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短篇小说的细节艺术（节选）
徐树森
我国30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女作家萧红同古今中外的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在她有限的创作生涯中，十分注重细节艺术的运用。一个个艺术细节，如同串串珍珠，熠熠生辉。这里，透过萧红短篇小说创作的窗口，窥探一下女作家笔下细节艺术的独特造诣。
一
萧红的小说创作，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有人认为她的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a的特质，这和萧红自己所谈“有一种小说家，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b的艺术见地并不矛盾。但这决不意味着萧红不重视人物形象刻画。茅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描写。”c萧红的创作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她短暂的有生之年创作的近二十个短篇小说中，就出现了许多血肉丰实、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物塑造固然要靠各种艺术手段去完成，但其中得力于细节描写的因素也绝不可忽视和低估。
下面，结合萧红作品看她是怎样用点画肖像细节、状物写景细节、动作描写细节、人物语言细节和心理剖析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的。
《看风筝》一开篇，萧红用了个点画肖像的细节来刻画革命者刘成的父亲的外貌：
拖着鞋，头上没有帽子，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的网罗着胡须。在夜间，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
“拖着”的鞋自然是破旧的鞋，在“冰雪闪着光芒”的寒冬里不戴帽子，定然是没有帽子可戴，作者在这里没有描写老人的衣着，但褴褛的程度不难想见。少许勾勒，人们便得知这位老人是个凄苦可伶的穷人。“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的网罗着胡须”，作者的用意不独是渲染隆冬的严寒，尤其重要的是要点出老人为生活奔波的寒酸。这段人物静态的细节描写，逼真而又传神，它活现了贫苦农民艰辛苦痛的生活实况，字里行间也溶注了作者对老人同情悲悯的真挚情感。
从这里我们看出，萧红点画肖像的细节艺术大都借助于绘形而传神，常常收到以外显内、以形显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成效。她善于捕捉人物外部形态中最富特征的部分，或粗线勾勒，或工笔刻画，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并倾注作家的主观的爱憎感情和思想倾向于其中。
以细节状物写景，萧红也颇精于此道。
《夜风》中有一段描写：
两棵立在门前的大树，光着身子在嚎叫已失去的它的生命。风止了！篱笆也不响了！整 个村庄，默得不能再默。
这一景物细节，借助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感情鲜明地写了“光着身子”嚎叫的失去生命的树，写了风和篱笆的静默，这些都是为了突出村庄的沉寂、凄清和萧条。它把在日伪统治下农村的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息含蓄地表现出来，这就为后来农民的觉醒、起来造反，做了有力的伏衬和烘托。明为写景，实则仍为写人。
《看风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那是一个初春，正月的早晨，乡村里的土场上，孩子们群集着，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三个五个，近处飘着大的风筝，远处飘着小的风筝，孩子们在拍手，在笑……
这是个象征手法的状物写景细写。用风筝来预示革命前途的光明，风筝的高高飘起，象征着革命必定胜利。也表达出萧红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个细节，有力地反衬出革命者刘成虽然第二次被捕，但革命的火种不会熄灭。这里，写景状物和刻画人物相得益彰。
如上两例，聊见萧红的景物细节艺术之一斑。鲁迅说萧红“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d是有道理的。萧红笔下的景物，总是蕴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感，使我们体察到她内在的强烈感受的细流，真是画中有意，景内含情，景物的色彩又和整个作品的基调融合无间。萧红的景物细节还常带有比喻和象征的意义，处处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些细腻逼真的景物细节，对烘托人物性格、渲染社会环境都起了重要作用。
用动作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在萧红小说创作中也是常见的。
《王阿嫂的死》，写王阿嫂来到王大哥被张地主烧死的现场的动作是令人痛裂心肝的：
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她紧紧地抱着，她发出啕天的哭声来。
把骨头又抢着疯狂地包在衣襟下，她不知道这骨头没灵魂，也没有肉体，一切她都不能辨明。
这个动作细节，传神地写出了王阿嫂无可解脱的悲痛，悲痛里流露出执着的爱和刻骨的恨。从而给作品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感和感染力。试想，如果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作者只用笼统抽象的说明文字来写王阿嫂的悲痛和感伤，自然失去其生活画面的具体性和可感性。这个细节对刻画王阿嫂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村妇女形象是恰如其分的。
萧红小说的动作细节情动于内而形于外。她善于抓住形貌特点来写人物动作的情态；同时注意到动作细节的选择和提炼，用那些能够展示人物性格本质特征的动作细节去刻画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她不靠概括介绍，却能把某些抽象的意念或难以描状的品质归结到作品人物身上。
有时，萧红还运用人物语言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
《手》中有一段描写很形象感人：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王亚明是个穷孩子，又有一双黑手而被剥夺了作早操的权力。她只能在窗口望着其他同学喃喃自语，没人去理会她在说什么，她的话语只能“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然而作品却巧妙地揭示了她渴望春天和自由的内心世界。
萧红小说创作的对话细节是直接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的，它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欣赏者的直觉感。
人物的心理活动，较多的是用直接描写完成的，但用细节来剖析心理活动，对刻画人物，特别是对披露人物内心的奥秘，却起着不可估量的艺术效力的。萧红小说的心理剖析，可说是独具匠心的。
《小城三月》所描写的翠姨订婚后到八旗人亲属家参加婚礼的情景颇有风采。在“特别繁华”的场面中，翠姨出现了。她首先“靠着一张大镜子旁坐下了”，翠姨与众不同的丰姿“把别人都惊住了”，在女人们的围观中，翠姨“难为情了起来，站起来想要逃掉似的，迈着很勇敢的步子，茫然地往里边的房间里闪开了”。接下来便是一段心理剖析细节：
当天吃饭饮酒的时候，许多客人从别的屋子来呆呆地望着翠姨。翠姨举着筷子，似乎是在思量着，保持着镇静的态度，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们。仿佛她不晓得人们专门在看着她似的。但是别的女人们羡慕了翠姨半天了，脸上又都突然地冷落起来，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出，又都没有说，然后彼此对望着，笑了一下，吃菜了。
这里所揭示的翠姨与“别的女人们”的奥秘的心理细节细腻而感人。“别的女人们”虽然“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但在“从来不擦胭脂”而却又“漂亮得像棵新开的腊梅”的翠姨面前却显得暗然失色了。她们从骨子里嫉妒翠姨，嫉妒中又含着对翠姨的十足的歧视，其原因不外乎翠姨是个再嫁寡妇的女儿。这是在“别的女人们”“冷落起来”的脸上和她们“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出，又都没有说”的心理活动中暗示出来的。而聪慧、平稳、内向、娴静、矜持的翠姨既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冷漠的环境以及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又保持着自尊并坚强地对抗着“别的女人们”的沉重而无声的压力。这是在翠姨“似乎是在思量着，保持着镇静的态度”上和“仿佛她不晓得人们专门在看着她似的”复杂心理活动中透露出来的。这段心理描写细节，是作者专为刻画翠姨这个形象而加工制作的。
《朦胧的期待》，作者塑造了一个经常唱着“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日日在愁苦之中，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曲子的年轻女佣人李妈的形象。她怀着抗战胜利的信心，期待着爱人余立之早日回来建立一个“温暖”的家。萧红写道：
夜里她梦见余立之从前线上回来了。“我回来安家来了，从今我们一切都好了。”他打胜了。
而且余立之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的黑。
他说“他们一定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不胜利呢，没道理！”
李妈在梦中很温顺地笑了。
这是用梦境来剖析人物心理的细节。这个梦境是李妈追求幸福和爱情的心理体现。它不仅是李妈这个下层妇女的美好向往，而且是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形象化的“预测”。
萧红的心理剖析细写，在表现人物细微感情和复杂心理时其效用是很突出的，她还常常将心理描写细节与人物动作、语言描写配合使用，起到了人物形貌与心理互为补充和互相映衬的作用。
女作家就是这样挖掘着各种细节艺术的潜力，用以刻画人物形象。每个细节丝毫没有游离于性格之外，因而这些闪光的细节成了萧红小说艺术生命中的活的细胞。
二
萧红的短篇小说创作，往往不以情节的整体性、连续性取胜，有些作品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换言之，它并非严格按照一个相对完整的矛盾冲突的过程来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以感情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片断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这是与细节描写有密切联系的。贯穿事件的片断或生活场景，其本身有的就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又反复出现。以细节的反复去连结或推进情节的进展，则构成了萧红小说细节艺术的又一特点。
《王阿嫂的死》作者几次写到王阿嫂养女小环的小辫：
小环爬上窗台，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
这是王阿嫂刚被狠心的地主踢得不能上工时，作者写到小环小辫的一个细节。小环十分珍爱自己的小辫，妈妈因被地主踢得重病在身，又不能再为小环梳理小辫，这种苦楚的心理被表现得分外鲜明。
王阿嫂被踢五天过后，作品又写道：
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手捉住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我妈…… 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
这一细节充分表现出小环心情焦灼和不知所措的程度，反衬出王阿嫂的病势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
王阿嫂含冤死去，“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时，作者第三次写到小环的小辫：
两手扣在膝盖间，头搭在手上，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她是一个天然的小流浪者。
这里含蓄地表现了小环第二次失去妈妈的莫大痛苦和穷苦农民对她的深切同情。
从小环“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到“手捉住自己的小辫”，再到“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作者三次描写小环小辫的细节，除了对塑造小环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外，还把王阿嫂从被地主踢伤，到病情恶化，到最后死去的全过程合盘托出，这种关于“小辫”的细节反复，对连结和推进事件情节的进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在《夜风》中，作者多次写了老祖母张老太太抖着她小棉袄的细节。
作品开篇便写道：
老祖母几夜没睡，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了！小棉袄一拿到祖母的手里，就怪形的作恐吓相。仿佛小棉袄会说出祖母所不敢说出的话似的。
祖母的小棉袄又在手中颠倒了！她把袖子当作领子来穿，没有燃烛，歪斜着站起来，可是又坐下了。
在叙述长青守炮台冻病和母亲老李对儿子的关怀后，继之于第三节写道：
张老太太又在抖着她的小棉袄了！……老祖母的惊慌似乎成了癖。全家的人，管谁都在暗笑她的小棉袄。
她的小棉袄仍是不留意的拿在手里，虽是她只穿着件睡觉的单衫。
几个抖动着小棉袄的细节，维妙维肖地揭示出在党领导下的革命军和农民武装力量给地主阶级造成的恐惧和慌慌，揭露了反动阶级在垂死挣扎时不得不乞灵于抖动小棉袄的迷信行为以求解脱现实灾祸的虚弱本质；同时也衬托出农民觉醒、反抗、斗争的巨大威力和由弱者变成强者的必然规律。这个细节的反复，对于推进情节颇有助力。
在《哑老人》里，老人烟管的细节贯穿于作品始终，作者曾先后七、八次写到它，这也是用细节反复来连结、推进情节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哑老人是个乞丐，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艰酸生活。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另外两个老乞丐不同的是，他有个在工厂作夜工的孙女小岚。
文章开头先后三次以烟管为描写对象来表现哑老人的生活处境和悲凉心情。
秋晨的风洁静得有些空凉，老人没有在意，他的烟管燃着，可是烟纹不再作环形了， 他知道这又是风刮开了门。
秋凉毁灭着一切，老人的烟管转走出来的烟纹也被秋凉毁灭着。
老人的烟管没有烟纹走出，他像老人一样的睡了。
接下来，在叙述小岚为老人送饭之后，小岚的同伴来家告诉她工厂要裁下她的消息，小岚异样的神态引起老人的疑心，同样是由老人烟管细节来透露的：
老人的烟管是点起来的，幽困的他望着烟纹，也望着空虚的天花板。
再接下去是写小岚该送饭而没有来时老人的慌惑不安和焦灼心情，又是用烟管的细节表现的：
一夜在思量着，第二个早晨，哑老人在烟管不间断地燃着，望望门口，听听风声，都好像她孙女回来的声音。秋风竟忍心欺骗哑老人，不把孙女带给他。
老人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的绝望感和难以忍受的苦痛仍是通过烟管细节描绘的：
屋子和从前一样破落，阴沉的老人也和从前一样吸着他的烟管。可是老人他只剩烟管了，他更孤独了。
直至最后哑老人被火烧死，也是通过老人用烟管抽烟，“烟火坠到草帘上”的细节来完成的。
再看《夜风》里，洗衣婆李妈妈母子与地主张老太太母子的细节对比：
洗衣裳的婆子有个破落无光的家屋，穿的是张老太太穿剩的破毡鞋。可是张老太太有着明亮的镶着玻璃的温暖的家，穿的是从城市里新买回来的毡鞋。这两个老婆婆比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很巧，牧羊的长青走进来，张二叔也走进来。老婆婆是这样两个不同形的，生出的儿子也当然两样：一个是执着鞭子的牧人，一个是把着算盘的地主。
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出对立阶级的不同形貌特征。这个对比细节，其焦点突兀而鲜明，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本质逼真而形象，令人可触可感。
《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翠姨对待她心中的情人哥哥的前后不同的举动描写，就是突出的一例。
先看翠姨订婚前的一个细节描写：
我哥哥（伯父的儿子，钢琴弹得很好）吹箫吹得最好，这时候他放下了箫，对翠姨说：“你来吹吧！”翠姨却没有言语，站起身来，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我哥哥好久好久地看住那帘子。
翠姨订婚后，愁苦成疾。哥哥在她病危的时刻去看望她。这时作者笔下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形的细节：
哥哥正想，翠姨在什么地方？或者在里屋吗？翠姨大概听出什么人来了，她就在里边说 ：
“请进来。”
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
“好了一点吗？”
他刚一伸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
前一细节表现出内向、矜持的翠姨把对哥哥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这爱情的火焰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燃烧。后一细节则表现了翠姨在她弥留之际，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淋漓酣畅地向自己爱着的人倾吐爱情的真挚而炽热的情感。两个细节对比所反映出来的翠姨性格，就是这样既矛盾又统一的。它不仅完美了翠姨的形象，而且使这一爱情悲剧产生出更大的艺术感染力。
