的极力反对。校长叫孔焕书，平时师生背后都叫她“孔大包牙”。别看她平时铁着脸，耀武扬威的样子，一到自己的双臂被两个戴大帽子的童子军托住时，发青的脸上，也会闪动着恐惧，只得同意学生上街参加游行，说：“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当全校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整队出发的时候，萧红也是其中一个，而且还自告奋勇地参加宣传队，发传单、领喊口号等。杨范那时刚进校，在补习班读书，很小，穿个小斗篷，站在队尾，也跟着去了。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萧红在1937年11月27日写的《一条铁路底完成》里，有详尽的叙述，发表在1937年12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四期上。
萧红生性活泼，写得一手好文章，学校黑板报上，时常可以看到署名张乃莹（萧红原名）的散文等。她还绘得一手好图画，图画老师高仰山可喜欢她了。1977年杨范回到哈尔滨，旧地重游时，去看望高老师，可惜他已故世，不然，可提供一些萧红的情况。萧红常常出外参加活动，这在封建伦理观念统治头脑的校长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扬言要开除她。在学校里，萧红是大班的同学，杨范是小班的同学，虽互相照面，但从不打招呼，也不说话。直到1933年陈涓到哈尔滨后，杨范与陈涓一起到萧红家里去，才算正式认识。
那时萧军已把萧红从东兴顺旅馆里救出来了，一同住在道里商市街25号一所半在地下的小屋子，进去时，要往下走几格台阶。屋子里很暗，空空如也，只有稿子散得四处都是，桌子上有，地上也有，这大概是他们所能骄傲的最富有的财产吧。
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杨范看到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这件事给杨范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二萧以卖文为生，生活很艰苦，但从情绪上看，却很快乐。”确实，萧红那时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因为她在流浪、寂寞、困苦的生活中，遇到了亲人。
那时哈尔滨有个《大北新》画刊，是地下党领导的，具体主办人就是姜椿芳同志，还有已牺牲的烈士金剑啸任编辑，杨范在编辑部里管照片、财务等，有时也与姜椿芳等一起去印刷厂，接洽制铜版等事务，同时还写文章，发表在《大北新》画刊上有散文《一架钢琴》、《鸽子》等。她的好朋友陈涓也时有稿子来，如小说《棺材店老板娘》等。后来编辑部被日本人查封，姜椿芳被捕，金剑啸牺牲，杨范、陈涓及其他人就都离开了哈尔滨，这是1936年的事，萧军萧红早已离开哈尔滨，辗转青岛，到上海，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交上了朋友，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问世，正式登上了文坛。
两位老人回忆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且属小事情，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兴许会有点参考价值，所以我在年内，屡次打搅两位老人，受到她们的热情帮助，得以写成短文，呈献给读者。
原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1980年
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
张 抗
近些年来，国内外各界人士对萧红及其作品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发表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深刻的评论。但在萧红的家庭情况和早期经历上，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一些不准确的传闻。作为萧红的家属和后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社会上提供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以期对研究萧红的工作有一点益处。
萧红的本名叫张迺莹b，乳名荣华，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的一个地主家庭里，1942年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张家祖籍是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东十甲杨皮营村（今为山东省聊城区地莘县）。
第一代张岱于清乾隆年间迁移东北，到萧红时已是第六代了。第四代张维岳（1861—1910），于1900年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萧红的父亲）过继给堂兄张维祯（1849—1929），这便是萧红在其作品中时常提到的祖父。“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母死了，我就跟着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特别详细地描写了她同祖父学诗的情景，这可能是萧红早期所受的文学影响之一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c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胜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其妻范氏（1845—1917）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对萧红不是很喜欢。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也写了祖母用针扎她之事和她对祖母的感情。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族人回忆：张维祯收继子张廷举后，本欲要他经营家业，但念其好学，不忍废之。据《宗谱书》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云云。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等。伪满时曾一度出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因民愤较小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选为开明士绅和松江省参议员。据亲属讲：张廷举“书呆子”气较浓，常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死后，家境平平，入不抵出，甚至不时卖点地以应支出。其妻儿常回阿域（即张维岳家）居住，理由是“我们过继出去的，老爷子不在了，我们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县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方面送粮送肉等，张廷举的亲大哥张廷萤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萧红的这位大伯父脾气暴烈，《呼兰河传》中所谈“父亲打有二伯”之事，很可能是指这位大伯父而言。
