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商市街》
四个重要的空间意象
（香港）陈洁仪
第一节 引言
建筑中的空间一词可以根据内容、生理——心理或形式等各种层面进行诠释。空间的内容必然与社会的内容“有关”，这种关系甚至可以隐喻社会内容或政治权力，也可以解释为意象化的意识形态，或者包含其他意义。特别是“空间”不单只是外在的、客观的、固定的、不变的实体，反而可透过参与者的辨识和演绎，改写空间。当空间被重新组织后，意义就重新产生出来。a一向以来，萧红的作品被称为“空间感”极强，这种看法除了可从叙事方式来分析外，也可从内容方面加以探讨，以见萧红笔下的“空间”与当中活动者的关系。本论文选取《商市街》为析例，原因有二：其一是作者开展内容的方式，皆以“空间”为主，情感变化与“空间”转移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其二是长期以来，论者多从萧红的个人经历或私人感情来解读全书主题，罕涉及当中“空间”（特别是都市空间）与人的相互关系，可供研究者发掘的“空间”（阅读空间）仍多。故此，本论文即分三节详讨《商市街》里四个重要的空间意象。第一节为引言，简介本论文的探索重心；第二节为全文的核心部分，先从宏观角度分析萧红如何诠释哈尔滨的都市景观，然后微观分析欧罗巴旅馆、商市街的“家”与“牵牛房”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意象；第三节为全文的总结。
第二节 《商市街》的空间意象
都市景观
哈尔滨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萧红笔下的“哈尔滨”，一方面拥有繁华的外貌与热闹的市中心，另一方面贫民却流离在都市边缘，挣扎求存。哈尔滨的外在景观与内部生活，出现明显分裂，具都市的精神分裂（metropolitan schizophrenia）特质。b从《商市街》里，不难为哈尔滨拼贴出一幅缤纷热闹的都市图——市街像一张“繁繁杂杂颜色不清晰的地图”，中央大街、新城大街、许公路、松花江，纵横交错，割据其中。马路上有电车、火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川流不息。电车铃响，汽车鸣笛，人力车上有恋人的缠绵。市镇中心有公园，道旁有商店的红绿灯，璀璨的电灯“像扯在太阳下长串的黄色铜铃，越远那些铜铃越增加着密度，渐渐数不过来了”，马迭尔旅馆门前有大时钟，马路两旁有“直线的、错综着许多角度的楼房，大柱子一般工厂的烟筒，街道横顺交织着”。现代工商业都市的繁华，活现眼前。特别是篇中人群聚居的“中央大街”和“公园”，不同国籍的市民交相而过，充满国际气息：
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
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了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望着树顶边的天。外国孩子们在地面弄着沙土。因为还是上午，游园的人不多。日本女人撑着伞走。卖“冰淇淋”的小板房里洗刷着杯子。
我们送走了他就到公园走。冰池上小孩们在上面滑着冰，日本孩子，俄国孩子……中国孩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语言是社会文化的标记，“电影”在哈尔滨则是特殊的文化意象c，两者都表现俄国文化渗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语言方面而言，哈尔滨的街上不单常碰到俄人，而且随处都有人说俄语。家里要学俄语、街上碰到朋友要讲俄语，连供低下层市民诊症的医院，也要靠俄语沟通。对于不擅俄语的萧红，“语言”无疑增加她融入社会的困难。就“电影”意象而言，自20世纪以来，沙俄政府的文化政策之一就是在哈尔滨设立影剧院，以色情影剧麻醉人民。在1920之前，哈尔滨仅在道里就有四处俄国影剧院，八处跳舞厅。
《商市街》里“电影”及其相关意象，至少出现过四次，每次提及时萧红都带有负面情绪，其中以她在最绝望时“在一家电影院门前我终于跌倒”，最具象征意味，可见她在俄化社会下被遗弃的失望。除了俄国文化外，令她感到更大隔膜的，则源于社会内部的“都市幻像”。
有学者认为，都会除了应具备一定的规模与重要性之外，一般城市里的病态现象也会汇聚到这里，包括一些“被剥夺者”，流浪汉、娼妓、贫穷的失业者等。e哈尔滨既有都市的繁华，也有都市的病态，两者的矛盾形成“都市幻像”，留给萧红的就是对都市的“幻灭”。国际都会的繁华街景，不过是萧红的身外物，与她毫不相干，她从来没想过融入其中。虽然，当萧军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他们在社会上好像已经找到栖息的位置，萧红也曾经对面前生活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是繁华里的一分子。然而，当她亲睹行乞者被赶出饭馆后，她的理想骤然变色，仿如两块纸包糖，外表虽美，味道虽甜，但是脱去糖衣，品尝过后，竟然褪色成为舌上阴森的红与绿。都市繁华，情人相爱，对于低下层的中国人而言，全是刹那的幻像、虚假的替身与自欺的慰藉。在绝望得近乎歇斯底里的时候，萧红直接揭穿穷人在都市里的位置：“什么夜，什么市街，全是阴沟，我们滚在沟中。”身为低下层的中国人，萧红不过是繁华都市的“局外人”（outsider），游离于社会之外。大都市之所以热闹繁盛，只由于将贫苦人视而不见：
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
欧罗巴旅馆
《商市街》为读者展开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欧罗巴旅馆”。欧罗巴旅馆是一幢俄式建筑物，里面充满俄国情调：俄国女茶房、俄国管事、俄语、列巴圈、白盐、牛奶、手风琴……萧红踏足此地，开始进入一个俄化社会。《欧罗巴旅馆》是全书的首章，也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一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反映萧红面对新环境时的心理转变；其二，“欧罗巴旅馆”一幕具“政治隐喻”（political metaphor）性质，揭示“俄化社会”的强权和横暴。
就萧红的心理转变而言，她对于这个异文化社会虽然有点隔膜，但初时仍抱有浪漫憧憬（“住在这白色的小室，好像把我住在幔帐一般”）。这里干净洁白，有枕头、有床单、床单有突起的花纹，设备完足，环境宁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安乐窝，可暂解渴求（“喝水”的象征），萧红留恋之情隐见纸上（先后两次用“手指抚来抚去”）。不过，这个安乐窝本不是为萧红所预备的，因为她只属于社会的低下层，根本没钱交房租。最后小室一洗而空，还原其丑陋污秽的原相（“床上一张肿涨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萧红的感觉就是“小室被劫了一样”，跟着还有军警之间的误会、争执。憧憬破灭，新环境带给她的只是排斥与打击，全没有融入新社会的喜悦。
就隐喻“俄化社会”的横暴而言，在欧罗巴旅馆的争执中，执行“清洗任务”及其后“告密行动”的主要人物都是“俄人”，帮凶则为“中国人”：“清洗任务”的主角是“俄国女茶房”，“中国茶房”跟在后；“告密行动”里由“俄国管事”报警，执行者为中国警察。“俄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戴“花色的包头巾”，而帮凶的中国警察则“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强者是俄人及其凶帮，中国百姓则处于弱势。进一步而言，当萧红描述俄人带走小室的家具时，她形容小室“被劫”了一样，而所有构成憧憬的家具，都“挟”在白俄腋下，洁白小室与白俄“一同消失”。从现实层面而言，旅馆是白俄的地方，客人没钱，他们当然有权取走家具。从隐喻层面而言，萧红用了一个“劫”字，则好像旅馆本来是她的地方，白俄才是外来“侵略者”，“劫去”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更值得注意的是，俄人的“侵略”不但在“财资”方面，也透过与警察勾结而得“权力”，诬告百姓，滋扰平民。故此，把“欧罗巴旅馆”一幕当做具“政治隐喻”的意义解读，相信并无不可。
总括而言，哈尔滨的外在景观虽然美丽，但它迎接萧红的第一幅图画却相当丑恶，以“俄国”为象征的外国文化及外国势力更见卑劣和横暴。萧红处于被欺压的弱势位置，或者正如她开首的预言：这个社会虽然近在咫尺（“其实只有三层楼”），然而她的适应过程将会漫长（“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艰辛而无力（“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似的腿”、“也实在无力了”）。
幔帐揭开，“欧罗巴旅馆”的浪漫不再，隔膜仍在。外界环境影响内在情感，空间上萧红与世隔绝，加上饥寒交迫，她心理上对周遭世界越感疏离。萧红用了很多具象形容她的处境：包括“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作黑色”、“荒凉的广场”、“没有灯笼的煤洞”、“囚犯住的屋子”、“我孤孤独独地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和“笼中的鸡”。由有形的隔离到无形的隔膜，由窄、暗、局促的困闷到广阔无边的孤独，由没自由的囚犯到被豢养的动物，萧红不但欠缺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而且她的世界越加封闭。在一个封闭世界里，她自然没有接触社会文化的机会，更莫说进一步的适应与融合。