纵观萧红短篇小说的细节艺术，或用肖像、状物、写景、动作、对话、心理等细节来刻画人物；或用细节反复来连结和推进情节的进展；或用细节对比来加强作品的直观性和表现力，其共同特点是逼真、细腻，服从于艺术整体和主题表达的需要。它自然而然地溶入萧红诗情画意的描写与叙事之中，与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风格是和谐的、一致的。
萧红就是这样将带有自己特点的细节艺术溶进整个作品之中，与她小说的独特风格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注释：
张毓茂：《萧红传》。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矛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鲁迅：《〈生死场〉序》。
原载《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选 目
表层的淡化，深层的强化
：浅谈《小城三月》的悲剧色彩/刘朝霞//《甘肃高师学报》，
生的奋斗与跋涉
：评短篇小说集《跋涉》/董兴泉//《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王建中、白长青、董兴泉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论萧红《商市街》四个重要的空间意象/陈洁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
富于感情魅力的萧红散文/吴欢章、陈伟娟//《散文》，1983年6期
一曲悠远缠绵的生死旋律
：读萧红的《小城三月》/陈琳//《名作欣赏》（太原），
诗意地栖居
：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叶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萧红书简中的散文艺术/东岳//《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1期
论萧红的诗歌创作：萧红思想跋涉和艺术探索的缩影/陆文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萧红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探源/王建中、杜晓丽//《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0年9月版
“小说”意味的散文
：以《蹲在洋车上》为例试析萧红散文/王敏//《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9期
萧红后期小说艺术途径的成就
：《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形象初探/张国祯//《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6期
存 目
篇外有篇的《桥》/白伏喜//《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社，
评《萧红自集诗稿》/白虹光//《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豫），
孤独者的灵魂：论萧红的散文/倍倍//《文汇报?文艺》，第727期
论萧红散文的个性化特征/蔡荷芳//《池州师专学报》，
浅谈萧红散文创作的特点/曹志富、王天臣//《大庆社会科学》，
生命中的“后花园”：试析萧红小说中的磨倌形象/陈晨//《语文知识》，
萧红散文品读/陈非//《盐成教育学院学报》，
心灵与情感状态的自由抒写：论萧红的散文创作/陈汉云、陈燕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论萧红《商市街》四个重要的空间意象/陈洁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
“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陈乐山//《惠阳师专学报》（社科版）（粤），
生命早春里的一缕轻烟：对《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命运的分析/陈荣香//《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
萧红小说代表作的文学独创性/陈晓霞//《宜宾学院学报》，
萧红乡土小说的诗意书写/程锦//《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试谈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及成因/崔淑琴//《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两萧的《跋涉》/丹雄//《大拇指半月刊》，1981.01.15第142期
融自我诚挚深情 为伟人传神写照：读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单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萧红短篇小说论/单元//《咸宁师专学报》，
悲哀是一种美妙的快感：评石评梅、萧红、张爱玲的散文/邓利//《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饱蘸血泪写《黑手》：读萧红小说《手》札记/丁言昭//《萧红研究》第四辑北方论丛丛书，1983年（内部版）
萧红书简中的散文艺术/东岳//《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太原），
“散文化小说”的审美特征/杜付贵//《呼兰师专学报》，
略论《小城三月》的悲剧性/杜涓//《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怀人之作的精品：萧红散文《鲁迅先生记》赏析/杜一白//《名作欣赏》，（太原）
沉默的生命伤痛：略论萧红早期作品与她的生活之关联/段榕//《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悲凉之美：论萧红短篇小说《北中国》/段玉红//《昭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追求女性自我生命：新时期与“五四”女性散文比较/段育和//《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深情含于细节中：萧红《鲁迅先生记》（一）品赏/范昌灼//《高中生》，
一曲女性生命的悲歌：重读萧红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方华蓉//《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关于《春曲》的发表/方未艾//《文学论丛》第3辑，黑龙江省文学会编（内部）
席慕蓉与萧红散文创作同异论/房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萧红笔下的贫困文化/冯健飞//《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历史的丰碑，时代的画卷：抗战时期大后方散文阅读札记/傅德岷、李融//《文史杂志》，
不是情人不泪流/傅憎享//《红楼梦学刊》，
诗人与诗人之外/高方//《绥化学院学报》，
在风雨中歌唱的云雀：萧红和他的书/高朗//《文汇报》，
评萧红的《黑夜》/葛琴//《散文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9年
析《小城三月》中人物描写手法的多样性/巩占龙//《凯里学院学报》，
张爱玲和萧红的散文比较/官娇英//《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论萧红小说对土地与生命的人文关怀/郭玉斌//《吉林大学学报》，
《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郭玉斌//《学术交流》，
两人世界的反顾，一种心境的独语：解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郭玉斌//《名作欣赏》，2008.07，入选本卷第十章
书写人生悲凉，呼唤人格尊严：萧红短篇小说《手》赏析/郭玉斌//《语文学刊》，
此时无声胜有声：评萧红的哑剧《民族魂鲁迅》/郭玉斌//《戏剧文学》，
萧红诗歌的内容和风格/郭玉斌//《萧红：漂泊的诗化象征》吉林文史出版社，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魅力/郭兆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6.12，入选本章第十章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何幻//《文汇报》，
童年视角中的故土：读萧红的《后花园》/何琴丽//《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穿越死亡之门的诗心互照：读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何希氏//《名作欣赏》，
朴素无华写真情：谈萧红的《祖父死了的时候》/何镇邦//《中国校园文学》，
松花江的往日：悄吟《商市街》/洪膺//《新晚报》，
开花的一粒土泥/侯耀蓉//《西南大学》，
表层的叙事 深层的理念：论萧红《小城三月》的叙事风格/胡慧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论萧红小说的“荒山”及其诗意化/胡勇//《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略论萧红散文的创作风格/胡战英//《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萧红与华岗：读萧红致华岗的六封信/华滇珂//《文史哲》，
《小城三月》翠姨的情感方式及其悲剧意识/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
翠姨：萧红的另一个自我：对《小城三月》悲剧意味的一种解读/黄丽//《丹东师专学报》，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从《商市街》谈起/黄慕娴//《星岛日报?星桥村》，
美丽的诗魂/黄清玲//《湖南师范大学》，
欲望小城三月春：读萧红《小城三月》/黄田子//《名作欣赏》（太原）
抒情诗?风土画：萧红创作的特色/季路//《文学书窗》，
论萧红小说创作的“诗学”意蕴/江少英//《福建师范大学》，
萧红小说诗学风格的建构/江少英//《宜宾学院学报》，
永久的憧憬与追求：析萧红小说创作中的主体意识/江少英//《福建师大学报》，
精湛的诗艺，真诚的写作/姜超//《绥化学院学报》，
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从随笔《无题》看萧红的艺术追求及实践/姜荣娟//《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萧红小说创作略论/姜影//《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论萧红小说的诗蕴品位/姜志军//《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避实就虚，标新立异：《旷野的呼喊》艺术谈/姜志军//《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简谈萧红的诗歌/姜志军//《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1986年第1期
萧红散文艺术二题/姜志军//《呼兰师专学报》，
一枝香美的散文之花/姜志军//《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富有散文风韵的抒情小说：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风格/蒋明玳//《常州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
一枝香美的散文之花：读《家族以外的人》札记/金吟秋//《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黑），
萧红《王阿嫂的死》言述风格赏析/蓝露怡//《名作欣赏》（太原），
失落诗意寻找中的心灵挽歌/雷锐//《广西师范大学》，
血脉相通的个性世界：庐隐与萧红的散文比较/雷卫军//《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转不出的磨道：从《生死场》到《后花园》/黎超然//《广西大学学报》（社科版），
浅论萧红散文的艺术个性/黎俊//《锦州师院学报》 （社科版）（辽）
《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意味的解读/李惠娴//《科教文汇》（上旬刊），
小城三月诗意浓/李激扬//《哈尔滨日报》，
简论《后花园》/李计谋//《呼兰师专学报》 （社科版） （黑），
萧红早期创作之一瞥：谈《跋涉》集中女作家五篇小说/李计谋//《语文学报》
略论萧红是“散文型”作家：读聂绀弩《〈萧红选集〉序》断想/李计谋//《呼兰师专学报》 （社科版）（黑），
简论《小城三月》/李计谋//《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黑），
从启蒙的角度谈《小城三月》的悲剧意识/李武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幸福在哪里：细读萧红短篇小说《后花园》/李向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
在“饿”中追求温暖与爱：萧红散文中“饿”的内在精神探析/李晓艳//《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06，入选本卷第十章
从民俗学看《呼兰河传》/李薰风//《克山师专学报》，
看翠姨的马车：萧红《小城三月》浅析/李医平//《阅读与写作》，
论萧红的散文创作/李运//《文学教育》（上），
论两首五言诗非萧红作品/李重华//《绥化师专学报》，
《小城三月》的思想与人物形象来源漫谈/李重华//《萧红研究》丛书第4辑， 《北方论丛》编辑部，1983，（内部版）
东方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性寓言：试论《小城三月》在萧红创作中的意义/李自芬//《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小城三月》美丽而苍凉的象征/刘爱华//《东北师范大学报》（长春）（社科版），
表层的淡化，深层的强化：浅谈《小城三月》的悲剧色彩/刘朝霞//《甘肃高师学报》，
萧红散文中的青春主题解读/刘广涛、蒋爱莉//《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萧红和张爱玲：文学天才的两种境界/刘继业//《中国教育报》，
她有自己的歌喉：谈萧红散文的创作风格/刘珏《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黑），
在现实的废墟上构筑生命的“伊甸”：萧红的短篇小说《牛车上》解读/刘康//《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谈萧红的《商市街》/刘树声//《哈尔滨文艺》，
萧红的魅力/刘心武//《档案天地》，
谈萧红散文的特色/刘玉珍//《语文学刊》 （内蒙古师大），
萧红《花狗》再现经过/卢玮銮//《星岛晚报?大会堂》，
论萧红小说《后花园》的乡土情结/卢秀萍//《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浅论萧红的散文/卢莹//《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畸变之花分外凄：萧红散文别样的意象深蕴/陆红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不以诗名，别具诗心/陆文采//《文学论丛》，黑龙江文学学会编，1983年第3辑（内部编）
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论萧红的诗歌创作）/陆文采//《辽宁师院学报》，
关于萧红的诗歌创作：萧红思想跋涉艺术探索的缩影/陆文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爱国主义激情一直在她心头跳动：读萧红在香港发表的两篇著作札记/陆文采//《萧红研究》丛书第4辑，《北方论丛》 1983年（内部版）
有关《萧红自集诗稿》的一些情况/吕福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心灵的变奏：从散文创作看萧红的心态流变/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福州）
清新隽永 诗情画意：浅谈萧红小说语言的抒情性/罗琼//《修辞学习》，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罗维//《娄底师专学报》，
对萧红小说景物叙写的解读/罗维//《湖南商学院学报》，
从“小城三月”看生活情感向艺术情感的升华/罗勋章//《写作》，
寻找与发现，感悟与沉思：小思散文述评/罗永奕//《名作欣赏》，
不幸妇女的画廊，民族忧痛的展现：谈萧红笔下的几个女性形象/马春光//《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
重蹈失败的女性历史：以《红玻璃的故事》、《玫瑰门》、《无字》为例论悲剧的女性宿命/马琳//《社会科学辑刊》，
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06入选本卷第十章
诗化小说：感受人性的朴素美/眉睫//《出版广角》，
揭示人生底蕴 改造民族灵魂：重新解读萧红的《后花园》/孟建煌//《上饶师专学报》1997.04，又载《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评萧红的诗歌创作/孟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萧红与柔石比较研究之一：谈《桥》与《为奴隶的母亲》的不同之处/默语//《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萧红与柔石比较研究之二：谈《桥》与《为奴隶的母亲》的相似之处/默语//《北方论丛》，
