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宴会一周之后，科恩前往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部里的餐厅喝咖啡时，科恩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提到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对他的回国表示祝贺。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说到做到，那周还没有过完，他就带科恩到将军家去登门拜访了。将军的住宅离科恩在繁华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见面时将军却没能马上回忆起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将军的客厅里，当面感谢将军在阿根廷建议他返回叙利亚时，将军立即回忆起与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在德国买的上等烟叶送给将军，他记得将军一向是抽烟斗的。他告诉将军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作的努力，而且，为了表示亲近，他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谈着，其间，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这一个党能拯救国家。
将军把科恩送到门口时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科恩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对将军的初访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
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于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部里的门房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不用他出示身份证就放他进去。塞夫与科恩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科恩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谈起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就没个完。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正在苏联，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叙利亚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就是科恩从塞夫那里打听到的。他还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很快就感到，他朋友的升迁对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那年初秋，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
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这时塞夫与科恩打得火热，他俩每周都要碰两三次头。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塞夫仍带着他的女秘书，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她对她的上司一往情深。哈图姆的女伴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因为他与科恩不熟，存有戒心。
他知道他的行径一旦张扬出去，他就会失掉军职和军衔。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坚冰被打破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据此，科恩决定今后要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组织这种私人聚会。第二天他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当再次与塞夫会面时，他告诉塞夫他非常喜欢上次那种形式的聚会，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借给塞夫和哈图姆进行幽会。谈话中，他把哈图姆称为“我们英俊的朋友”。
整个冬天，这种聚会成了一种惯例。每两周塞夫和哈图姆至少要在科恩的寓所里聚会一次。他们一般邀请两三个女朋友，在科恩的公寓里度过了许许多多十分愉快的夜晚。
科恩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即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人员，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那位叙利亚上校和那位文职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二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
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然后，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政变带来的意外惊喜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科恩应允塞夫和哈图姆借用他寓所之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2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这位年仅37岁的军官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周密地研究了这份情报的价值。
虽然他们经常从大马士革这位间谍手中获得十分可靠的重要情报，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
然而一个月后，在1963年3月8日深夜至第2日凌晨，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科恩准确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他没去安曼，而是回到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政变结束的当天，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秘密情报局的发言人向新闻界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
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这位以色列间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击，占领了面对科恩寓所的总参谋部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这件事使科恩得以打入那个发动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他那麻利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他的朋友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
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议他回国，前不久还赞扬他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的行动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中大捞了一把，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这意想不到的事态的发展，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4月底，他送给哈菲兹将军一束附上他的贺信的鲜花。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做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聚会从“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开始，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民族的英雄
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昨晚他和哈图姆一同进餐时，打听到哈菲兹主席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据哈图姆讲，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指挥下在以色列搞破坏活动。主席建议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这个间谍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他的收音机，等待接受特拉维夫发来指示。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劈啪声，说明特位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科恩认识他，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他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来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马尔·阿明·塔贝斯，我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通通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西方佐尔格”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就在他被捕的当天晚上。在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总部发一封内容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的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3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间谍。新闻界正式公布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名以色列军人。”
科恩的被捕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恩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500多名与科恩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的叙利亚公民也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妇女，科恩的朋友沙伊赫·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亦未能幸免。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获得豁免。哈菲兹则赶快向新闻界讲述他那早有的高明的预感如今终于变为事实，并抢先一步公布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科恩的影响。一时间最荒唐的谣言和报刊电台宣传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陷入一种利害冲突和流言飞语的包围之中，处境极其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当地各家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开会，向他们转达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挽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报纸不要发表进一步的有关新闻，这样政府可以多方设法，采用各种手段营救科恩。新闻界人士向总理询问了有关科恩及其活动的情况之后，同意不发表任何可能妨碍营救工作的消息。
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外交人员，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接着，他们得知，尽管全力营救，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又以加倍的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均遭到大马士革的拒绝。
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上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拒之不理。
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5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但叙利亚对此建议未作任何回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抓住科恩不放。
直到科恩在大马上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告结束。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