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加退休教授 李警钟
从小品学兼优，是我学习上的启蒙老师
我妈妈家兄弟姊妹一共五人（见全家合照），我妈妈排行第二，称为二姐。林为干排行第五，但按男性排列为老三，所以我称他为三舅父，他比我年长九岁。他读大学时，我才读小学。我自八岁起便寄养在外祖父家，从小便与三舅父住在一起。他从小就品学兼优，中学时考入了全省教学质量第一的广雅中学，大学时考入全国著名的清华大学，留洋时考入世界闻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入读当时全世界最尖端科技之一的微波技术工程科学。每当寒暑假回家，我妈就叫他指导我的学习，他对我妈妈说，要抓紧这两门主课，即国文和数学的学习。初学数学要扎实地把加法的进位，减法的借位，乘法的九因歌。学到“滚瓜烂熟”是基础的基础，不能马虎混分数，混过去。国文科注重理解课文的内容，要将长文变短文，而不走样。还要注重作文造句，提倡写日记，加强写作锻炼，就像学中国功夫，要从学“扎马”起，“扎马”功夫不扎实，便会变成“花拳”，经不起一击。他的这一席话，对我起了启蒙和指导作用，终身受益匪浅。
追求真理，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
他1951年8月从美国回国，初时对反映新社会意识形态的许多用语，不明其理，若有所失。1952年在大学范围内，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学习，人人都要通过评议。评议合格才算过关。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自己骂自己吗？我说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弄不明白，才在思想学习班通不过，我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每个人思想改造中“吐故纳新”的一种工具，把思想中老旧的，从旧社会传染过来的旧东西，自我清查出来，将之吐出，留下空位容纳从新社会学来的新东西。他听了不做声，过了一阵，却说出了一句“子教三娘”的话。我说现实如此，普遍存在年轻教师帮助老年教师“吐故”。交流过后，隔了一个星期，我去看望他，他说我毕业了，生态得意自在。
195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华南理工学院他所领导的电讯系当助教。那时我已是资深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入党呢？我说不够条件入不了。他说你都入不了，那我就更不用说了。我说你的条件比我强多了。第一你的出身成分好，外祖父是老师，是自由职业。当时大学里绝大部分教师出身不是官僚地主，便是资本家。我的家庭成分就是“华侨地主”，比你差多了。第二你的个人历史不仅简单明了？而且还有众人皆知的爱国豪情，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抛开在美国的优越条件，毅然乘船回国，路过香港还被港关当局困在船上不准登陆，后蒙祖国的紧急救援，才返回大陆，这段光荣历史比之抗战初期，北京上海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毫不逊色。我没有经历如此考验的光荣历史。第三你是教授队伍中顶尖人物，在微波技术领域，能够带领科研队伍开展新局面的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如你有意向必然会得到悉心裁培。而我只不过是成千成万助教的一员而已，不可能有破例的特殊待遇。他听了我这一段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后，加强了信心，再经过几年的锻炼，57年他光荣地入党了，成为又红又专业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而我直到出国前还是一介群众，书呆子一名而矣。
品格高尚，是我学习榜样
我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家道中落，侨汇又不到，生活处于困难状态，本想向学校申请当教辅人员补贴生活费用，他知道我这种处境，叫我读完最后一年，他每月给我十元作为生活费用，当时十元很值钱，能买许多东西，解决了我专心读书所遭遇的困扰，时至今日，我想起此事，都心存感激。
1959年国家遇到三年天灾，经济困难，人民生困苦，当时每人每月只配二十一斤口粮，半斤食油，处于半饥饿状态，此时我已经和海外亲人取得了联系，他们生怕影响我们的健康，便从香港按月寄回盒装花生油和白糖，我拿了一些支援他，料不到他婉拒了，说他们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和群众一起经受生活困难的考验，又说国家有“特专补助”不要为他担心。俨然像位久经锻炼的革命老干部，能不令我刮目相看，自知不如。
1985年我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美国GET所属的一间“加拿大国际通讯公司（简称CCI）工作，当时中国有一个微波通讯工程项目”，向国外公开投标，CCI 为参与竞标工作，聘用我担任该项目的顾问，经常回国与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使他们了解CCI技术的先进性，稳定性和经济性。1986 年 CCI 代表赴成都与四川省同行进行技术交流，我邀请三舅父参加了，我想他能对CCI技术讲几句好评的话。他对我说，我现任全国微波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了任何一句话都会影响公开招标的公平性，他请我体谅他的处境，我听了后觉得惭愧，再也不敢为难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