一个深沉内向的女性：谈《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形象/慕卫军//《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沈阳），
永久憧憬与追求：通过作品看萧红寂寞的人生/穆树红//《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论萧红散文化小说的主观抒情性/宁苹//《呼兰师专学报》，
一个孤寂灵魂的吟唱：评萧红散文的抒情基调/潘海鸥//《文教资料》，
萧红散文中的孤寂感/潘美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88.041/042专题研究论文 编号340，1988年
浅议《小城三月》/祁黎//《山西师大学报》 （社科版），
萧红《后花园》文本细读/钱理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萧红的旧诗/钦鸿//《文汇报》，
“阴沉和絮聒”中的个性坚守：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解读/秦林芳//《名作欣赏》，
散文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散文：萧红艺术风格琐谈/丘立才//《呼兰师专学报》（黑），
笔墨留香话风俗：论《小城三月》的地域风情特色/曲慧芳//《集宁师专学报》，
略论萧红散文的艺术品格/饶先来//《铁道师院学报》（苏州），
一曲凄婉缠绵的悲歌：萧红小说《小城三月》解读/任秀蓉//《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何人绘得萧红影/桑农//《书屋》 ，
关于萧红的《弃儿》：对《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文的补工/沙金城//《文学评论》 （京），
论萧红《夜哨》阶段的创作/沙金城//《文艺论稿》（11），吉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印，
萧红的佚文： 《我之读世界语》/沙金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小谈《论〈呼兰河传〉》/山雨//《大拇指半月刊》，1981.05.01第136期
略论萧红的散文/沈昆朋//《文艺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总
萧红散文的悲凉感/沈霞//《安徽文学》（下半月），
“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萧红《小城三月》欣赏/石杰//《语文学习与研究》 （辽锦州），
悲剧不悲亦可悲：《王四的故事》倾向谈/石青民//《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 （黑），
萧红在商市街/舒小丹//《黑龙江档案》，
三郎萧红的《跋涉》岁月/司马桑敦//《明报月刊》，
巧设“文眼”，文情并茂：也谈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审美倾向/孙臣//《松辽学刊》（社科版），（四平）
读萧红作品札记/孙梨//《大地》，
独特的视角，诗意的抒写：萧红、迟子建乡土抒情小说片论/孙丽玲//《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萧红散文描写艺术浅谈/孙育群//《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
《小城三月》的非常态：怀乡情结及其悲剧意蕴/覃素安//《文学教育》（上），
浅谈萧红小说的语言特征/覃治华//《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萧红《商市街》中白色意象的运用/汤祯兆//《星岛日报?读书》1986.06.16第2卷第6期
平凡的鲁迅：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赏析/唐兵//《名作欣赏》，
心底的歌：读《萧红自辑诗稿》/田碧洁//《萧红研究》丛书第4辑，《北方论丛》编辑部，1983（内部版）
谈萧红早期三篇小说/铁峰//《绥化师专学报》，
萧红前期小说浅谈/铁峰//《文学论丛》第3辑，黑龙江省文学会编 （内部）
萧红小说中妇女形象/铁峰//《语文报》，
一串凄婉的歌谣：《小城三月》欣赏/佟家恒//《大公报》，
从悲欢到虚无：论《后花园》中冯二成子主体意识的悲剧性发展/童锦婷//《咸宁学院学报》
飘风逸响，流水悄吟：谈萧红的散文创作/王超英//《萧红研究》丛书第4辑，《北方论丛》编辑部，1983（内部版）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王家伦//《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王家伦//《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
“心底诗心底歌”：谈萧红的诗歌创作/王家伦//《沧海论坛》（苏），
萧红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探源/王建中、杜晓丽//《锦州师专学报》（社科版），
谈谈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王建中、杜晓丽//《呼兰师专学报》，
纪实：传记文学的生命/王景山//《前线》，
真实的自我呈现：萧红散文论/王丽君//《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赤峰）（汉文哲社报），
“小说”意味的散文：以《蹲在洋车上》为例试析萧红散文/王敏//《安徽文学》（下半月），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看《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两种英译文/王秋实//《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试论《王阿嫂的死》/王淑琴//《文学论丛》第三辑（内部）黑龙江文学会编
萧红散文创作简论/王天臣 //《呼兰师专学报》
生命意识的觉配与寂灭：《小城三月》中翠姨形象分析/王伟//《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
《小城三月》及其独特审美韵味/王夏//《文学教育》（下）
从《跋涉》看萧红的早期创作/王义杰//《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
谈萧红散文的特色/王义祥//《哈尔滨学院学报》（教育）
萧红散文艺术摭谈/王义祥//《求是学刊》（哈尔滨）
告别悲剧生命的情感辞典： 《小城三月》与萧红的主体介入/王玉宝//《名作欣赏》
论中国现代忆旧散文的流变/王兆胜//《江汉论坛》
也谈现代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成因/魏臣波//《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自我镜像中的生命言说：从互文性看《梦珂》、《第一炉香》和《小城三月》/魏颖//《求索》
试论萧红《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形象/文立祥、于耀生//《新文学论丛》
感受沉痛，寄概遥深：萧红散文《饿》赏析/邬乾湖//《名作欣赏》 （太原）
“人”与“驴”的轮回：冯二成子形象解读/吴东//《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勇于承受生活的英雄：冯二成子形象的人性解读/吴东//《名作欣赏》
富于感情魅力的萧红散文/吴欢章、陈伟娟//《散文》
萧红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的创作时间/吴建华//《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萧红情爱小说《小城三月》鉴赏/吴少英//《景德镇高专学报》
萧红：女性视角的抗争与书写个性的凸显：试析《商市街》的深层意蕴及艺术特色/夏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论萧红的短篇小说《后花园》：兼说《呼兰河传》的磨倌形象/咸喜良//《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哈尔滨）
从《跋涉》看萧红的早期创作/谢婉丽//《萧红研究》丛书第四辑， 《北方论丛》编辑部1983编（内部版）
萧红的《跋涉》/辛知//《新民晚报》
萧红笔下的有二伯/欣文//《克山师专?论文学报》 （语文报）
《商市街》简论：萧红散文与《商市街》/邢富君//《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熊家良//《名作欣赏》，
从《小城三月》走进萧红的艺术世界/徐光淼//《黑河学刊》，
一簇清香淡雅的丁香花：萧红散文艺术特色管窥/徐君//《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沈阳）
“断桥”的悲剧：萧红小说《桥》赏析/徐梦婕//《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论萧红短篇小说的肖像描写艺术/徐树森//《牡丹江师院学院》（哲社版）（黑），
谈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徐树森//《克山师专学报》，
关于萧红的《旷野的呼喊》/许定铭//《明报》（港），
落红萧萧梦呼兰：评两本写萧红的小说/许定铭//《读者良友》，1984.08第1卷2期
“生死场”：萧红小说的创伤体验与诗性展现/薛荣玉//《山东师范大学》，
遥远的回首，寂寞的凝望： 《小城三月》叙事距离的分析/薛怡//《语文学刊》，
不以诗名 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熏风//《学习与探索》，
“越轨的笔致”：小说的另一种诗化、散文化追求/闫秋红//《江汉论坛》，
恐惧：萧红小说的一种精神体验及其诗意展现/闫霞//《山东师范大学》，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严英秀//《文学自由谈》，
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阎志宏//《社会科学辑刊》，（沈阳）
试论萧红散文中的“玻璃窗”意象/杨会芳//《廊坊师专学报》，
解读《后花园》/杨新刚//《济宁师专学报》，
坎坷四载，文采璀璨：谈萧红1934-1938年的创作/杨雪平//《文学论丛》第三辑，黑龙江省文学会编1983（内部）
萧红的处女作：《春曲》/杨雪平//《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6辑
《后花园》视域中萧红的创作/杨艳群//《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有关萧红的一篇小说/杨玉峰//《广角镜》（港），1981.01第100期
萧红诗作不宜高估：读《一个叛逆女性的心声》/杨玉峰//《新晚报》，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内涵 /姚晓萍//《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萧红短篇中的几个女性/也期//《象牙塔外》1977.1221期
诗意地栖居：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叶君//《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译者风格之对照：萧红《永远的憧憬与追求》的两种英译文对比分析/叶露//《文教资料》，
试论《小城三月》的叙述技巧/叶晓青//《汕头大学学报》（社科版），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事略/伊雯//《党史纵横》，
萧红散文风格略论/余红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6.12，原载《盐亭师专学报》，
论萧红的《小城三月》的悲剧艺术/余平//《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萧红的诗/余时//《海洋文艺》1979.07第6卷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两种个性化建构：沈从文、萧红散文化小说片论/曾利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生命的绝唱/詹琳//《湖南师范大学》，
在寂寞和忧郁中唱出的凄婉歌谣：浅论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张传芳//《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萧红后期小说艺术途径的成就：《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形象初探/张国祯//《学习与探索》，
萧红后期小说艺术途径的成就：《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形象初探/张国祯//《萧红研究》第三辑，孙延林主编哈尔滨出版社，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谈萧红散文中爱的缺失与诉求/张海生//《南昌高专学报》，
散文风格的可知性探微：《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翻译风格赏析/张军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本色的魅力：试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张丽慧//《长春大学学报》，
挣扎?觉醒?抗争的三部曲：谈萧红早期创作的三篇小说/张鲁丹//《文学论丛》第四辑黑龙江省文学会编 （内部）
萧红叙事散文的小说意味/张鹏振//《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崇高的敬意 深切的怀念：萧红《记念鲁迅先生》品读/张雪莉//《名作欣赏》，
自然抒写与“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张艳梅//《广西社会科学》，
黎明前的风暴：萧红《夜风》的思想与艺术/张毓茂//《锦州师范学报》 （哲社版）（辽）1985.02 76～
梦绕故园寄深情：萧红的《失眠之夜》赏析/张毓茂//《芒种》（沈阳），
乡愁与中国现代生命诗学/张云峰//《东北师范大学》，
越轨的笔致/赵娟//《安徽大学学报》，
生命深处流出的关爱之流：从《小偷、车夫和老头》看萧红的散文/赵俊生//《成功》（教育），
“爱”的坚贞与苦涩：记萧红散文/郑立群//《时代文学》（双月版），
浅谈王婆形象的典型性/钟晓慧//《大庆师专学报》 （哲社版） （黑） ，
对《萧红散文全编序》的几点辨正/周春英//《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
试论萧红的性格与创作/周春英//《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萧红小说抒情手法浅探/周春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试论萧红小说的抒情风格/周春英//《浙江师大学报》，
萧红抒情小说再论/周春英//《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萧红抒情小说论/周春英//《浙江师大学报》，
《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时空构架比较/周春英//《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生命体悟：萧红小说的深层哲学意蕴/周春英//《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也论萧红笔下的马伯尔/周春英//《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真情演绎人生：萧红散文品格初论/周春英、张文鸯//《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世纪散文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周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从一端生发开去的艺术结构（读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周溶泉、徐应佩//《延河》，
散文意境与翻译/朱学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萧红《小城三月》三题/卓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色/邹午蓉//《南京大学学报》，
论萧红小说的“小城系列”：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后花园》为中心/郭玉斌//《黑龙江社会科学》，
第十一章
《马伯乐》研究
关于萧红的《马伯乐》下部
沈昆朋
一
萧红的《马伯乐》，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重要特色的长篇小说。
至今我们看到的，解放前出版的《马伯乐》单行本或解放后收入《萧红选集》的《马伯乐》，都只是《马伯乐》的上部，而对于《马伯乐》的下部，则很少有人提及。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1941年香港《时代批评》杂志上连载有《马伯乐》，篇目上虽未标明“下”或“续”的字样，但检视其内容，则是同《马伯乐》单行本紧密衔接的。所以，《马伯乐》实际上是有上下两部的。《时代批评》所载的，就是《马伯乐》的下部。
《马伯乐》上下部出版和发表的情况是这样的：
年，萧红在重庆期间就开始酝酿关于《马伯乐》的构思了。1940年，萧红到香港后开始写作《马伯乐》，直到1941年夏因病重辍笔。