能够真正离群独居的人甚为罕见。即使希望独处的人也会加入一个与其希望相同的群体里，建立群体内部的共同成规。萧红是否真的甘于自闭一室呢？她是否完全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呢？有关这两个问题，笔者尝试从两方面考察：
首先是“甘于自闭”的问题，可从“门”和“小窗”的意象略窥一二。“门”和“小窗”是《商市街》的重要意象，尤其在欧罗巴旅馆时期，两者出现的密度很高。“门”和“小窗”都具有自我矛盾（Self-paradox）的特质。同时代表着开放与封闭。从正面而言，“门”与“小窗”都暗示了萧红与外界沟通的欲望。萧红很注意“门外”的一切：门外的鞋声、提篮者的叫卖声、手风琴声以及人家门外的摆放物。此外，她认为“小窗是通过人间的孔道”，有了“小窗”，她才可以“升出去”又“爬回来”。从反面而言，“门”与“小窗”不过是一种“拟想的”（imaginary）沟通而非“真实的”（real）接触，萧红无须接触外界，自有其倾听、观看、幻想甚至任意“改造”外在世界的途径。门外有归人、有说笑声、有列巴圈和牛奶；镶在窗上的世界或繁忙、或冷寂、或阳光闪灼、或凄苦可怜，看得疲倦时还可以打打哈欠。“门”与“小窗”既暴露了萧红的沟通欲望，同时又延止其沟通行动，令她无法打破真正隔膜，反加强其自闭倾向。
其次是萧红接触世界时的反应与对策。当萧红踏出房门，“勇敢”地出现在“过道门”前等待萧军时，她总算第一次接触到小室外的世界。外在世界充满与她不同种族、不同打扮、不同阶级与不同言行的外国人，萧红仿佛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行走于其中，明显与四周的环境气氛格格不入，疏离感极强。萧红面对陌生环境时，继“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的对策后，她第三个对策来了：“自我防卫”。对于周遭的人事，她尽量压抑自己的感觉，漠视与其他人的差异，并且拒绝跟其他人交往：“看遍了这一些人，总是郎华不回来，我开始打旋子”、 “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我没有理她们”。萧红这种逃避式的自我防卫机制（self defence mechanisms），此后屡以不同方式出现。从正面而言，固然可保持自尊、避免引起不快情绪。从负面而言，她始终无法克服心理阻碍，开放自己，融入新的社会文化之中。
商市街的“家”
搬到商市街的“家”，萧红不再是暂居的“旅客”，正式成为哈尔滨的“居民”。从外表来看，商市街比“欧罗巴旅馆”更接近人间：“这里不像旅馆那样静，有狗叫，有鸡鸣……有人吵嚷。”理应为萧红提供一个融入社会的良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萧红对于四周环境仍然显得疏离而隔膜，可从三方面来说：
首先，萧红居住环境虽然变了，但是她心理上仍未调节妥当。她觉得“搬家”只不过“移了一个窠”，与外在环境并不发生关系，街上的车、行人、街景一如既往，他们搬家依然故我，互不相干。萧红初期的商市街生活，态度仍很封闭，逼不得已才上街，心境则与欧罗巴旅馆时没有两样，具象比喻似曾相识： “落下井的鸭子”、“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是个没有明暗的幽室，人在里面正像菌类生在不见天日的大树下”、“封闭了的洞门似的，与外界绝对隔离开。天天就生活在这里边”，始终与外界隔绝。
其次，比起欧罗巴旅馆，萧红开始有限度地接触人事，见面最多的是汪氏一家。特别是汪林，萧红对于她的描写特详。由汪林所代表的一套文化习惯，正是哈尔滨极具现代感的俄化生活：
但是汪林在其中（笔者按：“其中”指在“中央大街”上），我们又遇到她。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样打扮得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话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
从上述一段里，汪林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中上阶层）、社交圈子（与白俄交往）、社交礼仪（互相赞美和说笑）、衣着服饰（打扮漂亮）和语言习惯（说俄国话）等各方面，都跟萧红有极大差异。萧红对汪林充满敌意，甚感抗拒，亦难以融入充满俄国气息的哈尔滨社会。
最后，考察萧红对“商市街”的感情，多来自“家”的感觉，而非哈尔滨的文化环境。萧红临走前，留恋的是“共患难的小锅”，记忆充满烧菜的饭香、刮白的土豆和油花的爆响。萧红在商市街的“家”，过的是中国式家庭生活，与街上随处可见的俄国文化或西式生活，关联不多。萧红的“家”跟哈尔滨的社会，始终保持相当的距离。
牵牛房
如果说，“欧罗巴旅馆”是哈尔滨“俄化社会”的隐喻，则“牵牛房”就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缩影。“牵牛房”的场景设置与“商市街”截然不同，现代感极强。客厅有台灯、挂油画、垂纱窗帘，男主人打领结，女主人穿皮外衣，皆引导读者跳出低下层生活，进入现代都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活动形态：娱乐方式和人际关系。
都市娱乐以消费享乐为主，不求持久或有内涵，只求新鲜、快感、具感官刺激。“牵牛房”主要的娱乐是排剧、唱戏、跳舞和“捉迷藏”等，其中着笔最多的是跳舞和“捉迷藏”，这两种活动都具备都市娱乐的特质。“跳舞”和“捉迷藏”的感官刺激是来自扭曲的身体和疯狂的行为。跳舞表现的不是优美舞姿，而是找人扮丑角，令大家“兴奋”、“大笑”。“舞姿”必须是扭曲的、怪模样的、不谐调的、发着疯的，“舞者”要“蠢得和猪和蟹子那样”、“他的女舞伴在他的手臂中也是谐和的好像很不要脸似的一点也不知羞似的”，其他人则要随灯光变红变绿。“捉迷藏”同样是扭曲人性的玩意儿，不单要蒙住眼睛，其他人更必须假扮各种各样的叫声，蛤蟆叫、狗叫、猪叫，还有人在装哭。参与者则明显以所获得的“新鲜感”和“快感”来决定游戏是否继续。如果人们感到快乐，不管这种“快感”是否扭曲，也无损他们继续狂欢的情绪：“女人们笑得流泪了！直不起腰！”“那满脸的红胭脂呵！那满脸丑恶得到妙处的笑容！”相反，变换娱乐方式的原因只是有一个：“人们看得厌了。”
对于“牵牛房”的人而言，这些娱乐是组成“几个欢快日子”的内容。对于萧红而言，她表现得不算投入。跳舞后她第一个反应是“疲乏”，并且觉得当人们安定下来时才“恢复了人的本性”。她曾先后三次形容这些娱乐为“完全胡闹”、“热心的胡闹”和“高等的胡闹”，在她眼中，这些娱乐实在空洞乏味。
就都市的人际关系而言，据杨义分析，都市是由“陌生人”（stranger）组成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地缘、血缘的维系，带上了明显的流动性与游离性。于是，都市里的陌生人之间，便带有高度的异质性，人际极具随遇性，遂在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冷漠、不信任的疏离感。f“牵牛房”设置了一个特定空间，招聚了各方面的陌生人，他们在这里聚散匆匆，男主人、女主人“小蒙古”、剧团女旧同学、胖军官、“浪漫诗人”老桐、“山东老实人”老孟、王女士、灵秋、老秦……有些只是出过一次场，有些即使经常出场，亦不见他们与萧红有深入的对话。大家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是谈谈话，玩乐吃喝而已。谈话，本来是人际间最直接的沟通，然而“牵牛房”里的“谈话方式”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严肃的谈话，例如萧军和胖军官的对话。在这种谈话里，萧红是被忽略的，毫无置喙之余地：“他们的谈话我听不懂”、“不但我感到稀奇，为着这生疏的术语，所有客厅中的人都静肃了一下”，她只能“坐在旁边细听他们的讲话”，事后萧军也不再加解释。第二种是“沙龙式”的聊天。这是“牵牛房”客人的主要谈话方式。这类谈话包括能否吞下整个苹果或一只活猪、怎样是“人”怎样不是“人”的问题。谈话的目的不过为众人提供“清谈”的机会，斗智斗力，像“老孟”那样“老实”认真的思考，不免换来嘲笑。当萧红叙述这类话题时，也禁不住戏仿一下。这两类谈话都不是以促进友谊为目的。
现代都市人重私人空间，相识虽易，交往也不难，但却无法深交，窥视个人的内心领域。“牵牛房”的交往也如此。“牵牛房”里的朋友，如何维持彼此的关系呢？在终夜跳舞、唱戏之外，在朋友给予的金钱资助之外，在有鱼、有肉、有很好滋味的汤、玩到半夜才回家之外，萧红似乎再没法与他们交心了。没有人知道萧红的实际处境和内心感受，碍于团体成规她也怯于表达：“这话我都没有说，我知道说这话还不是地方”、“于是别的人再讲什么我听不到了”。萧红跟“牵牛房”朋友的人际关系，是典型的都市人关系，从空间而言彼此的距离很近，从心理层面而言，萧红和他们仍然“远远的分开”，疏离感极强。
第三节 总结