另外，铁峰同志在《萧红传略》中说：“据萧红的小婶讲有二伯原名张廷臣，是张氏族中败落得最早的一股，有二伯乳名有子，在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二十九人排行老二（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七）。”这是不确实的，据我了解，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没有乳名叫有子的。经查对谱书，五世同宗兄弟共三十人，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一，张廷臣排行二十三，夫人孟氏生三子二女，当时家居宾县猴石屯，为当地一中等地主。其父张维国曾任满清时地方乡约（相当于乡、保长）之职。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排行第二的叫张廷彦，《家谱书》载：“生于咸丰六年正月初八日卯时终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辰时享年52岁。”现在推断是1856—1908，时萧红还未出生，故此人不会是“有二伯”了。
萧红的生母姜玉兰（1885—1919），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北姜家窝堡现为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姜家后又搬到呼兰镇四福胡同四号。据《宗谱书》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文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惟体恪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共生一女三子，为荣华（萧红）、富贵（夭亡）、连贵（张秀珂1916—1956）、连富（夭亡）。据族人讲：姜氏是个精明强干的“理家”人，当时，张廷举先是读书毕业后又去汤原、巴彦等县任教，家事全由姜氏管理，萧红故居的厢房（现已拆毁）就是由姜氏一手操办建成。姜氏和萧红的祖母范氏一样，极为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萧红上学读书。本文所附的照片即是姜氏与萧红合影，拍摄的年代约为1914—1915年间，萧红时三四岁，其胞弟张秀珂尚未出生。
萧军同志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的第十三封信（日本东京——青岛1936年9月9日发）注释中谈道：“张秀珂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的父亲……”，“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种论断是失实的。据我母亲回想：我父亲确实曾对她谈过这个怀疑，并请母亲帮助观察。父亲曾说：“在当时心情苦闷的情况下，这种怀疑无人可以述说，后来在哈尔滨碰到萧军，因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所以就对他讲了。”母亲问父亲持有这种怀疑的根据，父亲讲幼时曾听到同住一屋的老厨子对他说过：“你的命苦啊，你没了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话使父亲经久不忘，父亲联系到冷森森的家庭关系，便更加深了这个怀疑。我的叔伯五大爷张秀琳说：“秀珂在阿城住时，有一次我父亲（张廷选、张廷举的二哥）开玩笑地对我和秀珂等几个叔伯兄弟说：‘今晚，你们都去马房帮着喂马。’别人都睡觉不去，只有秀珂去了。”可见父亲当时的这种怀疑是多么强烈呀。光复后，父亲随八路军到了齐齐哈尔，祖父曾连续两次打发家人去接父亲去呼兰，父亲都没有动。后来祖父自己找到了部队，黄克诚同志亲自出面陪同吃饭，祖父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黄克诚同志考虑前方正在打仗，父亲在战争环境中已患了风湿性心脏病，便同意了这个要求，父亲感到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情。一次偶然的原因，父亲发现祖父和继祖母背着自己商量着什么，这使父亲更加深了以往的怀疑。不久土改运动开始进行了，父亲感到自己不便继续住下去，便决定返回部队，同时告诉祖父要老老实实听从工作队的命令。当警卫员收拾父亲的行李时，发现马搭子里塞满了绫罗绸缎，父亲便叫警卫员把这些东西送交工作队了，祖父和继祖母对此甚为不满，曾说了一些很苛刻的话。这便是父亲怀疑的全部依据。
后来我母亲与父亲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老厨子的话很可能出于对剥削者的气愤，否则这类“谋妻害命”的事，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地主在当时虽无人敢于声张，但也必定躲不过土改运动的。“死者”的亲属朋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难道还能沉默不语吗？另外当时姜家在呼兰也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不会把自己的姑娘下嫁“地户”的。我的三姨奶（祖母姜玉兰的妹妹）曾回忆说：“大姐结婚时摆了好几天宴席，家里买了好多花，我们还把花戴在头上坐着大车去送的亲。”这种结婚“排场”恐怕是一般贫农所不能负担的。至于祖父与继祖母背着父亲商量什么，后来得知：一是开始听到将要土改的消息，合计着怎么处理家中的浮财；二是想法子留住父亲，企图用这把“大红伞”来保护这个地主家庭。父亲最后自己也否定了这个怀疑，张廷举是萧红的生父，而不是继父。我父亲还认为：祖父和萧红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不是什么血缘关系不同之故，而是萧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
萧红的继母梁亚兰（1898—1972），呼兰镇人，家境殷富。《宗谱书》载：“续配夫人梁氏亚兰亦名门女佐理家务具有条理。”梁氏共生三子二女，现均在。
萧红的童年是孤独寂寞的，她自尊心极强，同时也很脆弱，这是她性格中矛盾着的两面。她的童年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与母爱，父亲常年在外，父女之间是很陌生的。生母体弱多病，对她也很冷淡，不让念书，叫在家哄孩子，母女间的感情也不是很深的。萧红只是得到祖父的溺爱。
生母姜氏去世时，萧红当时只有八岁，富贵已夭亡，张秀珂只有三岁，而连富则是刚出生不久。继母梁氏曾说：“我过门时，荣华穿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把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抱连富算是当了妈。”萧红上学后，张秀珂便搬到祖父的屋里，据张秀珂生前回忆：“我同爷爷睡在炕上也是念诗，爷爷屋里常常有些点心，我经常半夜醒来还要吃一顿，搞得肚子常常不舒服。虽然这样也是我童年时最愉快的一段时期。”萧红很关心自己的弟弟（连富在一岁左右死去了），上学时，常把小弟弟领进课堂里，结果把萧红的同学带的饭偷偷吃掉了。