年1月，大时代书局出版了《马伯乐》的单行本，为小32开本，正文234页，是萧红亲自设计的封面。1941年6月大时代书局再版。1943年3月大时代书局三版。这些版本都是《马伯乐》的上部。
年2月1日，香港《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第三卷第六十四期开始连载萧红的《马伯乐》下部（目录和卷内没有标明是“下部”），中间除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等期因出版纪念专号偶有停顿外，一直连载到1941年11月1日第四卷第八十二期辍止。内容从第一章始至第九章完。《时代批评》是半月刊，此后又出了两期（第八十三、八十四期），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到1947年6月16日，《时代批评》又复刊了，接续停刊前的期数，出版第四卷第八十五期。然而，在复刊后的《时代批评》上，我们没有再看到未载完的《马伯乐》下部的文字了。
二
在不少研究萧红的著述中，对于《马伯乐》有上下部的这一情况是不甚清楚的。这是由于《马伯乐》上下部出版和发表的情况不同所造成的。
《马伯乐》上部于1941年初就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并多次再版，而且解放后又收入了《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因此为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和许多读者所熟知。可是《马伯乐》下部则只刊载于几十年前香港的杂志上。当时处于严酷的战争年代，小说没有写完，更没有来得及出书。年深日久，渐被遗忘， 以致在一些研究著述中大多没有提到《马伯乐》下部，有的还把《马伯乐》上部当作了全部。
近来，陆续看到一些研究萧红的文章和资料，这对于认识和研究现代文学史上这位著名女作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时代批评》连载《马伯乐》下部这一情况，因而在关于《马伯乐》这部书的记述上也就难免有错讹之处。
例如，《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刊登的《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其中关于《马伯乐》这部书的记载是：“《马伯乐》（中篇小说），1940年作（曾载于《时代批评》三卷七十二期）。本书为《文艺丛书》。1941年1月大时代书局初版。1941年6月大时代书局再版。1943年3月三版。1944年由时代书局出版。”这个记述只是说明了《马伯乐》上部的出版情况。而且括号内注明该书刊登于《时代批评》杂志也是不对的，《时代批评》刊载的应该是《马伯乐》的下部。这里，《年表》实际上是把1941年1月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马伯乐》上部同载于《时代批评》的《马伯乐》下部当成了一回事。至于《马伯乐》下部，开始载于《时代批评》第三卷第六十四期，而不是《年表》所记的第七十二期，到第七十二期则已经是连载到下部的第五章了。
《文学评论丛刊》第四辑刊登的《萧红传略》说：“1941年春天”， 萧红“开始写长篇小说《马伯乐》”。“夏初，萧红病倒，长篇小说《马伯乐》辍止。”这个记述是把萧红开始写作《马伯乐》的时间，误记为1941年春天。其实，《马伯乐》上部于1941年1月已经出版发行了；而萧红因病辍止的应是《马伯乐》下部。在作者于传后所附的《萧红著作系年目录》中，关于《马伯乐》一书，记载着：“1943年桂林大时代出版社出版”。这个本子是第三版，也是《马伯乐》上部。看来，作者也是把《马伯乐》上部当作《马伯乐》的全部了。
近来提到《马伯乐》下部的，是1980年第一期《十月》杂志刊登的《萧红简传》。文章说：“当《马伯乐》上部在香港出版的时候，下部也已完成。”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明，下部是否发表过，发表在什么地方。而且下部是否完成也值得考虑。因为，第一，载于《时代批评》第四卷第八十二期的《马伯乐》（15）的文字末尾，明确地注明着：“第九章完，全文未完”。第二，从内容上看，第九章也并未结束。小说写到马伯乐在抗战初期携家从上海逃难到武汉后，还想继续往重庆逃，结尾留着伏笔。当时，萧红是在病中写作《马伯乐》下部的。究竟是萧红完成了《马伯乐》的下部，由于战事而未及刊完，余稿失落；还是萧红因病状日益加剧，写到第九章便不得不停笔，以致使得《马伯乐》下部成为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弄清。
三
这里再简单谈谈《马伯乐》下部的内容。
《马伯乐》是以抗战初期为时代背景的。在那亿万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战斗、流血牺牲的大时代，也潜藏着反动的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丑类，混杂着无耻的以苟活为宗旨的蠹虫。萧红以锐敏的观察，用辛辣的笔触，刻画了马伯乐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马伯乐》下部和上部是紧密相连的，都是紧紧围绕着马伯乐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而展开的。
上部包括前言部分和第一、第二两章。作者在这里勾画了马伯乐这个洋奴家庭大少爷的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描写了从芦沟桥七七事变到上海八一三战争期间，马伯乐只身由青岛逃到上海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经历。
下部从人物性格到故事情节都是上部的继续和发展，现存共九章，约八万字。内容是上海八一三战争以后，马伯乐带着老婆孩子又从上海，经南京，逃至武汉。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广大人民在逃难途中的遭遇作了纪实性的描绘：如乘火车时的你争我夺，松江桥头的敌机轰炸，长江船上的瘟疫流行……，使我们读了如临其境，形象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国民党的投降路线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极大苦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作者通过种种细节描写，进一步地刻画下马伯乐的极端利己、贪生怕死、好吃懒做、庸俗无聊的丑恶灵魂，把这个平庸、卑琐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
我们看到，国难当头之际，马伯乐心目中想的只是个人性命和财物的安危。只要他逃出了上海，“至于上海以后怎样，谁管他呢！”他悠闲地欣赏着群众挤不上火车的狼狈情景。因为他已经上了车，全家都各得其所。每逢紧要关头，他早已逃之夭夭，连老婆孩子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在逃难路上，他因为爱财惜命，弄得丑态百出，过松江桥时，终于疲惫不堪，跌落桥下，东西没有保住，自己也几乎丧了性命。在武汉，人们都在为抗战效力，而马伯乐却过着可耻的寄生生活。“早晨起来，他到未必居包子铺去买包子，下半天睡一觉，醒来还是去买包子”。闲居无聊，又和父亲朋友的女儿轧马路，写情诗，勾勾搭搭，无病呻吟。钱渐渐不够用了，他才觉得前途暗淡，长吁短叹，想去卖包子、修皮鞋、当裁缝、开汽车、演戏，……甚至还要去参军。然而，他连一件有益于抗战事业的工作也不会干，最终还是无所事事，可是活得“照样健康”。武汉又要弃守了，这时，“逃难积极分子”马伯乐才“聚精会神了起来”，“好像跑马场的马刚一走出场来似的”，又积极地为逃命奔走。“快买船票去！”他又要向重庆逃难了。
萧红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为我们塑造的马伯乐这个卑微而丑恶的小人物，在抗战初期是有现实意义的。这号人物，虽然不像那些当权的压迫人民或者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派，对国家对人民为害之甚，但也是社会的渣滓，时代的赘疣。在当时，对这种同火热的抗日斗争完全不相容的腐朽事物，给予讽刺和鞭挞是很有必要的。在此之前，萧红写过一个类似的短篇《逃难》（发表于1939年1月21日《文摘战时旬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主人公何南生是个小学教员，其思想特点与马伯乐有相似之处。但《逃难》只写了一个片断，而《马伯乐》则充分展开了，经过大量的概括集中，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有典型意义的形象。
《马伯乐》在萧红创作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小说对马伯乐这类抗战时期的寄生虫式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嘲讽得痛快淋漓，显示出萧红具有优秀的讽刺艺术的才力。而且文笔朴素自然，描写细腻。但情节缺少起伏，叙述也伤于琐碎，这是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
《马伯乐》下部，是萧红的重要遗著，已经成为上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了解萧红的思想和创作都是弥足珍贵的。倘若出版部门能将《马伯乐》上下部合辑出版，使广大读者能够看到这部小说的全貌，并且也为研究萧红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一份新的宝贵资料，该是多么有益的事啊！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1980年
从《马伯乐》的成就看萧红的
讽刺艺术（节选）
程仁章
马伯乐就是这样，他既满脑子洋奴哲学，而又时有民族意识的萌动，他既十分自私，而又没有干过（也不敢干）伤天害理的事，他既很怯弱，而又对老弱者动手，他既很麻木，经常在虚幻的精神理念中生活，而又是很讲实利（只是身边的实利）。马伯乐浑身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可以说是矛盾的综合体。时代的和社会现实的诸种矛盾都在他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马伯乐这形象是我国抗战期间国统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生动概括，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表现力的讽刺典型。
作家萧红对这一讽刺形象的塑造进一步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其中一些艺术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的。
一、把人物安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而环境描写又融化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之中。这是萧红学习鲁迅用节俭的笔墨刻画人物的白描手法。我们读作品，很少看到作品有单独的环境描写，可是作品的时代感、现实感又是那样强烈，人物性格发展的依托性是那样明了，性格是那样丰富厚实。例如作者刻画马伯乐的洋奴思想，其中是通过他对中国菜馆和西餐馆，中国商店和外国商店的态度的对比描写来表现的。而这个描写，既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同时也展示了这性格赖于形成的社会环境——半殖民地旧中国城市生活的状况。他在上海开书店时讲排场，大宴宾客，是为了写马伯乐图虚荣，爱面子的心理，但也同时点染出在上海有吃白相饭这样的特定的社会环境，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旧中国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特质。我们想起了鲁迅，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未庄的茂才公、赵司晨等人的盘辫子的描写，同样不仅写出了封建乡绅的投机，也写出了革命的势头。假洋鬼子的留辫子和拆辫子，更是写出当时辛亥革命的反反复复，拖泥带水。
在江汉关前边，马伯乐更是有一番表演，他的唐?吉诃德大发作（指捉住一老汉）是在成千成万军队找着枪、唱着歌，走向前方的进军情景下引起的，这就很自然地写出马伯乐这变态性格竟也是抗日战争大时代中的一个产物，增强了讽刺艺术的效果。
二、善于机敏地捕捉生活细节来塑造人物，运用生活本身所包含的喜剧因素加以集中，强化，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萧红小说不注重通过事件，甚至很不注重故事来刻画人物性格。这个散文化的特点在她的讽刺作品中也是存在的。小说虽然按时间顺序写了马伯乐谋生、逃难的过程，但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结构上的所依据的贯穿线索，也没有特意安排几个大事件，可是马伯乐形象栩栩如生，这就是作者很善于捕捉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典型细节的缘故。这也是萧红学习鲁迅小说的突出成就之一。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幽默感。马伯乐有很多地方能使人发笑，甚至在他悲哀的时候也逗人发笑。作者在1940年给华岗信就说：“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a是的，思想的力量也正在笑声里。别林斯基说：“准确的和使人畏惧的幽默，对一切卑微的和可笑的东西来说是当头一棒。b正是这样，萧红在塑造马伯乐时，以幽默笔调，使人产生审美快感，产生十分鄙弃马伯乐主义的情绪。那么萧红的幽默是怎样做到“准确的和使人畏惧的”呢？我认为作者是从人物性格出发，根据性格的发展趋向，选择处于平常状态而又带有可笑性的事物加以放大、渲染、使之更加可笑，更加荒谬，从而收到更加凸现人物性格的作用。这些，准确性有了，无可逃脱的畏惧性也有了。比如作者从马伯乐颓唐、懒散的性格趋向出发，选择他穿衣戴帽这平常状态的事物，加进带幽默感的想象，便写出了马伯乐那违反常理的生活细节，什么衣服鞋袜脏了一律采取“刮”的办法，从不用水洗。并且又进一步渲染，鼻子不通气，用指甲伸进鼻孔里刮；耳朵痒，指甲伸不进去，就在外边刮。一个“刮”字，趣味盎然，懒散性格得到凸现，又使人感到那样可信。作者十分理解这种反假为真的审美奥秘，所以在她的幽默的笔墨里，敌发着作者如同鲁迅、契诃夫那样的机敏、智慧之光。
（2）衬托，对比的手法。作者在塑造马伯乐性格时，往往运用与之相反或相似的另一人物的生活细节，比照马伯乐的性格，使人产生遐想，从而使马伯乐性格塑造得更加丰富。作者为了写马伯乐不学无术，精神空虚而又死爱面子这种精神状态，便写了他的一群吃白相饭的穷朋友互相议论高尔基和斯大林照片的细节，从对话中看出，他们也并不比马伯乐知道得更多，而又故作斯文，高谈阔论，显得十分庸俗。马伯乐就在这一群人物的比衬下，使他的性格丰富起来，并增加可信性。
对王小姐的大胆吃人间烟火的爱情描写，强烈地反衬出马伯乐在爱情方面的怯懦和精神恋。马伯乐有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大卫，小的叫约翰，大的软弱，小的蛮横。他感情上倾向大卫的顺从，而理智上又喜欢约翰的敢于与人争和不吃亏的个性。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写这两个孩子闹矛盾、打架的细节，这实际上也是在写马伯乐的思想性格的矛盾。这个细节的比衬，给人以很多思索。在这点上可看出女性作家的细腻来。
三、成功的心理描写。列宁曾经这样认为：“主题包含于个别情节中，包含于一定典型性格和心理分析”。c萧红在塑造马伯乐的性格时极成功地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就这一点极大地帮助作者所塑造的马伯乐成为成功的典型，并深化了主题。她如同鲁迅那样不直接写人物的心理，而更多的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言行来写。但是由于马伯乐生活的舞台较为广阔，时代也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马伯乐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比鲁迅笔下的人物要复杂得多。作者根据马伯乐这个生活在动荡年代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特质和自身气质等条件，确定这人物既富于为了身边私利的频繁实践性，又赋予他不敢勇于实践的怯懦性和爱幻想的多思性，并由此确定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特点。马伯乐在上海已经把太太盼来了，但是钱还没有盼到手，太太还没有把钱交出来。为了钱，他决定鼓足勇气向太太要。怎样鼓呢？他要用理论和警句来鼓足这股劲，什么“做人要果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啦，“大人物要有气派”啦，等等。当劲鼓足后，他像“一条鲨鱼”似的勇猛地冲上楼去，“一脚踢开了门”。可是太太不在屋，他趁这股劲还没有散，又直追到楼顶晒台上，他想：“若不趁着这股子劲，若过了一会怕是就要冷下来……。”然而，待他到了楼顶，“勇气果然消散了”，向太太张口时，只变成这样一句话：“晴天里洗衣服，一会就干了。”这是一段绝妙的心理描写，一个怯懦者的灵魂活脱脱地画了出来。