据一般文献记载，30年代的哈尔滨有“东方的巴黎”之称，是一个繁盛的大都市，“那里的生活只容得下寻欢作乐”g。而萧红的“哈尔滨时期”也不见得特别寂寞，因为有萧军与盟友在旁。不过，当我们回落《商市街》文本，特别从书中几个重要的空间意象出发，就很容易发现萧红处于外部世界与内在情感分裂的境地，外文本（历史资料）与内文本（《商市街》）的记述并不吻合，可见《商市街》里一系列空间意象经由作者转化和隐喻化后，重新赋予另一种内在意涵。萧红的寂寞感不过是其表面呈现的情绪，内里实包含她对俄化社会的不满和都市文化的不适应，并因此改写了外在世界的形象。从空间意象探视萧红的底层意识，相信有助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商市街》的内容及萧红的情感世界。
注释：
林耀德：《空间剪贴簿——漫游晚近台湾都市小说的建筑空间》，收入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都市文学论》，289~29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林以青：《文学经验中的都会情境——以七○年代的台北为例》。《当代台湾都市文学论》，114~115、86、101页。“都市的精神分裂”是纽曼?卡斯提尔（Manuel Castells）提出的概念，指在同一个都会区之中，都市形式与都市结构呈两极化现象，令社会出现二元化分离。简言之，即都市的成长与衰颓同时发生。
孙占文：《黑龙江省史探索》1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道里”指哈尔滨的“埠头区”，北靠松花江，南接南岗，东隔铁道由八区与道外相连，西边为三十六棚工厂，相当于哈尔滨的市中心。
葛浩文编：《萧红的商市街》255页，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年。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1998年
年萧红在香港
卢玮銮
自1940年1月底到达香港，直到1942年1月22日逝世，萧红这个东北女作家，在这远离家乡的南方小岛上，写下她人生最后一页。在两年中，她受尽疾病的折磨a，情感的干扰b，但仍奋力完成了几部重要著作，使她的创作史放出更灿烂的光辉。
在这两年里，最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因为重要作品都在该年完成，而她参加的公开活动也较多。
一、她的活动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1940年1月底到达香港。c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d，就在2月5日晚上，在大东酒店举行全体会员聚餐，招待这两位由重庆来港的作家。那天晚上，出席的会员有四十多人，由林焕平当主席。萧红在席间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况，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e。
月初，本港好几间著名女校，联合成立了一个“纪念三八劳军游艺会”的筹备委员会。该会在3月3日晚上7时，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座谈会，讨论题目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妇女领袖廖梦醒、萧红等都参加了。
年8月3日，是鲁迅先生60岁诞辰纪念，本港文化团体，包括文协、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g、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业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联合主办了一个前所未有、规模很大的纪念大会。h这会在8月3日下午3时，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举行。萧红在会中负责报告鲁迅生平事迹，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i。
该日晚上，又在孔圣堂举行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单是戏剧节目，便占三项，包括田汉编的《阿Q正传》、哑剧《民族魂鲁迅》、鲁迅写的《过客》。j其中《民族魂鲁迅》的剧本，是由文协、漫协会员，根据萧红提供的资料，集体执笔写成的。k至于萧红有没有出席那次晚会，就暂时找不到可靠记录。
二、她的著作
萧红在这一年间，先后完成了四部重要作品，其中最受人注意的当推《马伯乐》及《呼兰河传》。由于这两本小说，已有人作了深入研究l，现在只谈谈其他两篇作品。
（一）《后花园》
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大公报》的《文艺》及《学生界》版，自1940年4月10日开始，分12天连载，到4月25日刊完。
看过《呼兰河传》的人，再看《后花园》，一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两个小说的关系竟如此密切。《呼兰河传》里，后花园是个重要场景，是萧红童年生活中最广阔的天地。自该书第三章开始，后花园的一草一木，四季变化，都成了萧红生命的一部分。而后花园、祖父、萧红三者几乎结成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书中不知多少次说“后花园”、“后园”、“花园”，甚至“尾声”里，仍凄凉地写下：“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后花园》，里面描绘的景物完全跟《呼兰河传》里相同，分别只是占的分量多少而已，人物的称谓，就不过是“祖父”改成“园主”，“我”改成“园主小孙女”。
《呼兰河传》内容及描叙的人物都很复杂，《后花园》却只集中在书中第七章的磨倌冯歪嘴子身上。这个“生命力最强”n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里最热爱，笔下最“光明”的描写对象，在这小说里，交代得更详细。我们知道他叫冯二成子，曾经单恋了邻家赵老太太的女儿。更清楚他怎样跟那个王大姐偷偷结了婚，而王大姐原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寡妇。这些情节，对读过《呼兰河传》的人来说简直像插叙或倒叙的镜头。
这个短篇，似乎没有人提过。为什么研究萧红的人会忽视它？究竟它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主题重写？是有趣的问题。
（二）《民族魂鲁迅》
这是个哑剧形式的四幕剧剧本。创作动机是：“香港文协在筹备庆祝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时，就立意用一种最庄严的戏剧形式，将先生一生的奋斗史表现出来。哑剧的形式在中国似乎尚未见采用，但在西方演剧史上特别是宗教演剧方面，它却有过它的地位的。它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性，最适宜于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格。以它来再现鲁迅先生，似乎能于传达先生的崇高以外，更与观众一种膜拜的吸力，使先生生活史的楷模性，更能凝定在我们后辈人的生活样式里面。因此，便决定把它实现了。”o于是文协戏剧组的负责人请了最熟悉鲁迅生活的萧红来执笔。她“费了几昼夜的功夫完成了一个严密周详的创作。可惜由于文协的经济情况，人力与时间的局促，这剧本竟不能与观众见面”p因此，在8月3日的纪念晚会上演出的哑剧《民族魂鲁迅》，是以冯亦代为首的文协、漫协会员，参照萧红原剧本，改编成一个适合当时演出物质、人力条件的一场四幕剧本。至于萧红的那个原本，就一直到同年10月，为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分十天刊在《大公报》的《文艺》及《学生界》版中。q自10月21日开始，到10月31日刊完。
这剧本包括的人物、时间、空间都很多，作者不但设计剧情、人物动作，甚至连怎样利用最简陋的物质制造应有道具，也写得明白。由于这剧本形式特别，可说是萧红风格的外一章；有人提及却又不见于选集中r，因此，希望把它刊出，供更多人研究。
注释：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142页（1947年9月，上海建文书店版）及周鲸文《忆萧红》（《大任周刊》第23胡，39~42页，1976年2月26日），都提到萧红受到失眠、咳嗽、头痛等疾病的折磨。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中的描写，萧红到了香港，感情、情绪的波动仍然很大，可以推想到她不安的程度。
据1940年1月30日《立报》第2版《言林》所载“文化情报”。
以下简称“文协”。
据1940年2月5 日《立报》第2版《言林》所载“文艺协会昨晚聚餐”。
据1940年3月2 日《大公报》第2张6版，“纪念三八妇女节，决在港联合举行”。
以下简称“漫协”。
据1940年8月3日《大公报》第2张6版，“本港文化界今日纪念鲁迅诞辰”。
据1940年8月4日《大公报》第2张6版，“本港文艺团体昨纪念鲁迅诞辰”。
据1940年8月2日《立报》第2版《言林》所载“鲁迅纪念会将表演哑剧《民族魂鲁迅》”，及冯亦代《哑剧的试演—〈民族魂鲁迅〉》，1940年8月11日《大公报》第2张8版。
