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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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党外杂志,是在家里的抽屉瞄到的。我一页一页翻,既震惊又痛苦,“政府”那么好,党外这些人太坏了,专门攻击“蒋总统”。我真的无法相信爸爸居然会去看这种反政府的东西,那时候有种人生观就要崩塌,却又还没崩塌的感觉,那种剧烈冲击只有一直到国中第一次看到色情书刊才可比拟。可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没隔多久,我就已经帮忙去书店买党外杂志了。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帮忙买党外杂志的经历:他都先跟老板偷偷说要“那个杂志”,这时候老板会很例行地问:“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点点头,老板不从玲琅满目的杂志中找出来,反而从柜台书桌下面拿出一个已经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杂志递过来。可是,因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单买杂志,还要搭配一下其他东西,这时就可以趁机用爸爸的钱来买些彩色画册。为什么要小孩子去买呢?因为不太会被注意,小孩子也乐意去买。听完之后,大家赫然发现,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被“利用”过的经验。

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的项目叫“春风”,那时候,很多事警总已经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编辑们还是要跟警总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里的塔利班分子一样。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印,连社长都不知道,整个杂志社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负责监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厂都有代号,每个电话号码都是代号,只有监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么,好像在演谍战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一本书要等装订好后才算正式出版,这样才可以查禁。所以警总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厂门口,书一装订好,就可以查扣。而为了反制警总,党外杂志送印时,也会派人到印刷厂“监印”,其实就是“护镖”,警总来查扣杂志时,双方常演出拉扯推挤叫骂对峙的场面,印刷厂变PK场,双方都在抢书。

有些比较“敢”的警总人员,就干脆便衣行动,直接冲进印刷厂,抢走未装订好的杂志、样板和底稿,所以印刷厂也会多准备几套版,如果这个厂的版被抢走了,还有其他印刷厂正在秘密地印着,这样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记好车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飞车拦截,搞得党外杂志也要利用当时台湾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车来送书。

那时候的党外杂志社门口,几乎都有一个用来烧金纸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专门烧作者底稿用的。这些邀稿常都大有来头,报社记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内幕,可是外面报纸又不给登,于是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他们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笔名,为了不让他们的真名和笔迹被认出来,因此要把底稿烧毁。还有那些印刷厂,印这些党外杂志常常会被查扣,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老板其实也是支持党外的人士,有理想才能这样搞。

毕竟警总人力也没办法一直负荷这越来越多的杂志,在多次交手后,两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厂继续印,他们就不管,有时候双方也会谈判讲条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谓“涉嫌煽动叛乱”的“不妥”词句,或者说,如果预定发行1万本,通常会多印1000本给警总人员查扣。他们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为不打不相识,偶尔还会出现与警总人员混熟,双方在动手前先敬烟,聊聊近况,展现出很有爱的温馨场面。咳!你说做一个鹰犬容易吗?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鹰犬,还要会街头干架,真是吃力不讨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给地方警察去做。对于警察来说,抓杂志又不是他们的本职,还不如去抓嫖娼简单,如此这般,警察在执行这些工作时,常有些阳奉阴违。

这专案名称取得也真够好了,“春风”,真是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就在不断被禁又不断借壳还魂的状态中循环出现。

基本上党外杂志从印刷到发行的流程,都跟当时不合法的黄色书刊差不多,这种猫捉老鼠的行动,一直持续到解严后几年。小的时候偷偷卖党外杂志的书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摆得琳琅满目,我那时问老板卖得如何,他只摇摇头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卖。”再过几年,政论性杂志也越来越少。现在台湾政论性杂志,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大概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去了。

那十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当初办杂志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云,也有人下海经商致富,当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种田。还有一种人,为了坚持理念,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解严前后,也是两岸终于开始有接触的时候,对于大陆出版的书籍,借着学校学术交流研究需要之名进口,警总对这种事也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很多在台湾上学的香港学生也专做这种掮客的生意,赚些零用钱花花。在大学图书馆里,以前大陆书跟禁书都会在“限阅”区,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类里,本科生、研究生书架上有几本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点,在台湾清华大学,调查局人员趁着天刚亮,突破校园的层层保安机制,直接闯进学生宿舍押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清晨时分,宿舍灯光突然大作,风声鹤唳又鸡飞狗跳,吓坏所有研究生宿舍里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藏的藏,收的收,还有很多人干脆直接把书往窗外丢,白花花的纸片像雪一样落地,学校的气氛变得严肃紧张。过了两天才知道,这次行动不是针对大陆书的,那这就还说得过去,要是学生手上有大陆学术书就被抓的话,那全台湾文史科系都可以关门大吉了。

原来调查局认为这位历史研究生参加叛乱组织,手上会有叛乱书籍,所以就决定抓他。这次偶发事件,却意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刑法一百条(思想叛乱罪)运动”(详见61页),这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后一道槛。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