马伯乐失恋以后，再次到王老先生家。这里有段心理分析真是入木三分的。他到王老先生家后，老先生和老太太似乎对他冷淡起来，王小姐也没有看见。这就引起了他一系列的心理矛盾。他拿不准王小姐是在家呢，还是不在，她不在家当然扫兴，但要是在家不出来，就不好办了。想问丫环吧，又不好意思，也不敢问，怕一问老太太就把他赶出去。当他责备自己为什么要借故拜访来看人家的小姐时，忽然看到王老太太的眼睛，从这双眼睛他就断定她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秘密，而且越想越可怕。他本想站起来就走，但已经吓得不能动弹了，“像坐在云彩上，飘得昏昏沉沉”，就连王老太太随便问一句“马太太为什么好些日子不见”，他就想到事情太太恐怕晓得了，那还了得！又—想，不会吧，再说事情也没有什么，只写过一次信，见过两次面，谈了一谈”。想到这，他又庆幸那夜在小板路上差一点没有吻王小姐，要是吻了可真是证据了。但他又想，“就是吻了，有谁会看见呢”？想到这里，胆子似乎又壮起来了，立即喊小丫环小韩，要问问小姐的去向。可是刚喊出“小韩”，就没有下文了，他问的勇气也没有了。接着又想说请老太太看电影，顺便把小姐也请出来，可是这办法很快又被自己否定了。到后来，想什么，什么不对，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得期待小姐会自然而然走出来。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小姐出来，他真的要陷入失望了，可是他又不让自己失望，“他设法救他自己”，他想她一定在穿衣梳头，别忙，然而王小姐终于没有出来。他只好说：“不出来就真不出来吧，人是无情的呀。”他含着眼泪走出王家。这段细腻曲折的心理分析，写出了马伯乐对见王小姐那种期待、失望、庆幸、自慰而又绝望的心理变化。我们要惊叹作者何以对一个懦弱的失恋者的灵魂体察得如此细微，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真的，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的塑造就在心里分析中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不论从萧红决心要写出《阿Q正传》、《孔乙己》的创作意图看，还是从她对王四、有二伯直至马伯乐的系列形象的塑造实践看，萧红是刻意要写出那些在大时代中既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来的。因为这些人物是时代所铸造的。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的有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负担，有的逐渐被外来的洋奴思想所腐蚀。但是其性格的实质又是相通的，那就是盲目地崇拜，盲目地自轻，盲目地自负。作家萧红以对我国苦难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画出了国民的魂灵的一个侧面，从而引起大家的警醒。这一创作思想，无疑是与鲁迅相通的。在艺术手法上，就《马伯乐》这部书而言，如上所述，也是接近鲁迅的。首先作品把讽刺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马伯乐是时代的产物，是完全可信的，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表现也是真实可信的。其次是大胆地运用夸张。无论是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描写，作者都大胆地把它放大，使丑宜见其丑。鲁迅曾打过这样的比方：“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擦粉的臂膊，看出了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萧红的马伯乐之所以能“活”起来，无疑是运用了这种“廓大”讽刺手法。再有是寄同情于笑声中。鲁迅的某些讽刺小说是含着眼泪的微笑，《马伯乐》这部书同洋处处使人发笑，读者笑过之后，在心中又不免升起一种悲凉的感情。然而，也许是由于女性作家的缘故，在作品的描写中，对讽刺人物既有扩大镜的突出，漫画式的勾勒，又有对细节含蓄、细腻的细描。而这两方面是那样和谐地组成一个个讽刺画面，构成了萧红讽刺艺术的独特风格。
就这一点而言，产生在同一时期的《呼兰河传》的细致，笔触同样是可以在《马伯乐》中找到的。
注释：
《萧红研究》，《北方论丛丛书》第四辑。
转引自依?萨?毕达可夫《文学学引论》第180页。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68页。
原载《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一只马虻：《马伯乐》
林贤治
萧红在完成《呼兰河传》之后，立即投入《马伯乐》的写作。
她只是写，从来不曾对写出的作品附加说明，像其他的作家那样。或许在她看来，作家是唯有靠作品说话的。但因此，读者也就无由推测，她何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本在主题、调式和风格方面的切换？《呼兰河传》是田园的、衰败的、寂寞的，连她自己也被故事的场景卷了进去；但是，在《马伯乐》里，她始终与她叙说的人物及其城市背景保持着距离，并投以讽刺。她有可能在呼兰河的氛围里过于压抑，就像在深水中潜伏太久需要浮出水面换气一样，为自己置换一个艺术空间，寻求生命的释放；也有可能在抗战环境中受到某种刺激令她做出了一个及时而迅速的反应。在《民族魂》里，她强调鲁迅个人的遭遇，“一生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和冷漠”，“看穿了人情的奸诈浮薄”，因此也把改良民族性当成第一要着，意在使中国这老大的民族转弱为强，于是，创制一个《阿Q正传》的抗战版，自觉继承鲁迅的“思想革命”，也就成为一种可能。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仅仅出于文学事业上的雄心：在男性作家的鄙夷的目光下，她要写出一部男性的作品，不，是超越男性的作品。或者可以干脆这样认为，一部《马伯乐》，就是以男性中心社会——包括身边的男人在内——为讽刺对象的。
萧红的创作动机不容易弄清楚，其实也不必过于深究；重要的是，她脱手放出了一只马虻，一只犀利无比的马虻！
鲁迅笔下的阿Q是乡下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的劳动权是被剥夺了的，即使大家说他“真能做”，也不能维持温饱的生活。他只好去偷，最后懵懵懂懂走上“造反”之路。萧红写的马伯乐，出身于一个崇洋的绅士家庭，颇有教养，因为大背景已经由革命置换为战乱，遂奔逃于城市与城市之间。阿Q与马伯乐，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两个人物，可是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病症：自私、卑怯、麻木，一样的精神胜利。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学说外国话，常常向儿子们宣传外国人的好处，让儿子也学外国话，提倡穿西装，还教孙儿们读《圣经》。外国话和《圣经》成了马家传统。马伯乐的太太是不信什么耶稣的，每天都拿着本《圣经》摆起架子来。因为她听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马伯乐本来叫马保罗，是父亲给起的外国名字，他觉得不太好，所以自己改了的。他反对他父亲的意见，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可是又常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伪善的家庭。马伯乐的父亲雇用一个带病的孱弱的洋车夫，据说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心里却是另有一番利害的盘算：“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有一天，车夫倒地不起，眼看着人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么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家里的女佣人建议把车夫抬到屋里去，老太爷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很可怜车夫的样子。当她听到女佣人又说要把人抬进屋里时，擦擦眼泪，立刻制止说：“多嘴！”
那车夫只好留在大门外边，暴晒在太阳底下，让上百人围观。
马伯乐在家里过着少爷的生活，可是又得不到实在的，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起，恨有钱的人，喜欢嘲笑当地士绅，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他完全厌恶了这个家庭，于是一再出逃。有趣的是，他既要同家庭决裂，却尽可能地多带家里的东西，有用的、无用的，都塞进箱子里；当他即将逃开家庭的前一会工夫，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他的处世哲学恰如他的口头禅所表述的：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所谓“退”就是逃。凡一件事，他若觉得势头不好，就先逃掉。逃到哪里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先逃了再说。说“退”，是一种体面的逃跑主义。对于逃跑，他的辩护词总是无懈可击；遇到问题和麻烦，都设法绕开去，用“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逃难的时候”一类的话为自己开脱。失败主义与精神胜利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在马伯乐的思想和行为中，可以随处发现阿Q的身影，仿佛是一对连体兄弟，在民族命运巨变的拐点上走到一起来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马伯乐就从青岛逃到上海。他看到到处热热闹闹，太太平平，稳稳当当，便大为不平，心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看到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挂满了红招牌，门前聚集着忠实的人群，心想：日本人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一心想发财；要是到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国家、民族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办吧！于是不禁悲悯起来。他以“国难”为由，将就着过日子，从烧饭的小白铁锅到吃饭的用具，从衣裳、帽子到鞋袜，一律不洗。他一样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走在大街上，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羞怯，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锃亮、头发闪着油光的而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在心里向他们说：“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他恨自己不是官员，若是的话，当立刻下令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去。心想：“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一点也不觉得，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一边骂，看什么都不顺眼。小说有这样一个近于街头剧般的情节：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在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剥了皮白生生地用竹签串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里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在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马伯乐最后是纯粹为了逃难到上海来的，比起前次开书店的境况相差太远，所租的房子狭窄而黑暗。为了省钱，他不到外边吃饭，自己动手做，开始在公用厨房里做，后来把炉子也搬到屋里来，在床头上开了伙。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这个长期过着寄生生活的人，根本上没有自立的能力。用不了多久，他当不成街头观察家了，看到满车子染着血渍的中华民族的战土从身边经过也感到厌恶，他的爱国主义的高调再也唱不起来了，战争反而成了他摆脱窘境的救星。他思忖着：日本人怎么还打不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
于是，他忧愁而且不满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可是想不到打得这样慢……”
在小说中，对于马伯乐，有一段近于意识流的描写：
马伯乐的悲哀是有增无减的，他看见天阴了，就说：
“是个灰色的世界呵！”
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就说：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的一样。”
他照着这个格式想了下去：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方法。”
“小日本打来，是非逃不可。”
“小日本打到青岛，太太是非逃上海来不可。”
“太太一逃来，非带钱来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
“小日本若不打到青岛，太太可就来不了。”
“太太来不了，又得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他就开口唱了几句大戏：
杨延辉坐宫殿，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但马伯乐终于有一天高兴起来了，那就是他看见了北四川路络绎不绝的搬家的车子，打听到日本人要打闸北，人们着实开始逃难了。这一天，凡他所宣传过的朋友的地方，他都去了一遍，一开口就问：
“北四川路逃难了，你们不知道吗？”
他千方百计把太太从青岛骗了过来，但不久，就又筹划着向武汉，向更安全的内地转移了。
《马伯乐》最早在《时代批评》连载，写作时，萧红已在病中。很难想象，一个带病工作的人怎么可能在郁闷的笼罩中发出如此尖锐、洪亮的笑声，想必在马伯乐出现以后，作者一直跟踪着；讽刺的热情把她整个人给燃烧起来了。
作为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不但对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异数，在萧红的作品中也是一个异数。过去，她偶尔使用过讽刺，如《三个无聊的人》、《逃难》等，却不像《马伯乐》这般集中地加以运用，而且深入到日常叙事与心理描写的每个部分，使之扩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打击力量的艺术构型。其手段的丰富与纯熟，使人不敢相信，一个讽刺作家和一个抒情诗人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伍尔芙说，小说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并不像是一个石子那样无端地落在地上，而是像蜘蛛网一样，总是四角附在人生上面。《马伯乐》其实累积了萧红多年生活在流离颠沛中的忧愤，自汉入川，感触太深。马伯乐不是观念中的人物。
鲁迅说到西方的“摩罗诗人”，有这样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和萧红，可以说都是摩罗诗人。如果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备极哀情，那么，《马伯乐》则已出离愤怒。“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读者会记住《生死场》中那个女人说的，“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可以说，这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语言。鲁迅说他写《阿Q正传》，是在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萧红以“逃”的意识集中了国民的劣根性，摹拟鲁迅在小说中的悲剧喜剧化的手法，继续描写中国的魂灵。
国难当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逃难”是中国的一大政治文化景观。对此，萧红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奴隶身份，通过马伯乐这一讽刺性形象的刻画，对抗战以及民族出路问题做出深入的省思。
应当看到，这是萧红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贡献。
不幸的是，“五四”过去了。启蒙思想，其中包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这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欧洲，有“抵抗运动”，也有“抵抗运动文学”，但这也只是文学之一种，文坛依然保持着一种多元态，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心主题”，或因保证“中心”的存在而否弃其他。在中国，早在抗战前夕，便先后有了“民族主义文学”及“国防文学”的口号，以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取消文学。在这种风气之下，抗战时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的老舍，即放弃了早期的讽刺文学的经验，以通俗的大众形式，写起宣传动员抗战的新式颂歌文学。在这个时候，文学怎么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呢？怎么可以暴露和讽刺“人民”呢？
萧红不但这样书写，而且借她的小说，把这种主流理论附在马伯乐的身上，再三加以讽刺。马伯乐声称自己“最中心的主题”是“打日本”，“要用文章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思路是：“现在这年头，仍然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萧红就这样顽强地表现自己，勇敢地挑战主流意识和霸权话语。作为一个故国沦亡、漂泊天涯的奴隶，她一刻也不曾忘记身受的屈辱和仇恨，但是，对于文学在“国防”、“爱国”、“民族”的旗号下趋于一体化，甚至由于集体意识的强化而形成外在于作家个体的文坛势力，一种系统的操控力量，以至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被缩减和被剥夺，她是不满的。这种绝对权威化的现象，实质上是父权制的变种，她不会姑息而不加反对的。