葛浩文所著《萧红传》第6章：《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一九四○年—抵港后的日子》。（据《南北极》第106期，1979年3月16日，及《南北极》第107期，1979年4月16日）
《大公报》第2张8版，常例是轮流刊出《文艺》、《文艺综合版》、《学生界》。萧红这小说只刊于《文艺》及《学生界》版中。
据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文艺生活》新10期21~25页，1946年12月。
冯亦代《哑剧的试演—〈民族魂鲁迅〉》，1940年8月11日《大公报》第2张8版。
葛浩文《萧红评传》，“附录”《甲：萧红创作》（据《南北极》第109期，1979年6月16日）及《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1分册，252~253页。（1978年9月，北京语言学院）均提及。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十四卷第十一期，1979年11月
萧红在东京
（日）中村龙夫
年7月17日萧红（当年25岁）从上海到日本来，据《萧红年谱》说是“为了排除烦恼，静心写作和同分别的弟弟秀珂团聚”为目的。
关于萧红在东京的情况，只好从她寄给丈夫萧军的35封私信，和1937年的杂志《七月》第一卷每一期里发表的短篇《牛车上》里的《在东京》和《孤独的生活》等里略知。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毫无办法得到她的当时情况。因为当时的东京对于左派作家的动静，除了警视厅的特高刑事以外不会注视的。
在东京迎接萧红的是生活出版社的黄源夫人华女士。她安排萧红在于町区富士见町的一家租借房间。
这地址现时由于市区改变已经没有办法查到了。可是按照当时的位置来猜想，大概是距离神田神保町约二三公里远的地方。
《在东京》里写“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听得到”，这样寂静的风景现在的东京城市里是难于找得到了。
《萧红书简》的署名是，莹（七次）、吟（十四次）、萧（一次）、荣子（十次）、小鹅（三次）。小鹅是萧军给夫人的外号，荣子是萧红上日语学校时根据日式起的笔名。
萧军曾说过“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保存在身边”，“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说过以后马上就焚毁”。可是萧红没有焚毁还带回去上海的。（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前言）
这时候在东京发生“二?二六事变”，政府施行戒严。是2月26日早晨，二十几名士官带领1400名的陆军士兵起义，杀害天皇的重臣，自称“昭和维新”，占据总理官邸、陆军省、国会议事堂等。这次“叛乱”即经过三天后就被镇压，士官都给判“死刑”结束。
萧红在东京的时候，虽然戒严已经解除了，可是当局对于左派作家的监视和取缔是很严的。
萧红到东京的时候正巧她的弟弟秀珂，于7月16号已经回东北去了，所以不能相会到。
以下对于从第一封信到第三十五封信，略述一下。
第一封信是（7月18日）由长崎寄出。
当时日本和上海往来的航路是两条。一条是上海→长崎→神户；再一条是香港→上海→神户→横滨。由日本邮船的船只就航。上海到长崎的距离是465海里，需要一天行程。所以萧红可能是17号由上海出发，到日本登陆的地点料想是不外乎神户了。
第二封信（7月21日）里说“搬房子，一张桌、一个椅子都是借的”，这样住下来。说“听到蝉叫”，“听到踏踏的奇怪的鞋声”，可见在生疏的土地过着怎样孤独的生活了。
第三封信（7月26日）所写的是：
“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而且所期待的秀珂又已经在16号起身回去了。”
她真的“陷在了大寂寞之中了”。（萧军注）
给萧军的第四封信（8月14日）后段写了一首诗：
异 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
接着第五封信（8月17日）才开始说：
“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不过三五里。去的是神保町逛街了。”
由这推想，萧红生活在这不习惯的环境里身体渐渐地不舒服了。见于8月28日的第六封信里说：
近几天整天发烧……心脏过量地跳。
这样诉苦，又见于第七封信：
“每日二食，早食一毛钱，晚食两毛至一毛五。
中午吃面包或饼干。
玩也不想玩，花钱也不愿花，任何公园我没有去过。”
由此能够料想到她是如何削减生活费了。这次她才写着房东的地址：
东京都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
又写着这附近“蚊子非常大”，“腿肚被蚊虫咬了个大包”。
在东京的生活大体上轨道，见于由8月底开始她大肆的执笔写作了。“打算要写满十页的稿纸。”
这样向萧军报告的近况，可是萧军却担心她即忧虑地说：
“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自己的工作的。这也就是很快的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书简注）
第十一封信（9月4日）报告说：
“一个半月的工夫写了三万字。”
这后来集录在《牛车上》的短篇小说集里了。
到了9月，她就想去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了。（即第十二封信，第十三封信，第十四封信）说：“日文我是不大喜欢学，想学俄文，但日语是要学的。”第十四封信，说到她向东亚补习学校交了学费，自14号开始上课去了。可是她的日语没有成就了。对于这点萧军曾取笑她说过：
她缺乏一种持久的意志。
当时日本的警察对于萧红这个从上海来的左派作家的行动很注意了。在9月12日的第十五封信里她就说道：
“今晨刑事来过，使我上了一点火。”
她对于这些特高刑事随便进来查的欠礼很生气。
月底的信说：
“整个下半天就为着日语消费了去。”
“用心学习日语，可是日语补习学校的课业是没有什么益处，只费时间了。”
第二十封信是写：
“今天放假，日本的什么节？”
这天是日本的旧祭日“秋季皇灵祭”。现在“秋分之日”也休假日。
月19日是恩师鲁迅在上海逝世之日。可是萧红还不知道的。
月21日（第二十四封信）萧红是得预感？那信内写着：
“前些日子我还买了一本画册打算送给L。”
这L即是指Luxun的。关于鲁迅去世的事，萧红在《在东京》曾详细地写过。当时因为日本报纸写“鲁迅逝世”登出。她看不懂这日文的意思。到东中野（地名）去找中国朋友问问其意。最后一位华侨给她看华字新闻才知道是鲁迅逝世、以及葬仪的情形等。
月底的第三十四封信，向萧军报说自己的健康状态。
“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虽是这样说苦，可是这时候还不能看到她有想回国的意思。
最后的一封信即第三十五封信（1937年1月4日）写的是：
“新年都没有什么乐事可告。”
又写：
“二号接到你的一封信，也接到珂的信。由这可以推想到，这时候弟弟秀珂已经在上海了。”
这一封信未曾提起归国的话，可是萧红是1月9日上了日本邮船的定期船归国，到上海的萧军处了。
结 语
以上是从《萧红书简》和《在东京》来观察的萧红在东京过活的大概情形。她的环境可以说是被“孤独”包围着的。她常常半夜中睡醒，睡不着很不安，只靠读书和执笔来镇静精神。
萧红的日本留学并不是和萧军的婚姻生活破裂所造成的结果。这可以从她夫妻同意限定一年之间的分居，同时这期间的两人有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证实了。
而不管怎样，萧红提早断念滞在日本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为了鲁迅的逝世。
她不由得对于在日本留学感到空虚了。
在东京关于萧红和宿舍的房东的事萧红说：“我的房东很好，她还常常送我一些礼物。比如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就摆在窗台上。”（9月19日，第十八封信）
参考文献：
《萧红全集》上、下，哈尔滨出版社。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萧红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编。
《萧红传》日本尾坂德司燎原书店。
《萧红评传》（美）葛浩文著，北方文艺出版社。
《昭和十五年时间表》，日本旅行协会。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十四卷十一期，1979年11月
萧红与美国作家①
赵凤翔
一、萧红与史沫特莱
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庞大的作家群。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才结识了一位又一位中国的进步作家。她与女作家萧红的相识，当然也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的，大概因为她们都是妇女，相识之后就迅速发展成了持续的友情。
