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又恢复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招生，我太太鼓励我去考研究生。当时我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考什么专业？二是考哪儿？我大学的具体专业是实验核物理，但是，毕业后，没有从事过一天本专业的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之故，我在清华大学仅仅学了基础课，一点专业课都没有学到，考原子物理研究生自己觉得底气不足。但是，我在贵州的一个雷达厂工作了近六年，从事的是雷达天馈系统方面的工作，与波导和天线等打了多年交道，虽然微波理论基础并不深厚，但是有一定实际经验。这样，我最后决定报考林教授的研究生。当然，林教授的名气也是我当时报考他的主要因素之一。很幸运，我考上了，成为林教授的学生，从此，我就一直尊称他为林先生。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林先生身传言教，使我受益极大。首先，林先生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发展我国微波事业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年初二就到办公室了；从美国讲学半年多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令人难忘。林先生希望多带几个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于当时并不合理的研究生条例，使林先生的这一愿望多次碰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林先生说，趁我现在还有精力，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培养几个研究生有什么不好呢？其次，林先生并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恃才傲物，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恶习。尽管林先生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但是他一直很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权威架子。在我的印象中，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林先生说其他同行的坏话。林先生指导研究生认真负责。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有关非圆介质波导方面的课题。在准备论文的时候，碰巧林先生也在准备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资料，非常忙，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先生仍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指导，看到他这样忙，有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硕士论文完成后，林先生对论文进行了仔细审核，称赞说论文写得不错，对我鼓励极大。以后，我一直从事光纤和光缆方面的工作，与当时选非圆介质波导作为硕士论文实在是有很大关系的。最后，林先生的教学和打分也别具一格，充分反映了他不因循守旧的特色，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上林先生的微波网络课结束时，林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一个课题，这一课题较大，相当于写一篇小论文。我们写了一个多星期，写了近 20 页纸。最后成绩是皆大欢喜，所有上此课程的人不是得100分，就是得95分。学校教务处的人问我，林先生是否真正看过？实际上，林先生是认真审核过的，我的文章上就有不少林先生的修改之处，有些很微小的错误都被他发现并改正。林先生给我们几乎一样的好成绩，实际上是对国内过分注重考试分数的一种批判，他告诉我们，分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实际科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