但因此，她的文学探索及成就，也就必然为广大的文学同行所忽略、回避和贬损。在正统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日趋严重的干预之下，如果不是因为她曾经为“民族魂”鲁迅所称许，且又刚刚去世的话，很可能成为斗争的靶子。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文坛主将茅盾在《呼兰河传》出版后，发表过著名的评论。他把小说的价值局限在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上面，而无视它的思想价值。相反，他寻找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批评小说在北方人民的生活那里，卸下了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两重的铁枷”。他指出，萧红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囿，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中”。他忽视了萧红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她与底层大众的固有的精神联系；忽视了作品对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剧意义的发掘。从茅盾的这些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可以看到，40年代早期在延安，中期在重庆，后期在香港，以至50年代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批判的阴影。
至于《马伯乐》，从发表的40年代直至80年代前夕，有关的专题评论，只有一篇而已。
救亡遮盖启蒙，政治遮盖文学，集体遮盖个人。 《马伯乐》，一只生动有力的马虻，遂这般悄然卷入并沉没在主流的漩涡之中！
原载林贤治著《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
“低处”悲悯浸渍下的批判
——《马伯乐》现代主义意蕴辨析
王佳琴
萧红创作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在很多研究者那里，仅仅是拖在宏大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后面的彗星尾巴。有了更好，可以为作家再添一圈“超前”的光环，没有的话，也不影响萧红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批判传统。本文认为，国民性批判和现代主义在萧红那里并非是互不关联、可以分而论之的两个问题，恰恰相反，二者之间由作家的独特“体验”相勾连，在小说中水乳交融。
一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产生广泛影响。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孤独、无助和绝望感。表现在文学中，由外部世界转而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世界的荒诞和生存的无价值。如果直接套用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来衡量《马伯乐》的创作显然会有很多不符之处。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有些地方仍然显示了与现代主义的沟通。
小说主要以马伯乐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逃难生活为内容，以他的逃难行程为结构线索，一线穿珠地描写了抗战时期的众生相。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小说专注于“日常生活叙事与琐事描写”a，这确实显示了与主流文学的距离。但即使与那些同样写琐事、写小人物的作品相比，《马伯乐》仍然显示了异质性。《潘先生在难中》同写逃难过程中的普通人物，但仍然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书写。作家将潘先生置于事实性的动乱中，通过设置典型性情节内容来呈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马伯乐》则在貌合的“逃难”题材下表达了神离的旨趣。
马伯乐并不是潘先生的非逃不可，甚至无难也要逃。有一年，他以去上海读书为由征求父亲的同意，父亲不答应，他就连夜收拾了提包箱子，什么也没有带就逃之夭夭了。“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当他知道人们开始真的逃难了，“马伯乐对于真正战争的开始，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在他一切似乎都完了，都已经过去。”可见马伯乐的“逃”是必然的，即使没有抗战的环境他也要逃的，逃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与王小姐发生可笑的恋爱时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从逃难中解放出来暂时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但是只有再找点事他才能打发生活，于是不久马伯乐就陷进恋爱之中了。
无论是他的逃难，还是恋爱，都没有显示事件真正的内涵。为此，逃难已经不是作家用以塑造人物形象的必然环境，逃难是一种人生选择，其关注重心直指人的精神世界，这正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所在。
小说还对人性表达了思考，这用国民性仍然难以解释。如果说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发现了人的另一面“恶”，突破了文艺复兴以来性之真善美的观念，那么中国作家笔下也有相应的书写。
文学通常赋予小孩以正面的意义，但是马伯乐的两个男孩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他的大儿子大卫，非常消瘦经常挨打讨饶。在学堂每天被老师罚站，数学题目不会做，要拿回家里让妈妈做。他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翻看别人的东西，“在学堂里，他若来得早，他总偷着打开别人的书桌看看，碎纸啦，花生皮啦，他也明知道那里边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不看却不成，只剩他一个人在，哪能不看呢！”在家里，“他也明知道衣箱里是没有他可以拿出来玩的东西，但是他不能不乱翻一阵，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不翻做什么呢？等一会妈妈、爸爸回来，不就翻不着了吗？”二儿子约瑟，与大卫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家里打大卫，出门打别的孩子，“坐在人家的身上，就是比他大的他也不怕，总之，不管是谁，他一不高兴，动手就打。”
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内涵在出场之后就一成不变，大卫的胆小瘦弱并不能引起读者的怜悯，而约瑟的蛮横也少了调皮的可爱。大卫的假装、神经质和无聊，代表的是人性的萎缩，而约瑟的勇敢几乎是蛮横、丑陋的，充满破坏性的盲动因素。即使把两个小孩的内涵换成两个大人也无不可，作家自己也说“母亲的性格和约瑟是属于一个系统的”，“父亲的脾气是和大卫最相像的。”如此看来，与其把他们看成两个人物形象，不如视之为负面人性的两种表现。
无论是对人生无意义的现代体验，还是对恒久人性的思考，这些维度用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模式来解释都显得捉襟见肘。它们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发见取得了勾连，因此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和现代主义诗学的探讨中，由鲁迅、穆时英、刘呐鸥、张爱玲、钱钟书等构成的小说作家名单上不该遗忘萧红。
二
在肯定了小说所具有的现代主义意蕴之后，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即一个连基本的生活尚无保障、流离失所的作家，一个并未有意接受现代主义的作家，何以在她的笔下含纳了现代主义式的书写？
赞扬人的理性之美还是书写人的无意义存在，这在西方语境中是历时性呈现的两种文艺思潮和人学观。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后发展”状态使得其在借鉴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因子时呈现了“空间列展”的特征。“于是，中国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文现象，人的第一次发现与人的第二次发现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步进行的。b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中一脉传承，对人的两次共时发现与中国现代语境的纠缠使文学的生态更为复杂。因此萧红笔下与现代主义的勾连就成为了可能。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作家，这种可能在萧红身上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与其他作家主动汲取现代主义的营养不同，就现有史料来看，萧红阅读外国作家的范围限于辛克莱、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卢梭、罗曼?罗兰等，并没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这为理解她的创作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为此，必须寻找一个入口来接近研究对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民性批判”。
从成名作《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再到《马伯乐》，萧红的每部长篇都表达着她对国民性的思考。即使流转于战争动乱中，当抗日主题因为民族性、正义性风行之际她也仍未改变自己的文学初衷。她认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因此“鲁迅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接受下来”c。除了正面表达，她还常常用国民性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1940年她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飞港，行止诡秘。”对胡风的行为她很不满，认为他说话太随便，“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而不利己的。”d胡风是否真的如萧红所说“诬陷”过她另当别论，但是由此可见，萧红哪怕看待自己生活中的事情也要将之上升到“中国人”的高度，可见国民性已经不仅是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方式，而且是个人的思维方式。这就使得她在进行国民性批判时不仅是理性出之，而且是体验入之，是一种“体验型”的国民性批判。离开了“体验”之水，“批判”之树不能常青。从她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都是作家对亲历过的生活的书写，这正是她题材观在创作中的体现。《呼兰河传》结尾处甚至直接写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广义上来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和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有关，不同的是，萧红的这种写“体验”的文学观给她的创作带来了独特的风貌。正是这种源于生活的体验，使她在进行国民性批判时，往往溢出这一范畴，多了可资解读的多重内涵。即如，特有的女性体验使得即使在抗日题材的《生死场》中，仍然展示了女性遭遇的生殖痛苦和凌辱；对个体命运的深切体验，使典型的批判国民性的《呼兰河传》也流露了对生命荒诞的体认。在通常写典型的文本中，“为了提高意念的指向性，必然要剔除许多与意念指向无关的符号和信息。”f但是由于萧红的“体验型”创作，使她小说中保留了很多与“意念指向无关的符号和信息”。《马伯乐》除了对主人公马伯乐的展示之外，还有很多次要人物的精彩叙写；除了国民性批判之外，还有很多不能用这一主题涵纳的人性书写。即使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也由于作家个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陷入一种对批判对象不可疗救的悲哀之中，此时现代主义的意蕴徐徐奏起。
下面将具体解读在小说中国民性批判和现代主义是如何参差相呈的。
三
在批判国民性的立意上马伯乐的形象内涵与阿Q颇多相似之处。他本质上的无能、敏感、自欺欺人，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精神胜利法等特征，使得马伯乐虽然身在现代社会，仍然应验了鲁迅的话：“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g批判国民性确是萧红自觉的创作承担，但是因为她的“体验型”的国民性批判，使得马伯乐又有别于阿Q。
阿Q的劣根性是建建专制主义的愚民和对“人”的压制造成的，他与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是一体同构的，他的自欺欺人、粉饰现实的精神胜利法是无力改变现实所致的精神病态；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封建思想的遗毒；他的阿Q式的革命是农民落后性的革命想象，总之他和中国的现实息息相关。而马伯乐的一切行为，包括逃离家庭、恋爱、当作家等背后都是虚无的生命本相。他和所属文化脱节了，他是一个被抽干了自我意义的符号附着在生存之上，他甚至没有哪怕是阿Q式的追求，这正体现了现代主义式的虚无。而这种现代主义的意蕴正是在国民性批判过程中产生的。
马伯乐无能虚弱，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有一次，他向父亲要钱而不得，便到太太那里骂父亲。而太太则责备他没有能耐，这可谓是抓住了马伯乐的致命要害。到此，读者可能会期待作家抓住这个冲突，站在太太的立场对马伯乐进行进一步的责难。然而接下来，马伯乐反咬太太一口，“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将一种严肃的人生问题消解掉，给人一种失重的感觉。太太也毫不示弱，使出哭骂的绝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马伯乐在这种攻势下只好退却，跑到大街上去了。作家还没有收笔，继续跟踪太太。当她发现马伯乐早不在屋里时，哭了几声就站起来，大概是由于失去对手而无从施展。之后太太看见报纸上的小绒衣广告遐想了一番，又回到惨淡的现实，感慨自己青春逝去，接着听到婆婆要见她，就打扮换衣，在婆母处受赠之后，自信心终于回升。单独看这两个人物作家都是否定的，对他们身上的那种消解严肃进行了嘲讽，但是如果将之放置一起，本来批判负价值（马伯乐）的太太最终却让我们感到不能承受之轻，否定的背后没有任何正面价值支撑，生命裸露了其虚无的底色。整个作品到处都是嘲弄和否定，讽刺遍及老爷、太太、孩子、夫人、下人、车夫等，成了无意义的狂欢和喧嚣，人没有了救赎和疗治的可能。萧红通过她的严肃思考批判了国民性，但是当她发现这些负面的东西时，陷入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绝望和体认之中。这种体验同时来自于她的真实生活处境。她的不幸婚姻，一生的漂泊流转，使她常生孤独之感，“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h这种生命体验一直持续到香港时期并化合在了作品中，所以有学者称“恍然感到了萧红作品中潜藏最深的悲观，关于生命的悲观”i，这无疑是精准的。
这种投射了强烈的“体验”的国民性批判不同于鲁迅的“理性”出之。鲁迅丰富深刻的生命哲学里固然也有现代主义的因子，但是在为改造落后国民性写作小说时，更多的是理性的锋芒。即使在体验到“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时，“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j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k鲁迅“低沉”而不悲观，而萧红则将自己深切的体验浓浓的散布在了批判当中，这一点甚至连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她说：“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要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度，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处。l这这段话常常被看作是萧红与鲁迅创作不同的泛泛之谈，但是正好解释了萧红作品中现代主义的生成。正是这种低处的“悲”使萧红的小说不同于高处的“批判”而衍生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意蕴，从而为自己的创作树立了新标。
注释：
陈洁仪：《论萧红〈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萧红：《萧红致萧军》，《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4页，第1274页。
萧红：《致华岗》，《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9页。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878页。
秦林芳：《鲁迅小说传统与萧红的小说创作》，《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1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第21页。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原载《名作欣赏》第十四期，2009年
