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加尔文派的理论，情况就是这样。按照那个理论，人的一大罪过就是任性。人类所能履行的所有善行都包含在服从之中。你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于是你必须作。没有别的：“凡是不是义务的事情，就都是罪恶”。人性本质上是腐败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当他身上的人性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前，就不可能得到赎罪。对于一个持有这种人生理论的人来说，消灭其自身的任何人类官能、能力情感都不是罪恶。除了需要一种使自己屈从于上帝的意志的能力以外，人不需要任何能力。而且如果他运用其任何官能，也只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服务于那个设想的意志的话，那么他不如没有其他官能还好些。这就是加尔文派的理论；许多自认不是加尔文派的人也以一种缓和的形式持有这种理论。其缓和之处表现在对被说成的上帝的意志对禁欲作出了一种比较温和一点的解释；声称神的意志是人类应该满足某些自身的愿望；当然不是以他们自身所愿意的方式，而是以服从的方式，也就是说以权威或当局者为他们所规定的方式；因此也是依照事物的条件所规定的方式。这一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视同仁。
目前在社会上，对这种狭隘的人生理论和它所庇护的受到挤压和死板的人类性格有一种强烈的赞赏，只是表现的形式比较狡诈。许多人无疑真诚地认为是他们的造物主要求这样地对人加以束缚和矮化。正如许多人认为树被截去了树梢，或者被刻成动物的形状要比它们天然生长的形状更为优美。不过，如果宗教的任何一部分相信人是由某一善良的人制造出来的，那么与那个信仰更加一致的就应该是相信这个上帝给予人一切功能的目的是指望它们能够得到培养和发展，而不是被铲除和毁灭；相反它为它所创造出来的人越发接近它在他们身上所要体现的理想概念，为他们的理解力，行为能力，甚或享受能力的每一增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关于人类的擅长，还有一种不同于加尔文派的理论；那就是人性之所以作为其天性而授于人类，不仅仅是为了要受到克制，还有其他的目的。异教徒的“自我肯定”与“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样，是人类价值的要素之一①。希腊有一个自我发展的理想，柏拉图的和基督教的自治的理想与之相混为一体，但却不取代它。也许宁做约翰·诺克斯，而不要做阿尔西比得斯，但是做派里克里斯又比做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如果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派里克里斯的话，他一定也会有约翰·诺克斯的一切优点。
①见斯特林（Sterling）论文集
我们不是要通过磨平他们自身身上所有的个性来形成一个一致性，而是要在他人的权利和利益所许可的范围内，培养和唤起一切属于个性的东西，使人变成一个所期望的高尚而美丽的对象；同时由于这个工作分享了从事它的人们的特性，因而通过这一过程人的生活也会变得丰富而多样，生气勃勃，给崇高的思想和情感更多丰富的养料，从而加强了把每个人与其种族相连的纽带，使种族更加值得每个人引为自豪。他的个性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而每个人对它也变得更有价值，从而每个人对他人也更有价值。这时对于他个人的存在，生活（生命）也就更加充实，当各个集体生活更充实时，那么由它们所构成的集体生活也将更加充实。为了阻止人性中较强的成分蚕食他人的权利，因而对它所进行的必要的压抑也是不可免除的；不过对于这种压抑即使是从人类发展的观点来看也是得到了充分的补偿的。在个人因伤害他人的倾向受到阻止所丧失的发展手段，则主要是从他人的发展中得到补偿。即使是对他自己来说，对其天性中的自私部分的抑制，也从其社会性部分得到的较好的发展中得到了完全相等的补偿。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原因而严格遵守正义的规则这样就发展了以他人的利益为目的的善良的感情和能力。但是如果仅仅由于不能使他们感到愉快便对一些对他们利益没有影响的事物加以限制那么除了在抵制限制中能展现性格的力量外，不会发展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默许这一点，那么它就会使整个天性麻木和迟钝。为了使每个人的天性都能得到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最根本的就是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这种自由在一个时代实行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对后人来说就具有多大的价值。只要在那个专制下人的“个性”还存在，那个专制就不可能产生最坏的后果。任何摧毁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不论它可以叫个什么名字，不论它是否自认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人的指令。
我已经说过个性与发展是同一回事，而且只有培养个性才能够产生或者才会产生良好发展的人类。在此我可以结束这个论证了。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有什么更多的或更好的可以说呢，如果那个条件可以使人类本身更加接近他们能够成为最好的事物的话？至于善，还有什么能比阻止善的发展更坏的对善的阻碍呢？无疑这些考虑都还不足以使最需要说服的人信服。还必须进一步说明充分发展了的人对于欠发展的人是有某些用处的，要向那些不渴望自由，同时自己也不想利用自由的人们指出，由于他们允许别人去利用自由，而没有进行阻碍，他们也可以得到某种可以理解的报偿。