作为一个散文家与小说家的萧红，也曾写过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那就是她发表在1938年1月16日出版的《七月》杂志第七期上面的，题为《〈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的读书笔记。在这篇读书笔记里，她用钦佩的笔调，赞扬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自传体小说《动乱时代》。这两位外国女作家都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长大成人的女性，她们的勇于奋斗的个性以及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深深地感动了萧红，使她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地介绍了史沫特莱和丽洛琳克的生平。
年的春天，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
次年春，史沫特莱告别了新四军，准备回美国。她在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住在当时的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Haiu（他的中国名字叫何鸣华）的家里。她在香港停留期间，热情地跑到萧红与端木居住的九龙乐道的家里去探望。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萧红、端木只有一间屋子的居室当然很狭小，所以史沫特莱极力主张萧红要到医院去养病。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联系一家名叫玛丽的医院。在与玛丽医院联系过程中，为了使萧红生活得愉快，她还邀请萧红与端木到何鸣华家里去做客。
史沫特莱离港之前，把她创作的十篇短篇小说留给了萧红与端木。端木曾经请人译了一篇，发表在他主编的《时代文学》杂志上。其他九篇本来准备陆续译出发表，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实现。
二、萧红与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就萧红的一篇散文《手》译成英语，介绍给了当时美国《亚细亚》月刊的主编海伦?福斯特。海伦?福斯特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直很关心。她曾经从鲁迅与斯诺的谈话里，得知萧红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所以，当她收到《手》的英译稿之后，立即将它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之后，她又及时地将稿酬200港币汇寄至香港大通银行，交萧红领取。这份汇款通知单萧红是1941年12月7日收到的，当时她正卧病在床。领取外汇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此事只能由端木蕻良代为奔走。不巧，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时手续未办完。所以这笔款子，至今未曾领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伦?福斯特曾经给萧红、端木写过一封长信，在信中向他们约稿，并希望他们能在《时代文学》杂志上撰文介绍《亚细亚》。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彼此的联系。假若没有这场战争，萧红的《生死场》一定也能得到在《亚细亚》月刊上发表的机会。
三、萧红与卮普东?辛克莱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还把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介绍给了美国作家卮普东?辛克莱。辛克莱是当时的美国大作家，他的小说《石炭王》、《屠场》，曾经由郭沫若（署名易坎人）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史沫特莱向他介绍《生死场》的时候，他已成为政界名人，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已经把他选举为州长，当时正在任上。辛克莱州长在加州正忙于试验一种由他自己发起的合作运动，收到《生死场》后，就把他根据合作运动写的一本缩写名为《CO—cd》的著作，从加州寄至香港赠送给萧红，同时还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约，此信当时曾在《时代文学》杂志上影印发表。
注释：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1月20日。文中有几处误差，请参阅本书《〈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
萧红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一文中记着：“史沫特莱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壮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是会流泪的。她是美国人。”文中“前年”指1936年。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1月20日；
又载《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9日 第一版
《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
（美）葛浩文①
《华侨日报》于1980年1月24日登载了一篇颇有趣的文章—赵凤翔先生的《萧红与美国作家》，提供了一些一向很少人知道的资料。本人因几年来对女作家萧红生平与作品有日浓一日的兴趣，也下了点工夫作研究，写了几篇有关这位红颜命薄才女的文章。但我一向认为手边所存的有关萧红在香港的岁月—1941年春至1942年1月22日与世永别的日子—的资料又少又不十分可靠。幸好，在最近一年余来，因一些像刘以鬯、卢玮銮，诸位香港学者找出了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因之萧红一生最后的两年目前已经不算是个谜了。
经过赵凤翔先生的“文件发掘”工作，我们现在对萧红生平的一面—她与几位美国作家的往来—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资料我是特别高兴读到的，但因为这些一手资料本身有些与事实稍有出入之处，而我本人手边有些与此题目有关的资料，很冒昧地提供，作一补遗。
关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与萧红的相识，读者可参看史女士所著的《中国圣战之歌》（Battle Hymnof China）（纽约，1943年，第524~525页）。书上虽有些错误（例如，作者说萧红死后，她的丈夫萧军请求日本在港当局让他将萧红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迁往上海，埋于鲁迅墓边—这与事实不合），但仍有些相当准确的资料。史女士路过香港时住在英国主教HALL（非赵文所说Haiu也）的别墅；据史女士的记述，她去看萧红和端木蕻良后，立刻就把萧红接到Bishop Hall的家和史女士住在一块儿，同时也劝她离港，这是在1941年春的事，史女士以后才帮助萧红入玛丽医院养病。又据史女士的叙述，萧红住在她居处时便写完了一本抗战小说；她这回忆若没错的话，该小说大概就是《马伯乐》的续稿，后来在《时代批评》连载发表。
赵文说史女士返美国后把萧红的某一篇短篇小说介绍给海伦?福斯特（Helen?Foster）是事实。但该文恐怕不是出名短篇《手》，而是较短而很少有人注意的《马房之夜》。该篇原来发表在孟十还在上海所编的《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36年5月号），475~484页。英文翻译（A night in a staele）发表在福斯特（在中国时这位艾德格?斯诺夫人另用了尼姆?惠尔斯的笔名）主编的《亚细亚》月刊，1941年9月份，第487~489页；译者非史沫特莱女士而是CHIA WO（不知何许人也）及该刊主编尼姆?惠尔斯本人合译的。
笔者最后要提出来的是有关辛克莱与萧红的事。萧红在《手》里介绍了辛克莱的杰作《屠场》；女主角王亚明看了同学借给她的中译版而因书上的女孩子马利亚（MARIA）的遭遇被感染得流眼泪。在另一篇散文上萧红又提到了辛克莱的《石炭王》。此可证明萧红多么重视这位提倡社会主义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辛克莱虽然参加了竞选美国加州州长的职位（他是民主党的代表），但并没有当选——年份是1943年（在1960年辛克莱在新泽西州也曾参加竞选国会议员的官位，但也告落选）。
注释：
葛浩文（Howard Coldblatt）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近年来从事萧红研究，于1978年出版《萧红译传》。现任教于旧金山州立大学。
原载纽约《华侨日报》，1980年2月11日