“萧红式”另类天才：
评《马伯乐》的写作 （节选）
（美）葛浩文
对于习惯于萧红一般文体和题材的读者而言，《马伯乐》是一部令人大为惊异的作品。除了在前章中所讨论过的《逃难》一文外，《马伯乐》的格调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在幽默和讽刺的作品短缺时期，《马伯乐》书中却具有非凡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此类作品能出于萧红笔下，虽然令人惊讶不已，但并非完全出人意料。因这故事的根源，起于萧红来港前数月。《马伯乐》书中主角马先生，正是《逃难》一文中何南生的化身a。他的行止非常相似，连他说活的口吻及所用的口头禅都一成不变（他常说“到那时可怎么办哪！”或“他妈的中国人”等等）。虽然出身的家庭背景不同，但他的切身大事——逃离战争——不但一样，并且扩而大之，成为他萦绕于心的意念。从逃离战祸（他预计也希望战火会来临），家庭及逃避现实种种事迹看来，马伯乐显露了他为人的虚伪，当然他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马伯乐时而粗声粗气，时而可怜兮兮，时而滑头滑脑，而有时不幸地陷入一大堆矛盾中不能自拔，世间的坏事和不幸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马伯乐看不惯他爸爸一味地媚外、崇洋，觉得外国月亮圆的态度，可是他自己却既媚外，又崇洋。他嘲笑太太爱钱如命，自己却是个典型的现代“克里萨斯王”——一毛不拔，为富不仁。他看不起弱者——他是反对软弱的代言人，但却在太太和爸爸面前畏缩不前；他对虚伪深恶痛绝，但同时他自己处处都表现出虚情假意。
除了《商市街》之外，《马伯乐》可算是萧红主要作品中最少被人讨论到以及最为人所忽视的一本小说。此书是在1940年由时代书店所印行，（先在《时代批评》连载发表的），到1943年，即再版三次。后来于195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萧红选集》也将此篇收在内。不过，直至近几年来，有关《马伯乐》的评论少得麟角凤距b。一些评论者所以忽视这作品的因素是不难推断的：它在写作技巧上与以往作品相比，虽然进步甚多，但从内容和作者的主观见解来看，却是落伍退步。因为它显示了作者脱离了战争的现状和对一般民众的关怀c。我们暂且对这种反应的原因略而不论，留待以后再谈。至于一般人士对这本书的冷漠就令人费解了，他们的近乎完全不置一词的态度，使人莫测高深。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中，幽默式的讽刺不被列为最受欢迎的体裁。事实上，所有作家中，只有老舍（舒庆春，1899—1966）可算是此中的佼佼者。老舍居英多年，受狄更斯（Dieckens）的作品影响很大，所以他早期的作品大抵是滑稽讽刺式的，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但是自从老舍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1938年）后，他就停写这类讽刺幽默小说了。虽然此后曾有其他作家尝试步其后尘，但却无人能及其项背d。
萧红在老舍改变文路后，试着继续他那讽刺的传统，而竟能在她初次写此类作品时就能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是令人惊奇。萧红与老舍的背景截然不同，她根本没接触过西方此类作品。此外，老舍此类讽刺性小说，大部是国外，或1930年返国后，在那平静的学术环境中的产物，而萧红写《马伯乐》却是在战时，而且是她在病中执笔的。但他们俩人却有着非常显明的共同点：
萧红书中的主角——马伯乐e，是个自私自利，放纵，但不能自立更生的社会上的迷途羔羊；他在战时的中国东漂西荡，是个十足的庸材懦夫，全身就找不到一点可取之处。可是就是他那些不足取法的毛病和缺点，使他成为生动而逗人笑乐的小说中的角色。对马伯乐而言，战争是个最好的借口，他既无才无德，又爱满口胡言，整天怨天尤人，逃避现实和困难，成天沉迷在自己的悲观哲学中。马伯乐之于悲观就好像伏尔泰小说中主角赣第德（Candide）之于乐观一样。赣第德的追求乐园（乐观）就同马伯乐的逃避毁灭有异曲同功之妙。命运的变幻莫测，使马伯乐从青岛富裕的生活环境到上海时悲惨的日子，而最后逃亡到被战火摧残后的武汉（内地）。他的每一行动都是根据他那处世的基本哲学：“万事总要留个退步”f。
虽然马伯乐是萧红尖刻讽刺下的主要对象，但他却不是书中唯一的对象。他在青岛的家、那些大城市中的芸芸众生、那些阿谀者、无所事事的食客，和社会上各种卑鄙的分子，都会以他们最丑恶的面目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人物会受到读者的唾骂，引起读者的欢笑，以及时而令读者惊讶。除了马伯乐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之外，书中讽刺的笔尖大都指向马伯乐父亲的那种毫无保留、毫无选择的崇洋举动和他那基督教信仰——他那自私自利、完全违反教义的解释和应用当时流行的外国宗教的教义。例如，马父与他家所雇用的洋车夫之间的一些描写。那车夫不但是带病之身，而且屡受打击，马父看在上帝的面上才雇他的：
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土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
“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然后有一天这可怜的车夫在马父这“仁慈”的重压下倒地不起，快咽下他最后一口气时，有人建议把车夫抬到屋里去时，马父说：“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h又是一个高妙的“基督”真理出现了。马伯乐父亲溺爱他那顽皮的第二个孙子（马伯乐三个孩子中的老二）i，在此又可让你看个清楚了：
有一天他打破了一个小女孩的鼻子，流了不少的血。回到家里，带妈向祖母说，约瑟在学堂里打破了人家的鼻子。
祖父听到了，而很高兴说：“男孩子是要能踢能打的呀！将来的约瑟一定会当官的。
到了晚上，被打破鼻子那个孩子的母亲来了，说她孩子的鼻子发炎了，有些肿起来，来与他们商量一下，是否要上医院的。
约瑟的祖父一听，连忙说：“不用，不用，用不着，用不着。上帝是能医好一切灾病的神灵。
于是祖父跪到上帝那儿，他虔诚地为那个打破鼻子的孩子祷告了一阵。而后站起来问那个母亲：你也是信奉上帝的人吗？她回说：不是。
怪不得的，你的孩子容易流血，那就是因为你不信奉上帝的缘故。不信奉上帝的人的灾祸就特别多。
祖父向那母亲传了半天教，而后那母亲退出去了j。
虽然马伯乐双亲那种虚伪和非正统的宗教信仰不能使他信服，但是他却继承他双亲阿谀洋人的媚外哲学（虽然他永远不能承认这一点）。在正常的情况下，马伯乐认为他所敬畏的洋人是决不会做错什么的，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更衬托出他妈的中国人的落后。可是他这种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当洋人的规矩对他办事不利时（如他想迅速逃离上海而不能如意），他就立刻改变了口气，外国人最讨厌的是什么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k。
没什么能挡住马伯乐逃离将临战祸的心理。逃难对马伯乐而言，可算是人类最大的成就——如果能按他的理想去逃的话。但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因为他常常不能按他的理想去逃。当马伯乐钱快花光时，开始他对那一点点经济上的紧缩，还说：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啊！逃难不节省行吗？到后来他变得一贫如洗时，他就如做噩梦般喊着：逃难没钱能行吗？那即将临头的战祸，对全国人来说是个浩劫，可是却成了他唯一的救星。因为青岛将失，他太太会逃离青岛，他会带足够钱来，这来可使他的逃难生活恢复正常。他的战争计划虽然没有想周到，可是那些无谋无略的日本军却不常遵从他的计划。他对日军进展之慢感到非常愤怒。
无容置疑，《马伯乐》一书中这种随便而又幽默的笔调，描绘出抗战时社会的某一面，引起一些文学评论家的不满。在书中的马伯乐即使有那些缺点和令人可憎，充其量是个狡猾的阴谋家，但绝不是个无恶不做的恶棍。马伯乐在书中仅被塑造成一个供做嘲弄讽刺的工具，不算是个复杂的角色。但他那胡作非为的举动，却令人难以忘怀。
从文学的观点来看，《马伯乐》书中不仅只是冷嘲热讽式的幽默，而萧红又以她美妙细腻的文笔捕捉住日常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这次她描述的对象是上海，特别是她曾留连过二年之久的上海租界。书中有一长段叙述卖航空奖券（即彩票）的小亭子，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开奖那天能中奖人们的焦虑心理，活生生地重现在她笔下。
萧红时而有过分幽默的倾向，这大概要算是《马伯乐》书中最大的毛病。虽然书中大体上还算通顺、深刻，但有时却流于低级闹剧而变得令人讨厌。这类闹剧之一是马伯乐想自谋生活第一次去上海准备开书店，全家为他饯行的场面，这个以嘲弄全家祷告开场的一段，竟弄得不可收拾，最后全家连仆人都一一跪下，闹戏收场。另一例子就是表现萧红的啰唆：她描写马伯乐每次花光钱回到他那肮脏的房间时，一进门就踢倒那些堆积的酱油瓶等等一类鸡毛蒜皮小事。正如以往一样，萧红时而漫不经心，所以在描写人物时，免不了有虎头蛇尾之处。
以上所提出的那些瑕疵，实是微不足道。《马伯乐》这书仍是非常成功，它读来令人捧腹，书中的幽默与讽刺笔调，刻画出战时的中国的形形色色，在当时可说是非常难得的。萧红本来打算将《马伯乐》写成三部曲，让这角色超越武汉，以便与萧红自己的行程相配合。但她虽然于1941年完成了《马伯乐》第二部（见下），她终于没能照她计划让马伯乐漫游全中国；如果她能竟全功，那部书可能使她跻身于一流讽刺作家之林，但如仅就她完成的部分而言，那只足以证明萧红何以能在短短六、七年写作生涯中，成为一个相当成熟而具有多方才华作家的理由。此外，萧红写作此书时，是她的个人情绪陷于生命中低潮之一的时候，但她却能把个人消沉的情绪控制住，实在不容易。
就我们所讨论过的章节来看，《马伯乐》一书的受到中国文学评论家们不利的批评，实在是令人费解，因为就书中显而易见对社会中某些应受谴责的劣根性的人们的讽刺，尤其是书中主角那种对日抗战态度的讽刺来说，萧红这书至少可说是符合所谓“战时文学”的最低标准。然而书中的确有些地方与当时潮流格格不入，由政治观点来看，就大大减低了此书的价值。书中从头到尾的那些“幽默”，就不是当时“时髦”的风格。不可否认另一件事是战争仅在《马伯乐》一书中勉强地露了个面，小说中对日本侵略者最大的攻击是描写一个日本水兵在战前的青岛调戏他同胞妻子的一幕（此处又显示出马伯乐的另一面——一个爱偷窥别人男女私情的色情狂）。书中主角马伯乐虽不是抗日的栋梁之材，可是他却经得起考验，历久不衰。他即使是恶行不少，毛病很多，但他却吸引着读者，而且赢得读者的同情。我们似乎都希望他福星高照，但那可能性不大。萧红在书中并将她锋利的笔尖指向那些无人敢碰的战时文学和那些自以为是所谓爱国的作家们。
很遗憾地，可能就是因为她这种对爱国文学和作家的讽刺态度，以致使得战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马伯乐》反应冷漠，当时几乎无人愿置一词。那些文学评论家们简直有点手足无措，因为萧红毕竟算个前进作家，她，无论论公论私都可以说是路线非常正确，若我们撇开政治观点不论，而纯就《马伯乐》一书的本身价值来估价，其中可看出萧红不但是个有天才的人，而且也是个有多方才华的作家。
注释：
照端木蕻良的回忆，“马伯乐”这个名字是他为萧红取的。萧红本来的意思是以女性为小说的主人公；端木向她说：“作家创造人物一定要有典型，人物才能不朽”之时，萧红便回答：“那我创造谁呢？我创造我自己好了。”（1981年笔者访问纪录）。
从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前夕，笔者所见有关《马伯乐》专题，只限于一篇：阮郎《马伯乐往何处去？》， 载香港《文汇报》，1957年8月3日。
石怀池：《论萧红》， 第101页。
我们在此应提到湖南作家张天翼（1906-）；他的短篇小说也有滑稽讽刺成分。叶绍钧（圣陶）的一些作品，像《遗腹子》也有同样的风格；《潘先生在难中》里的主人公在某些方面也与马伯乐极为接近。
他本名是保罗（Paul），因不愿用基督圣徒的名字，所以改用伯乐。
《马伯乐》，香港创作书社，1975年第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杜，1981年第5页。
同上，第31（35至36）页。
同上，第33（37）页。
为了保持基督教义，他所有的孩子都用圣徒名，例如约翰、大韦、雅各（他唯一的女儿）。
《马伯乐》，第113-114（125-126） 页。
同上，第77（86）页。
节选自（美）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
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节选）
沈巧琼
《马伯乐》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的足本在国内较晚（1981年）才整理出版，在整个萧红研究中，《马伯乐》有被冷落的感觉，经常只是被一带而过，这同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萧红研究热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研究萧红及其作品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评论界对《马伯乐》至今褒贬不一，从总体来看基本上是经历了一个由贬多于褒走向褒多于贬的过程。较早就进行萧红研究的铁峰断言《马伯乐》是萧红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表现a，近几年有研究者认为《马伯乐》“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是“一部未完的幽默讽刺小说的杰作”b。的确，《马伯乐》是一部值得我们审视的作品。它是细腻敏感的萧红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去审视生活时种种女性认识和女性经验的抒写。下面分别从小说的人物形象、取材（情节）、艺术特点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
萧红是一位擅长抒写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情感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或揭示她们如动物般的生存状况，如《生死场》中的麻面婆、金枝、月英；或控诉社会对女性鲜活生命的肆意摧残，如《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姐；或描叙她们对爱情的渴求和幻灭，如《小城三月》中的翠姨等等。可以说，萧红一直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女性代言人。但是《马伯乐》却让我们感到它与萧红惯常的以女性为题材，直接为女性代言的作品不同。
在《马伯乐》中，萧红选择了以男性为主人公，并且一改以前写小说重写实和抒情而不特别重视人物性格刻画的特点，充分地锤炼讽刺才能，刻画了性格颇为复杂的马伯乐的形象。马伯乐是一个滑稽的人物。写这个人物，萧红不再是为抒情，也不为同情，也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爱恨倾注到主人公身上，而是用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把人物的种种个性挖掘出来。萧红对于他的外貌只在开篇用一笔轻轻带过“看外表，他很瘦”，接下去主要是通过揭示他自相矛盾的言行，用幽默嘲笑的笔调，印象式、漫画式地勾勒人物，让读者带着笑声走近这个人物，去感受他的滑稽可笑，同时也品味他的可悲可叹。他自诩“现代有为的青年”，却一事无成，“终年地闲着”c。他似乎很爱国，终日“忧国忧民”。一到危急关头却只爱他自己，逃得比谁都快。马伯乐厌恶自己毫无生气的家庭，曾三次离家出走，最终却都只有灰溜溜地回来，只能依仗父亲的钱财度日。他看不起父亲崇洋媚外，自己却对外国人点头哈腰，明明对方理亏他都要倒赔不是。马伯乐的口头禅是：“真他妈的中国人！”这句话表现了他很微妙的心理状态：自己身为中国人，却又从骨子里头瞧不起中国人。这看似一句牢骚话，实则揭示了马伯乐自轻自贱而又自高自大的心理。从他身上，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阿Q的影子呢？与阿Q一样，我们从人物身上感受到的并非只是一味的滑稽，而更多的是在轻松幽默中所透视出来的灵魂深处的黑暗。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男性的形象通常是强壮、勇敢、有为、理智、勇于承担重任的，并且常常以弱小女性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些在《马伯乐》中通通被打破了。看外表，马伯乐不仅瘦而且弱，小说里多处表现出“他的身体不十分好”。看性格和内心，马伯乐也跟“男子汉”的标准相去甚远。他总是抱着伤感、悲哀的心态看待一切。逃跑是他对待现实窘况的唯一的办法。他怀揣着父亲资助的钱去上海开书店，结果一本书没有出就倒闭了，钱全部被吃光用光。这个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妻活儿了。不仅如此，他还搜肠刮肚地哄骗太太的钱，太太对他恨铁不成钢。马伯乐也颇有几分小聪明，只是都用在贪小便宜或是投机取巧的事情上。家庭中，在日常事情的处理上，马伯乐的太太考虑问题比他更周到。比如当他们一家子在上海重聚后，两人讨论要往哪里逃难。马太太主张去西安，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家人；马伯乐考虑的则是哪里多熟人，哪里热闹就去哪里。梵王渡车站攻火车的时候， 马太太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住三个孩子，马伯乐却只顾了自己往前冲。等到终于挤上了火车，马太太为了照顾三个孩子，一夜未合眼，马伯乐则一个人呼呼大睡。马伯乐就是这么一个人：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但永远表现出历尽千辛万苦、受了万般委屈的样子。当他也流汗出力做点什么的时候，又全是无聊之事、无效之劳。更多的时候，他只为他自己行动着、存在着。总之，马伯乐这个形象从外表到内心都呈现出“弱小”的特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软弱、胆小、无能、庸俗、毫无责任感等种种个性，与人们传统观念中赋予男性的坚强、勇敢、有为、理智、勇于承担责任等“大丈夫”的品质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传统观念中“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通过马伯乐这一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消解。
