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和申公豹都想争取下昆仑山的机会。元始天尊命他们进入天书之中，以察看他们的参悟之心。果然，他俩对天书的解读大相径庭。这个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一处名胜古迹，它屹立人间数千载，被誉为天书。那么，人们对它的参悟又如何呢？
在贵州省关岭县距黄果树瀑布约7千米的红崖山上，有一块长100多米，高30多米的浅红色绝壁，上面刻着20多个神奇的符号。它们横不成列、竖不成行、似篆非篆、若隶非隶，既像文字，又像抽象画，人们叫它们“红崖天书”。那么，到底是谁在这处荒山野崖上写下了这些怪异的符号？它们又昭示着什么呢？
红崖览胜
五百年来，无数学者前仆后继地研究这些符号，力图破解其中的秘密，可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众人信服的说法。对天书的成书年代，有人推到上古或更久以前，远远突破了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架构，有人围绕发现它的时间寻找答案。也许，红崖天书的魅力就存在于这种地理奇观和人文氛围的纠葛之中。贵州省关岭县，因境内的关索岭得名。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古时属于“鬼方”、“夜郎”，其地势险峻，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帝称其为“滇黔锁钥”，并题匾挂在古驿道的御书楼上。关岭县7千米之外，就是有亚洲第一大瀑布之称的黄果树瀑布。这里人杰地灵，充满奇特的神话韵味。清代田雯在《黔书？关索岭》中记载，红崖所在的“关索岭”是乌蒙山的支脉，关索的得名据说来源于关羽之子关兴。蜀汉立国后，诸葛亮南征蛮夷，七擒孟获，作为大将的关兴，被这里的百姓赞为“关帅”，“帅”与“率”是通假字，后来又误把“率”写成了“索”。红崖山又称晒甲山，相传当年蜀军与孟获交战，曾败退到红崖山。士兵们卸下铠甲在山坡上晾晒，晒甲山由此得名。后来，山里的彝人常能听见山洞里有铜鼓之声，看见崖上有红光如火，于是大家就每年都到这里拜祭。传说固然是传说，然而这里的古驿道上，至今仍有诸如孔明塘、关索洞、马创井、孟获屯这些与蜀汉南征故事有关的地名。14世纪之前，很少有关于“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到了明代，一位名叫邵元善的诗人四处游玩，途经这里时发现了“红崖天书”。他被“天书”深深地震撼了，感慨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诗中写道：“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至此，“天书”才为世人所知。
解读天书
在这首作于1546年的《红崖诗》中，诗人形象地描绘了红崖天书的各种神秘符号，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天书与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的传说结合起来，描绘了诸葛亮在崖壁之上教南人图谱、歃血为盟的故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的清朝。田雯的《黔书？碑》写于清朝初年，书里说“黔永宁有诸葛公碑”，指的就是“红崖天书”。清道光年间，关岭进士杨茂材写了一首《红崖诸葛碑》诗：“晒甲晴霞共石壁，上有凤鸾飘泊迹，州忱淋漓血凝碧。梯云耕拭重摩挲，骇疑篆隶惊蚪蝌，风雨不衰神灵呵。”因此，人们都以为这红崖天书就是诸葛碑。然而，到了清朝咸丰年间，考据之风盛行，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地从史料书文中取证向实物考古的方面发展，使得人们对红崖天书的破译也结合了实践的精神。于是，便有郑宣辉、庄病况和张焕文等人开始对“诸葛碑”的说法提出质疑。
郑宣辉在《红崖碑》中写道：“谁人岩畔写真形，篆留书成勒鼎铭。疑说武侯宣秘籍，应教钝汉傲图经。”他在诗中流露出对“诸葛碑”说法的否定，重新对天书的起源时间发起探讨。学者邹汉勋认为红崖天书“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他首次把天书里的符号含义解释为：殷高宗攻克鬼方之后，东还经卤，此地郡长归顺，殷高宗又分兵两路，东进义播，南去自由。还有人认为红崖天书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把黑水引入三危（地名）归南海之后留下的纪功碑文，名曰“三危禹碑”。清代庄善则认为天书形成的时期，应该属于《山海经》中提到的上古赤水古国。从天书发现的年代来看，最早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而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有的学者从文字角度对符号进行分析后，得出几个字来：“允”、“丙戌年”。当这几个字与明代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时候，立刻会浮现出一个谜一样的故事：1402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他的孙子、21岁的朱允72继位，史称建文帝。可是，这引起了他的叔叔——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的不满。不久，朱棣带兵攻打南京，四年之后，攻下南京。建文帝则在宫中的大火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一年是1406年，农历丙戌年。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根据天书上的片段痕迹，猜测他也许来到了贵州。更有人根据这段故事，破译出“天书”的内容是建文帝所颁的一道“伐燕诏檄”。文中列出燕王朱棣篡位的罪状，号召天下臣民拯救社稷，讨伐燕王。由于当时锦衣卫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废帝，所以作者不得不用巧妙隐晦的“天书”形式发布檄文。正当大多数学者还在中原汉字文化的范围里考据的时候，清代学者赵之谦提出了天书符号是“苗民古书”的说法。他认为，关岭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民”就是千百年来居住在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即“天书”并非汉族文字。有一位彝文学者，提出了红崖天书是“原始彝文”的说法。他根据对天书的“翻译”，讲了一个故事：陋、侯两个部落出兵攻打古糯（即贵阳），士兵多得像密密麻麻的松林，勇猛善战，掳获了很多妇女和羊群。后来，他们又联合德余部落攻打南边的濮人，占领了濮人的城池。从那以后，住在各地的彝人和汉人，互相尊重，共同生活。
这个故事充满原始蛮荒气息，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不过获胜的部族却能够与周围的居民们和平共处。也有研究彝族的学者认为，当地的彝族，自古以来就有奉鬼祭神的习俗，天书可能是彝族巫师涂写的除鬼避邪的咒语，以祈福消灾。巫师把古老的彝文进行变形，为其增添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气息，以达到对信奉者的威慑作用。有些人把天书与彝族流传下来的巫师“符咒古书”相对照，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有微妙的相似之处。无论是“诸葛碑”、“三危禹碑”、“苗民古书”还是“伐燕诏檄”，这些观点都证明了红崖天书的人文价值，即把天书的内容描绘成一段史迹或传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一部分人完全摒弃了天书属于文字的猜测，开始把视线转向大自然，转向地理勘探领域。这部分学者认为红崖天书并非人力所为，而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符号，是岩石中的朱砂、水银之类的矿物质历经岁月沧桑所显示出的自然花纹。所以，这个奇观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可称为古迹，却不可称为书迹。所以对它的法定称谓应该叫“红崖古迹”。红崖天书到底藏了什么天机，让众多学者花费几百年的时间对它百思不解？也许在这些假设中就有一个是历史的真相，也许天书压根儿就是“好事者”的杰作，也许直到有一天天书被大自然永远地抹平，人们也不会从中找到什么秘密。索性，就静静地端详它，感受它带给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把自己的解读讲给别人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