第一，我想说他们也许可以从那些充分发展了的人那里学到某些东西。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独创性在人类事务中是一个有价值的要素。我们不仅经常需要一些人发现新的真理，并且指出有些曾经是真理的东西现今已不再是真理了；而且也需要一些人进行新的探索，在人类生活中作出更加文明的行为和更加高尚的趣味和意识的榜样。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他不认为这个世界在所有方面和实践上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的话。诚然，并非每个人都能作出这种贡献。在整个人类中，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如是。他们的经验如果被别人采用的话才可能对已经建立起的实践有所改良。而这少数的几个就是大地的精华；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将变成一潭死水。他们不仅引进了从前不曾存在过的美好事物；而且他们保持了过去存在过的美好事物的生命力。如果没有新的事情需要人们去作的话，人类的智力也就没有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些日复一日墨守成规的人，常时忘记了为什么要做那些事。他们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就像畜牲，而不像人的原因吧？因为在那些最好的信念和实践中有种过于强大的向机械化退化的趋势，除非不断地有一批人，他们用不断复活的独创性来阻止那些信念和实践变成单纯的传统，否则这种僵化的东西就将无力抵制任何真正具有活力的东西的最小的撞击，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文明可能像拜占庭帝国文明那样走向死亡的原因。确实，有天才的人是少数，而且也可能总只是少数；但是为了得到他们就必须保留适合于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中自由地呼吸。根据词义，有天才的人就是具有比旁人更多个性的人——因为他们很难把自己塞进社会（为免去形成他们自己性格的麻烦）为他们准备的模式，而不受到压缩的伤害。如果他们由于胆怯被迫同意进入了那些模式，同时让在压力下不能得到伸展的部分不伸展，那么社会也就不会由于他们的天才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们的性格坚强，能够打破束缚，那么他们就成为了社会没有能使之蜕化为平庸的一个样板。社会常用“野蛮”，“乖僻”一类严正的警告责斥他们，宛如人们抱怨尼瓜拉河没有能像荷兰的运河那样在两岸之间平稳地流淌一样。
我如此强调天才的重要性和允许其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自由伸展的必要性，是因为我深知不会有人否认这个见解，但同时我也知道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对它全然漠不关心。如果天才能让人写一首动人的诗，或画一幅画，人们肯定会认为天才是一件好东西；但是从本意上讲，关于思想和行为的独创性，尽管没有人说那不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东西，然而在内心里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没有它也能做得很好。不幸的是，这一点是太自然了，根本不值得奇怪。独创性是一件没有独创性脑子的人感觉不到其用途的东西。他们看不到独创性会为他们作什么。他们怎么能看得到呢？如果他们能看得到独创性能为他们作些什么，那它就不是独创性了。独创性能为他们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他们的眼睛，一旦他们的眼睛完全被打开了，他们自己也就可能具有独创性了。同时，请记住：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是有人第一次做了，那件事就会永远也不会有人做。所有现存的美好的事物都是独创性的果实；不过人们也应该谦虚一点，因为还有不少事物有待独创性去完成；同时要清楚人们越是意识不到对独创性的匮乏，人们就越需要独创性。
说得更切实际一点，不论你对真实的或设想的的智力优势可以如何地承认或推崇，全球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平庸在人类中处于主导位置。在古代史中，在中世纪以及在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的漫长过度时期中，个人本身一直是一势力；如果他具有很大的才干，或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势力。而现在个人则完全消失在群体之中。说什么在政治生活中现在是公众舆论（意见）统治世界，那几乎是浅薄。唯一应该获得这个名称的势力是群众的势力，而政府只有使自己成为了群众的倾向和本能的喉舌时，才可以说是政府的势力。这一点在私人生活的道德和社会关系中如同在公众事务中一样，同样是正确的。因之打着公众舆论的旗号的人的意见经常并不是公众的意见；在美国，他们只是全体白人；在英国，则主要是中产阶级。不过他们经常是一个群体，也就是说，一个平庸的集体。而且更新奇的是现在这个群体的意见并不是来自于教会或国家中地位高的人物或公开的领袖，或为书本。他们的思想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替他们形成的，他们用他们的名义，听任一时的冲动，通过报章发表讲话或发表言论。我并不是在抱怨这一切。我也不是断言任何好一点的东西通常都是可以与当今人类思想的低下状态相容的。但是这并不阻碍平庸的人的统治变成平庸的统治。任何一个民主政治的政府或大贵族政治的政府，除非这个多数人的君主自愿地接受一个或少数几个有较高才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建议和影响（在他们的最佳时期他们经常是这样的），其所培育的政治行为，或舆论，品质以及精神状况方面就都未曾或不能超越平庸。所有明智的和高尚的事物的发端都是来自，而且必然来自个人，一般开初来自某一个个人。常人的荣誉在于他能够追随那个发端，他能够本能地响应那些明智和高尚的事物，并且睁开眼睛接受它们的指引。我并不支持那种“英雄崇拜”，为那种强行夺取统治权的政府，以及不顾世人的需求，强使世人听从其吩咐的天才的强人喝彩。天才的强人所能要求的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而强迫他人走那条路的权力，则不仅是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和发展不相符合，而且对那个强人本人也有腐化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只有当大多数常人的意见在四处都成为或正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势力的时候，那些思想境界更高的人越来越表现出的个性才可能对那种趋势构成为一种平衡和纠正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极少数特殊人物不应当被威慑住，相反他们的独特的行为应在群众中获得更大的鼓励。而在别的时期，除非他们不仅行为独特，而且比别人做得更好。否则他们这样作，没有多大好处。在当今这个年代，只要是不墨守成规，只要是不屈从于习俗，本身就是一个贡献。十分显然，由于意见的专横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把怪僻都变成了一个谴责的对象，所以为了打破这种专横最好是人人都变成行为古怪的人。凡是性格的力量强大的时候和地方，古怪的行为也总是层出不穷。所以在一个社会里怪僻的数量通常都与它所包含的天才，精神力量以及道德勇气成正比。因之于今敢于独立特行的人如此之少，正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