马伯乐受到太太的轻视，更受到人生路上勇毅前行的萧红的轻视。萧红从小感受着“重男轻女”的恶习给她带来的伤害。因为是女孩子，母亲总是对她恶言恶色。而父亲留给她的是一个极差的印象：专制、严厉、冷漠、不可亲近，这是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第一个清晰的男性形象。在萧红的心目中，从小就发自心底里抵触和厌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并且播种下了追求女性的自尊和独立的种子。之后，她又接连遭遇了被男性欺骗、抛弃的命运，这进一步磨灭了男性在她心目中的理想色彩，更加增强了她作为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连曾与她共渡患难的伴侣萧军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人。在萧军的眼中，萧红一直是脆弱的，而萧红也因此非常不服气，他们的许多拌嘴也是缘于这方面的观点不同。萧红认为，传统观念中对男子的看法也不尽是对的，而女性也未必就比男性弱。她以前的作品对于这一点也曾表现出质疑，比如《生死场》中的王婆是一位坚强的妇女，而相比之下，她的丈夫则显得弱小。萧红曾经在《〈大地的女儿〉与 〈动乱时代〉》中说道：“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最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d从中也可以看出萧红的女性观、她的自信与自强。作为女性，萧红既有着坚定的自信和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肯定，又有着女性的细腻和温情，她渴望被尊重和理解，执着地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当她感到被身边的人轻视（尤其是来自性别的原因）的时候，自尊心极强的她感到被轻视的痛苦，并对轻视她以及一切女性的人投以怨恨的目光，因为怨恨产生不信任，不信任转为轻蔑，轻蔑又带来了她的小说中对男性淋漓痛快的讽刺甚至挖苦。
萧红一方面对男主人公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挖苦，另一方面对她笔下的女性寄予了无限的温情。马太太是一个非常平凡，甚至是有点平庸的女人，小说里写她为了将来能得到更多的遗产，每天很勤奋地读《圣经》来讨好公公婆婆，她的虚荣心也很强，喜欢与人攀比。但是不难看出萧红对她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而对于另外一位女性——王小姐，萧红的笔下更是充满了肯定与温情，比如写她跟马伯乐的那场短暂的恋爱，整个过程都表现了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和对对方的真诚，她恋爱中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那么自然真实。这些都与马伯乐的虚荣和矫揉造作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萧红通过马太太描绘出了城市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借助王小姐这一角色，萧红则更多的是想传达女性隐秘的情感世界。所以《马伯乐》中萧红虽然放弃了惯常的女性主角，但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传统观念中男性形象的否定和消解以及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与她以往作品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二
《马伯乐》是以抗战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的，但是它又有别于当时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它没有描写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也不同于为了激励民心、鼓舞士气而写的作品。萧红站在女性的角度审视战争，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逃难”，抒写了战时女性最真实的生活体验。
“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萧红的身影和身世：从东北出走，到极度苦闷地只身东渡扶桑……最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到香港，在香港因为身患重病，逃无可逃。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随着时代大潮进退起伏。“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e战争给作家带来的最直接的体验就是流亡和苦难，这是一种无奈、悲惨、让人同情的人生境遇。然而，小说的主人公马伯乐却热衷于逃难，并且乐此不疲，他的形象也是在逃难的情节中逐渐鲜明和完善起来的。芦沟桥事变一发生，他立刻从青岛的家中独自逃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逃难”旅程。这时候，他也许早已忘了“国”和“家”，而一个劲地沉溺在他逃难的乐趣之中。妻儿在他的钱快花光之前及时赶到，一家子又从上海逃到了汉口。在汉口，他还忙里偷闲，闹了一场滑稽的恋爱，之后终日无所事事。到要从武汉撤退的那一天，他又精神振奋，准备逃往重庆。战争形式在起伏变化，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也多姿多彩地变化着——本是为活命而逃，结果因为逃而充实了他的生活，甚至有了乐趣。萧红已不完全是在记录战时的生活，也是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着情节，人物滑稽的言行中充满了作者讽刺的潇洒自如及凌厉。这一切又都是在生动、滑稽的逃难情节中完成的。
这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萧红以女性经验所写的战时众生相。在人们都像马伯乐那样危急时自私自利、只求自保的心态下，战争环境就成了众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战场。强壮的男人无疑是占绝对优势者，女人、老人、小孩都处于劣势，优势者是必然要欺负劣势者的。抢米时马伯乐“挤着”、“撞着”那些女人们，抢到最前面去，还振振有词：“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平时那种读书人的爱面子、在女性面前彬彬有礼的形象荡然无存。将“优胜劣败哲学”揭示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成百上千人过一条狭窄的淞江桥的情形：“哭声和喊声是震天震地的，似乎那些人都来到了生死关头”，“强壮如疯牛疯马者，天生就该跑在前边。老弱妇女，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他们这些弱者，自己走得太慢倒没有什么关系，而最主要的是横住了那些健康的，使优秀的不能如风似箭向前进。只这一点，不向前挤，怎么办？”“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无抵抗之力，被稀啦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作者用反讽的手法，漫画式地勾勒出战时普通民众的真实面目，同时也包含了萧红深刻的女性体验。
上个世界三四十年代，人们面临的最基本的社会现实就是战争，战争粗暴地打破了人们相对平静的生活，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动荡的形势和离乱的日子给男女两性带来的影响又是不完全相同的。女性细腻善感又相对柔弱的性情使她们这一切感到忧惧，面对危难时容易惊恐，富有同情心也往往需要他人施以援手，恐惧、饥饿、死亡时时威胁着她们的生存。男性较粗线条而又阳刚的性情使他们鄙视柔弱，易表现出热情、表现出决绝，即使他们内心恐惧也会尽量掩饰，“男儿有泪不轻弹”，以维护男性在世人面前与生俱来的强者形象。萧红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且总因此而痛苦不安、忧郁善感。她曾发出悲哀的低吟：“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累赘又是笨重的”f。这是切肤之痛。所以她不会像一些男性（战时的强者）那样热衷于战争或者积极投入战争，她是非常厌恶战争的，她曾说过“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g。《马伯乐》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她的这种情绪。第九章写到群众在观看过路的士兵时，她用讽刺手法写到“观众们的鉴赏方法是非常高明的，冻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的一面，他们能够设法看不见；而专看那扛着枪的肩膀，和那正在唱着抗战歌曲的宽大的胸膛”。显然，她是从女性的悲悯之心和同情弱者的天性出发，关怀着士兵们的肌肤之痛之苦，同时又观照到他们的心灵，而这一面可能是他们自己也忽视了的。
在和平年代中一些容易被掩盖或忽视的东西，在战争动荡时期往往会更清楚地表现出来。逃难时旅馆和交通工具紧张，老板们都乘机提价。马伯乐一家从南京到汉口所乘的那只船的老板为发国难财竟置同胞性命安危于不顾，破得边行船边掉零件的危船照开不算，还几倍地严重超载，颤颤巍巍地每天来往于南京与汉口之间。这是一个为金钱而丧失了良心的商人。但最为讽刺的是他又最喜欢把“人要有良心”这样的话挂在嘴边，而且口口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私下里，船老板则反复地向马伯乐炫耀着自己的发财经。小说通过人物自唱自演的方式揭露了一个损人利己、善于钻营的投机商人的丑陋魂灵。应该说，作为一个敏感细腻而又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女性，萧红是特别容易感受到战时国民灵魂的阴暗面的；同时，作为一个善于写个人化感受又以揭示“人类的愚昧”为创作宗旨的作家，萧红用自己的笔对它进行了揭露和反思。《马伯乐》选材之所以不同于当时高扬民族士气的主流文学，正体现了萧红从女性的视觉审视战争，坚持自己人性主题的文学追求。
三
《马伯乐》中，萧红主要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完成人物塑造，全篇造成一种喜剧效应。在表述方式上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体现了女性作家天然的感受力和才华。
萧红以女性的敏锐善感，牢牢地捕捉住人物的某些生活习性并加以放大，通过夸张的描写在日常生活琐事中突出其可笑性，以达到讥刺的效果。第一部中写马伯乐只身逃难到上海后，生活上没人照料，他又是个懒惰成性的人，于是从日用品到自身的清洁都采用一个“刮”字：“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小木片刮”：“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进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处抱着乱搔刮一阵”。“刮”这个动作，活画出马伯乐的懒入骨髓。在这里，萧红可以完全放弃她的温婉性情和笔触，用如此直接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描写，突出、强化人物的丑态，让人要掩嘴而笑又要掩鼻而逃，甚至令人作呕……萧红可以既精心又随意地做到了。她甚至将一些生活细节进行反复描写，加强对人物刻画和讽刺的力度。比如写马伯乐逃难时住在一个卧房兼厨房的黑暗的房子里，他从不整理房间，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总是踢倒油瓶子或是盐罐子。这个细节重复了好几次。有评论者认为这“表现了萧红的啰唆”，是“漫不经心”的写作态度的体现h。我觉得这恰恰是萧红有意而为之的。女性，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注目于细微之处，甚至珍爱她们捕捉到的这一切并沉溺其中。而细腻善感的萧红，更是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并且在这些细节中体会到特殊的生活环境的意味，通过反复而不断强调，更深化了人物性格。萧红紧紧地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并且善于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揭示主人公虚伪和可笑的一面，从而达到嘲讽的目的。比如第一部中写到马伯乐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到中餐馆吃饭，总是先摸一摸椅子是否干净，看一看筷子是否干净，看完之后，“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讲卫生”、“干净”在这里是庄词谐用的反语，体现了萧红对主人公的嘲笑。这个看似很爱干净，实则邋遢的人到了西餐馆就完全是另一种表现：椅子，“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刀叉也是“看也不看，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萧红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放在一起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需过多的评论，读者对主人公的虚伪和可笑就已经心领神会了。小说接下来还写了马伯乐在中国商店和外国商店买东西的不同表现，他对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态度等等。萧红基本上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琐事（像煮饭、吃饭、买油、买菜、坐车等）来展现、挖掘出人物的种种个性的，而不是通过重大的、典型的事件，所以有评论者认为它是“琐碎”的⑨。其实，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即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往往是最自然、最放松、最无拘无束的，也许恰恰能体现一个最真实的一面。追求自然、本真的萧红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作为女性，关注生活的目光往往会不自觉地停留在一些日常琐事上，并且对此津津乐道，读出其中蕴涵的深义。
作为一个细腻敏感的女性，萧红特别善于捕捉人类尤其是女性的一些微妙的情感，并通过心理细节的描写展现出来。比如写二十三岁的王小姐渴望爱情但是情感又不顺心，当她收到将要订婚的前恋人送的花时：“她企图克制着自己，但是始终不能够。她的眼里满含了眼泪，她不知从哪里来的悲哀。她看一看紫色的小花，她觉得委屈。她听到客厅里的那些人连说带笑的欢笑声音，她就要哭了。”原本已经淡忘了的回忆重新被唤起，但马上又要彻底失去，将要失去的美好情感却又偏偏留下一丝牵挂，这是一种酸酸、涩涩的感觉。她害怕青春逝去：“时间走的多么快，小孩子变成大人了。再过几年就老了。青春就会消失了。”这是女性常有的心态，也何尝不是萧红自己曾有的心态？这时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那位呼唤“姑娘啊！春天到了”的女子。萧红在小说中还提出了男性在恋爱中表现出来的好追求神秘感的心态：得到的不觉得什么，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马伯乐对于身边的妻子毫无感觉，却对闺阁中的王小姐心向往之；当王小姐受感动主动向他倾诉时他故意冷落人家，但当王小姐拒绝不见他时他却越发觉得人家高贵。这种心态同样表现在一般人群以及其他事情上面，比如买包子，“包子就是买不到，人们就是越觉得满意，因为这包子是非常珍贵难得的”。萧红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这一存在于普通人中的心态：人们在追求一样东西的过程中因距离而产生神秘感，这本来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美好感觉，它甚至可以成为你追求的动力。但是当对这“微妙”感觉反复“玩赏”，极端坚持，自己不断美化这距离，永远停留于虚幻的想象，在失落和失望中自欺欺人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心态。本来是深刻美妙的情感体验和经验，在狭隘的心灵中被扭曲了，就变得无聊或痛苦。萧红借助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对这种畸形的心态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无情嘲讽。在充满嘲弄讥讽的文字背后，还是显露了女性和作为女性的萧红心的柔弱和绝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马伯乐》并不是如某些评论者所说的“显示了作者脱离了战时的现状和一般民众的关怀”的“落伍退步”j的小说，也不是一部“从内容到风格整体都是灰沉而琐碎的”k小说。它是萧红从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体验生活（战争），对女性情感和经验的抒写。萧红通过塑造男主人公马伯乐的形象，以女性的视角更新审视了传统观念中的“大丈夫”形象，并对此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和消解；它又是经历了艰难的抗战、艰难的人生的女作家，以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时种种生活体验的抒写；此外，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充分显示了一名女性作家观察生活和表述方式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