萧红与外国友人
郭玉斌
萧红是现代文坛上很有“人缘儿”的作家，她不仅与鲁迅、茅盾、胡风、聂绀弩、叶紫、蒋锡金等一大批国内作家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还结识了一些外国友人。比如：美国的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卮普东?辛克莱（U?Sin-clair）、海伦?福斯特（Helen?Foster），日本的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以及绿川英子，前苏联的汉学家罗果夫（B. H. PoroB）等。
一、惺惺相惜 一见如故 ——萧红与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1936年在上海鲁迅的家中认识萧红的，她很欣赏萧红的才华，对萧红的评价很高，称萧红是“在炽热的铁砧上锻炼成型”、“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a萧红也写过两篇关于史沫特莱的书评，在其中一篇《〈大地的女儿〉和〈动乱时代〉》里，萧红写了史沫特莱给自己留下的鲜明印象：“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会流着眼泪的。”b萧红还用钦佩的笔调，赞扬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c史沫特莱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开朗的个性、勇于奋斗的精神以及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恰与萧红有共同之处。惺惺惜惺惺，而她们又都是女性，所以一见如故，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让人不禁想起冰心的小诗《繁星》（之一）：“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中美的这两位独特的女性，如深空中的双子星，彼此照耀，互相颂赞。
年9月，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住在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何鸣华（Bishop?Hall）博士的乡间别墅沙田地哨号玫瑰园。她得知萧红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便热情地跑去探望。当她看到萧红与端木蕻良居所简陋而狭小，就立刻把萧红接到何鸣华的家中，与自己住在一起，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正是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的续稿。
史沫特莱离港前，见萧红身体非常虚弱，就劝她去诊治，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联系了当时香港最大的医院——玛丽医院。史沫特莱还告诉萧红，日军很快就会南下，向香港和东南亚进攻，劝她去新加坡。萧红曾一度想去新加坡，但端木蕻良编务在身，不能同去。萧红又去劝茅盾夫妇和她一起去，但茅盾和端木蕻良一样也为编务所累一时无法离开，只好劝萧红等一等。
二、隔洋赠书 憾无一面——萧红与辛克莱
史沫特莱离港时，萧红托她把自己的《生死场》和其他几本作品集转送给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辛克莱是萧红仰慕已久的作家，萧红早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就非常喜欢辛克莱的作品。萧红在她的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曾有这样的记述：“那时节我读着辛克莱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士兵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d萧红在她的短篇小说《手》里又提到了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而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明显地受到了《屠场》的影响。在另一篇散文里，萧红又提到了辛克莱的《石炭王》（两部作品都是署名“易坎人”的郭沫若译的）。萧红在哈尔滨参加罗烽发起的“星星剧团”时，还曾排练过辛克莱的剧本《小偷》（又名《居住在二楼的人》），她在剧中扮演病妇人。由此可见萧红多么敬佩这位美国作家。
当时已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克莱接到史沫特莱转来的萧红的作品后，也将自己新出版的一本书寄给了在香港的萧红，同时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萧红“美好的礼物和问候”。此信在1941年《时代文学》第4期上影印发表。
三、译文约稿 战火阻绝 ——萧红与海伦?福斯特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还将萧红的小说《马房之夜》介绍给了美国《亚细亚》月刊的主编海伦?福斯特。海伦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妻，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对中国新文学一直很关注。她虽未见过萧红，却从鲁迅与斯诺的谈话录中得知萧红是新出现的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所以对《马房之夜》很感兴趣。1941年9月，海伦与人合作把这篇小说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亚细亚》上。海伦又致萧红、端木蕻良一封长信，向他们约稿，也希望端木蕻良能在他主编的《时代文学》杂志上撰文介绍《亚细亚》。
《马房之夜》在《亚细亚》上发表后，海伦还立即将200元港币的稿酬从美国汇至香港大通银行。萧红接到领款通知单的那天是1941年12月7日，第二天太平洋战争爆发，这笔款始终没有收到。不久，萧红就病逝于战乱的香港。
四、生死关头 侠义相助 ——萧红与鹿地、池田夫妇
鹿地是日本的大学汉语系毕业生，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的，后来也就认识了在上海的萧红。
年“八一三”抗战前夕，中日两国关系异常紧张。因为鹿地夫妇是日本人，在中国人多的法租界太显眼了，于是搬到日本侨民多的公共租界北四川路。但过了两天他们又搬回法租界，原因是北四川路的日本居民都对他们戒备，把他们当做间谍看，并且有日本警察到他们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当时公共租界上的日本警察有追捕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自由，这样一来鹿地夫妇会有性命之忧的。战争爆发后，两国人的界限更分明了。鹿地夫妇出门都成了问题，“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e。鹿地夫妇不得已，只好住进了许广平家，但周围都是监视的眼光，外界很快传出许广平收留日本人的消息，那会被当汉奸看待的。于是鹿地夫妇在萧红的帮助下避居到旅馆，萧红告诉他们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间里说不定就住着中国人。为防万一，萧红还把他们的日记、文章等一些“致命”的东西带走。这时，除了萧红、萧军之外，没有其他人敢与鹿地夫妇接触。萧红作为女性出入旅馆较为方便，这使鹿地夫妇的生活方便了许多。
关于这件事许广平曾给萧红以很高评价：“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f萧红也曾写过一篇散文《记鹿地夫妇》，刊载于1938年5月1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上。
五、烽烟沪渝 两度小住 ——萧红与绿川英子
除鹿地夫妇外，萧红还认识了另一位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生于1912年，日本的世界语学者。1935年绿川英子应中国普罗世界语联盟《世界》之约撰稿，1936年与中国留日生刘仁结婚，1937年4月到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充满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绿川英子担任了对日广播宣传工作。
年在上海期间，绿川英子与萧红曾做过一个来月的同屋房客，时间虽然短暂，但彼此相处都很愉快。1938年末，萧红与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在重庆又见了面，三人又小住了一段时间。萧红给绿川英子的印象是：“巨大的眼睛，响亮的声音……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