继母对萧红姐弟俩虽未打一下，未骂一句，但双方感情是很淡薄的。萧红自幼在祖父的溺爱下很调皮任性。据族人回忆，萧红小时很调皮，常爬树上房掏鸟窝，同邻居的孩子跑出去玩耍。以前生母碰到这种事常常骂一顿也就算了，萧红也少不了祖父的一顿爱抚。但此时却不同了，继母常把对姐弟不满之事告诉了父亲，由父亲出面严厉训斥。而祖父由于年老体弱，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也就无暇顾萧红了，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说：“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萧红从此在家里的境地开始每况愈下了。张秀珂对自己上学后的生活也有一段描述：“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里与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钱，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余头。有一次馋糖吃，只好抽空偷个小甁子来换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到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张廷举二哥张廷选的女儿）回忆：“那时我和三姐（张秀琴）在呼兰第一女子小学念书，住在三叔（张廷举）家，每天早上我们和秀珂都是胡乱吃几口小米饭就去上学了。因为三婶爱看牌，睡得晚起得也晚，我们背书包走时，才听见厨房里又熘又炒地准备早饭……”“上学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后来豆腐坊上家里要钱，三婶就把这事告诉三叔了。”
萧红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由萧红要到外地继续读书引起的。本来萧红1928年在哈尔滨女一中读书时，曾经参加了反对日寇修筑吉敦铁路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整个地主家庭的不满。现在又要去外地读书，父亲是坚决不同意的，继母积极支持父亲的主张，要给萧红“完婚”。父亲早在萧红在呼兰县北关第一小学念高小时，就已经把她许配给一个封建官吏的儿子汪恩甲。据族人讲，萧红为此曾大吵大闹，继母便把屋门打开让别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萧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憎恨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萧红是“不肖”，“叛逆”，继母还把此事告诉了萧红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从乡下专程赶来“管教”萧红，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萧红的老婶王氏（张廷举的小弟弟张廷勋的妻子）回忆说：“三嫂在阿城住时，常把荣华不出门子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事告诉大哥（张廷萤），大哥就去打荣华。有一次荣华没处躲了，只好跑到我屋里（东北习俗，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妇的卧室），一天到晚不敢出屋，连饭都是我给盛好端进去的。她躲在屋里没事给我织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袜子手套。”萧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阿城走的，“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祖籍”。后来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父女曾在街头相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萧红的堂妹张秀琴说：“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曾去看过二姐（萧红），还给她带些钱，劝她回去。二姐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父亲视萧红犹如“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其交往，而特别担心的是张秀珂。据族人讲：萧红走后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为父亲所得，他用手挡住信封下面的发信地址问秀珂：“这是谁来的信？”
张秀珂已认出姐姐那熟悉的字迹，但不敢如实回答，只好说：“不知道。”
“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
“没有。”
“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据继母梁氏后来说：“当时，秀珂跟他说话时，两只手都在发抖。”这场“审查”过去一段时间后，继母不知为什么竟背着父亲把萧红的信交给了张秀珂。继母曾说：“秀珂走时，我怕他身体不好，叫他穿上了他爸爸的皮大衣，我还把兜里钱都给了他，一直送他上了官道。”
张秀珂于1936年从秦皇岛上船，藏在货物之间，偷渡到上海，找到了萧军同志（当时萧红正在日本），萧军给他找了住处。萧红回沪后见到张秀珂曾问：“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张秀珂回答。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萧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张秀珂拿着萧军写的信准备前往延安（后留在江南新四军）时，萧红问：“你身体不好，能坚持到底吗？”答：“我能够。”听到弟弟这个坚定的答复，萧红便同意了他所走的道路。
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她的文学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她却是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进行顽强抗争的英勇斗士。
注释：
①正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均按萧红在张家中的行辈所称，以便于叙述。
②张家第六代男子名字皆范“秀”字，但也有的家庭未守此字。呼兰张庭举家就是这样，萧红叫张乃莹，她的异母妹妹原名叫张瑞莹，后来改为张秀玲的。改名时萧红已离家出走。
③《东昌张氏宗谱书》于1935年（伪满康德二年）8月编制，为十六开本铜版印刷，由分布各地的族人集资而成。谱书里面有家族中每个成年男子及其配偶的照片。经过土改解放后历次运动，族人多将它毁掉或缴给政府和组织了，故所存无几。本文所参考引用的这本谱书是在一个远房族人处寻得的，其中没有萧红的记载，时因已将萧红“开除了祖籍”之故。
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