六、亦师亦友 知交一年 —萧红与罗果夫
年12月22日，萧红在重庆的塔斯社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著名汉学家罗果夫。罗果夫30年代初来中国，他在哈尔滨的时候，曾请人帮自己学习中文。认识萧红后，他又请萧红做自己的中文老师。可由于战时的警报声和轰炸声，他们的功课常转到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作家身上，特别是关于鲁迅晚年的事情。罗果夫问到萧红与鲁迅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问到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问到熟悉鲁迅生平的人，等等。萧红曾以回忆录的形式印行过他们的谈话。这是篇幅不大的单行本，只是印数不多，连罗果夫也没有保留一本。
年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萧红和端木蕻良发函，邀请他们参加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罗果夫表示要翻译、介绍他们的作品，希望两人给予协助，萧红和端木蕻良高兴地答应下来。这样，后来罗果夫翻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就收录了萧红的小说《莲花池》h，罗果夫是第一个将萧红作品介绍给苏联读者的人。
年12月24日罗果夫最后一次见到萧红，年底罗果夫回国。罗果夫途经新疆时遇见茅盾，还谈到萧红和端木蕻良。此事茅盾在1940年3月28日给蒋锡金的信中提到：“罗果夫过此时，曾与晤谈，彼时端木与红姑（指萧红）尚未赴港，罗于端木、红姑皆赞许……”⑨可见在整整一年的交往中，萧红与端木蕻良给罗果夫留下美好的印象。
萧红是真正从荒原走向世界的作家，她不仅以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吸引着异域的人们，以充满才情的作品感动了世人，同时也以其率真、热情、开朗、大方的个性赢得了一些外国人士的尊重与友谊。
注释：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杜，1986年，第530页。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82页。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78页。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92页。
许广平：《追忆萧红》，见《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绿川英子：《忆萧红》，见《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杜，1991年，第330页。
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原载《新文学史料》第一期，2009年
萧红的著作和研究在美国
戈宝权
今年的五月端阳佳节，是东北女作家萧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诞生的70周年，明年的1月22日是她在香港不幸病逝的40周年。萧红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都是短促的，但她在23岁写的第一本小说《生死场》，却得到了鲁迅的重视。鲁迅亲自为她的书写了序言，其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微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萧红的生活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而在她逝世以后的命运又是寂寞无闻的！她的著作多年来没有出版过，要不是近年来重印了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等书，还有不少人在对她进行研究，她的名字就好像是被人遗忘了似的！
去年8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来到北京访问，同萧红的生前老友会见，承他赠送了一本他写的《萧红评传》的中译本给我。当我看到印在卷首的萧红1939年在重庆照的一张相片时，它勾起了我的不少回忆，那不正是当年我见过的萧红吗？记得1938年抗战初期，我在武汉见到了萧红，那时她住在武昌蒋锡金家。后来由于日机轰炸，她就搬到汉口三教街冯乃超和孔罗荪处暂住。这年9月武汉沦陷以前，她经宜昌到了重庆。我到了重庆后，曾在苍坪街《新华日报》馆的营业部同她见过几次，而且还在黑夜里护送她回去，那时她已面带病容了。1940年她到了香港，第二年靠了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治病，我们当时也偶尔见过。想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以后，当我同韬奋、茅盾夫妇和叶以群等人逃离香港之后的十多天，她就弃世长逝了，死后葬在我也曾经去过的浅水湾的丽都花园附近。后来我读到诗人戴望舒写的几行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海涛闲话。”我好像也来到她的墓前，向在寂寞中长眠的萧红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尽管萧红逝世以后三十多年来，她的命运是寂寞无闻的，但她的名字和作品并没有完全被人们遗忘。在美国，专心研究萧红的葛浩文教授，把他的全副精力都用在钻研萧红的生平和翻译她的著作上，成了知名的萧红专家。葛浩文于1939年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1970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当1972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时，在柳无忌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研究工作，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萧红研究。他花了三四年的工夫，在1973至1974年间，还两次穿梭飞行于美国、日本、香港和台湾之间，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访问萧红生前的友好，搜求有关萧红的史料，终于在1974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萧红评传》和获得博士学位。这本评传于1976年由美国波士顿杜尼出版社出版，又经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同事和朋友郑继宗译成中文，1979年由香港九龙文艺书店出版，列为“文星丛刊”之一；同书1980年又由台湾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再版。
葛浩文教授是怀着热爱萧红的深厚感情撰写这本评传的，用他自己为中文版写的序文中的话来说：
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
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这是多么深的感情啊！
葛浩文写的这本评传，共分八章。前六章介绍萧红的生平：第一章，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第二章，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第三章，文坛崛起的过程——由青岛到上海；第四章，上海和日本的岁月；第五章，命定独行的萧红——“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第六章，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第七章是论萧红的创作：“萧红及其文采”；第八章是结论，书前附有萧红年表，书后附有萧红著作及有关萧红研究、译作中外文参考资料书目。台湾版中书前还附印了多幅萧红和与萧红有关的相片。
葛浩文不仅写了《萧红评传》，他还翻译了萧红的作品：《生死场》是他同杨丽珊合译的；《呼兰河传》是他独自翻译的。这两本书已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在1979年合印成一本出版；1980年同书又由台湾敦煌书局出了翻印本。此外，他还译过萧红的《牛车上》、《手》等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
葛浩文从不满足于他的研究成果，为了追寻萧红的足迹，他在去年8月来到我国访问。他先到了北京，访问萧红生前的老友。然后到了哈尔滨，参观了萧红读书的第一女子中学（现名哈尔滨七中），还到了道里区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点。他甚至深入到呼兰河畔的呼兰县，寻访了萧红的故居。后来他到了萧红生活过的上海；还到了广州，拜谒了从香港浅水湾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的萧红之墓。香港的《新晚报》上报道了《葛浩文谈追踪萧红之行》；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他本人写的《访萧红故里、墓地始末》。由于他这次在中国见到差不多萧红生前所有的友好，同我国的萧红研究者与传记作者交谈，搜集了不少新的史料，他准备改写他的《萧红评传》，而且这次要用中文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这部《萧红评传》，要做到四个对得起：对得起萧红；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
当我们在北京同葛浩文教授见面时，我们不仅知道他精通中文，而且他讲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的一手漂亮的中国字，都很值得我们称赞。我在去年年底接到他从美国来信，其中说：
自返国后至今，除了草一些关于萧红及我这次访华的短文外，一直忙于翻译萧红的《马伯乐》，目前第一部已脱稿。如今正将在贵国搜集的资料整理，过不久便可以开始《萧红评传》修订工作。我的理想为明年可将二书（《评传》及《马伯乐》英译）都出版。
今年年初又接到他的短简：
《马伯乐》翻译的工作快完成，再过一个月左右便可开始《评传》的修订，届时恐怕要向先生请教许多事情。
月间，葛浩文从美国专程来到我国，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萧红诞生70周年的纪念活动。8月下旬，我应邀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时，曾在旧金山访问了葛浩文，并参观了他的书房。见到他收藏的萧红的著作和有关研究萧红的资料甚为丰富。葛浩文自称是个“萧红迷”，据他说，他翻译的《马伯乐》已交给出版社。他今秋要到洛杉矶大学任教一年，除继续研究萧红和修订《萧红评传》外，还准备研究其他东北作家的工作。他这种专心一致的钻研精神，很值得我们钦佩！
近年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萧军、骆宾基、陈隄、赵凤翔（萧凤）等人都撰写了萧红的传记和有关回忆与研究萧红的资料。不久前看到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在去年10月出版的《野草》上，发表了中川俊对萧红的研究，其中也提到葛浩文的著作；还发表了前野淑子编的《萧军、萧红著作及有关资料目录稿》。
萧红不再是寂寞无闻的人了，愿随着今年五月的端阳佳节，红花似火，她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
原载《读书》第十二期，1982年
忆 萧 红
（日）绿川英子
一封书信，何日方能到？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已经年。
……
这是无聊的时候，无意识地念出来的东北小调——但后来也就没有再念了。
我还记得，这小调是萧红教给我的。而现在，萧红呢——倒是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便永诀了。她的家乡已沦入敌手，她的身体在这世上又已不复存在，往哪里去送书信给她呢？
说到关于萧红的回忆，我就追想在抗战爆发的那一年。
“八一三”的炮火使我到上海屁股还没有坐暖，便辗转地从法租界这一隅逃到那一隅。在这过程中，我偶然的和萧红做了一月余同屋的房客。可是避人耳目的我，没有敢去拜访这位女作家，每天只在灶披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看见过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或听见过她在楼上的谈话声。我们之间，仅不过是这样子的什么来往也没有的“近代邻人”。
巨大的眼睛和响亮的声音——就是这些表面的印象。也因上海陷落，在南行避难期间不断的骚扰与不安中，连痕迹也不残留地消失掉了。
我们“正式见面”是在这时的一年余之后，在1938年末的重庆街上。那时晨雾未收，照射着湿气的电灯光下，她和旧日一样闪烁着两只大眼睛，发出响亮的声音，可是从她的身上总有一种不是相隔一年而是相隔数年的感觉。说到这种变化，不仅她个人如此，就在我自己及其他几千万人的身上也是同样刻着的时代的阴影罢了……
“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也漂亮，而你本人又漂亮啦。”
她的娴静的微笑，代替了初次和异国同性见面时的酬答。
其实，直到这时为止，她在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现社会中的通常的所谓“女作家”罢了。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以女色出现于文坛，跟着女色的消失，也一同从文坛上消失去短短的存在……
是的，我对于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随后，这种成见，自从萧红、池田，及和我们二人的共同生活相似的人们，终日在不见日光的米花街小胡同内开始生活以来，便渐渐被现实情形所修正了。
恐怕是汉口陷落后，战局告了一个段落及远隔前线的安闲感中产生出来的吧，我们日里在重庆所具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面中，萧便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的池田煮她所得意拿手的牛肉，并且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地跟池田闲聊，无所不谈。
可是，这不过是我对她所回忆到的次要的东西。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
在上海常和她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我好几次发过这样的感慨。这是在我的头脑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场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面的。自然，这也许是由于两人的性格上所酝酿的矛盾与相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于创作吗？——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的谜样的香港飞行。
山遥水远路几千，可是一封信也没有通过，一别便成了永诀了。
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
不给人知道，悄悄地走了的她，不给人知道，悄悄地死了。
她脱出了长久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故乡东北，却在初次沦入敌人魔手的东南孤岛上了结她的一生。在民族自由与妇女解放斗争的行程上，她没有披沐胜利的曙光，带着伤痕死去了，那作家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完成。
她并不健康，可是她生前，谁曾把她和死合在一道想过？她的死，殊为出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该。
结婚、生产、苦恼、贫困、疾病、早死——无数的女性所踏过的荆棘的道路，“进步的”作家萧红也背负着十字架走过了的。享年只有三十几岁的她的死，殊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当。我常常在痛感她的牺牲的生活之余，希望她用抗战的圣火把自己锻炼得钢铁一般。而现在，她的一切苦痛都化为乌有，我的希望也落了空。
她的大眼睛还在我面前闪烁，她的洪亮的声音还在我耳中发响。
然而她不再回来，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吗？并不？她至今也仍然在我心中活着。
她的张得很大的眼睛，叫我知道，流泪是无意味的，她的响亮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越过她的遗体进向前去。
注释：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生于1912年。日本世界语学者。1935年2月，英子应中国普罗世界语联盟刊物《世界》之约撰稿，从此她投身中国革命。1936年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结婚，1937年4月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曾长期担任对日广播工作，宣传抗日。1946年逝世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原载《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