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6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荷兰汉学家高延（也译作“哥罗特”），因为他在柏林大学教过好几个月的书，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都是在柏林出版的，很多人把他看作德国汉学家。他的这张照片代表了当时欧洲学者的形象——严谨、精干。他被认为是把社会学引入汉学的第一人，同时也被认作是民族社会学之父，以及最重要的荷兰汉学家之一。
附录11.1
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
中文名：高延。中文译名：严·雅可布·玛利亚·德·哥罗特。
荷兰汉学家。生于1854年，逝世于1921年。他曾于1878年进入荷兰殖民部门工作，在中国厦门、荷属东印度爪哇等地担任中文翻译，同时从事中国宗教方面的研究。1890年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讲授有关荷属东印度的地理学、民族学课程。1911—1921年担任德国柏林大学教授。
高延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了中国宗教方面的鸿篇巨制外，他还有有关儒家、道教、中国民族学、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历史的研究专著出版。
第二位将社会学引入汉学的人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我认为他的贡献比高延更大。葛兰言原本是社会学家，而不是汉学家。他的书籍很重要，但他在美国是不可以触碰的“雷区”，在美国几乎看不到他的书。他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是一样的，都有political correction。葛兰言有两本非常有意思的著作：一本是谈中国对家的观点Marcel Granet：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ée. (= Lvolution de lhumanité； 25)， Paris 1929.德语译本：Die chinesische Zivilisation. Familie， Gesellschaft， Herrschaft.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Kaiserzeit. bers. Claudius C. Müller，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5.，另一本是谈中国思想、思考方式。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Albin Michel， Paris 1934.德语译本：Das chinesische Denken. Inhalt， Form， Charakter. bers. Manfred Porker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5.他还有一本书是谈《诗经》Marcel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Bibliothe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1929.此书的中译本为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虽然他把《诗经》从法语翻成英语并于1939年出版，但是在美国没有人会提到这本书。葛兰言认为《诗经》写得非常出色，认为作为民歌的《诗经》应当从民歌角度予以分析。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常常将爱情诗看作是歌颂君主的诗，但是葛兰言认为爱情诗就是爱情诗。我也是用葛兰言的观点来对《诗经》进行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望在2013年出版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
附录11.2
Marcel Granet (1884—1940)
中文名：葛兰言。中文译名：马塞尔·格拉内。
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1884年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的学生。葛兰言运用社会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而且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宗教的研究。代表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中国文明》等一系列专著。
美国汉学充满了ideology（意识形态），高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他的书很重要。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sine ira et studio（没有愤怒和过度的渴望），即不应该有怒、不应该有爱，而是要用相对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尽量这么做。比如说我喜欢中国，但是对于中国不太好的地方，还是应该指出来。我昨天在杭州做了关于文学评论的报告，我写过很多书评，包括我的“对手”在内，如果“对手”写得很好，我会赞扬他们；而如果朋友有不足的地方，我也会公开地指出来，这就是学者应该有的客观态度。
高延开始学习中文，进入汉学的契机是什么呢？我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仅有四万多平方公里的荷兰，但却拥有众多殖民地，比如印尼、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呢？马来西亚、印尼有很多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只要会中文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问题，不需要学外语。当时的马来西亚属于荷兰，中国人却如此之多，因此荷兰需要懂中文的人来帮助他们和马来西亚人谈判，我想这是非常有逻辑的推论。高延决定学习中文来帮助荷兰人的此类谈判。那为什么在荷属马来西亚、印尼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呢？这个跟烟叶（tobacco）贸易有关。荷兰的卷烟业是非常有名的，其中最为著名的牌子是Javaanse Jongens。马来西亚适宜种植烟草，但是谁来从事种植业呢？是荷兰人还是本土的马来人、印尼人呢？都不是，因为种植烟草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他们请来中国的南方人，比如福建的人去从事这项苦差事。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那些中国人会同意去那里种烟呢？因为在19世纪在福建很多人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因此他们同意坐船去马来工作，在那里生活，赚了钱之后有些人可能还想回中国，也有些人愿意一直留在那里。因为中国人能非常努力地工作，吃苦耐劳，德文中至今甚至还有Kuli（苦力）这个词，这是中文影响到德文的一个例子。那为什么荷兰人不用马来人呢？或许他们不合作，或
附录11.3
Zwi Werblowsky（1924—）
中文译名：茨维·韦伯洛夫斯基。以色列著名的比较宗教学教授。1924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0年底，他随家人搬到“以色列地”（Erets Yisrael），在那里先后就读于几所正统的犹太小学。1945年，他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日内瓦大学博士学位。他在英格兰执教五年后，于1956年移民至以色列。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比较宗教学
系的创始人之一，并在那里任教一直到1980年荣休。他在多家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任要职，研究领域也非常广泛，几乎涉及世界所有重要宗教的历史与现状。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这本书，是柏林的汉学家魏汉茂主编的一本书The beaten track of science — the life and work of J.J.M. de Groot（《学术的因循守旧：高延的生平与著述》）R.J. Zwi Werblowsky， 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The beaten Track of Scie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J.J.M. de Groot.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10 der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作者名为茨维·韦伯洛夫斯基，此人我没有听说过。
而魏汉茂的名字你们应当记住，他是专门研究汉学史的专家，曾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编辑过大量这方面的著作。虽然他喜欢陈述，但是一点也不无聊。这本书同样是在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欧洲重要的汉学出版社，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家出版社的书都很不错，并且很长时间以后也不会黯然失色。
附录11.4
Hartmut Walravens (1944—)
中文名：魏汉茂。中文译名：哈特穆特·瓦拉芬斯。
德国汉学家、目录学家。生于1944年。曾受业于著名汉学家福克斯（Walter Fuchs， 1902—1979）。多年来一直担任柏林国家图书馆官员。编有多种早期汉学家的论著。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来，那么，高延为什么学习中文呢？在马来需要学习闽南话，因为很多劳力是福建人，所以高延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厦门学习了闽南话，而不会当时的北京官话，当然
也无法在北京进行交流。高延是天主教徒，他认为宗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一个国家，比如西方人应该从宗教来了解中国。
对他来说，中国的宗教完全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思想，他在厦门意识到了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宗教。高延去过两次厦门，第一次他作为学习闽南话的学生在那里待了一年，第二次待了三四年，不仅学会闽南话，还研究当地的宗教，无论当地的寺庙里有什么或者需要什么他都会事无巨细地纪录下来。
高延出生于被称作斯希丹（Schiedam）的一个城市，是鹿特丹大都会区的一部分。该城位于鹿特丹市西面。他父亲是开酒厂的，生产荷兰有一种非常有名的白酒——杜松子酒（Genever），英文叫做Gin，但后来厂子倒闭了，高延家道中落，生活贫困。此时的他说出了一句可以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青年的一句话“我想看世界”，为此他想去做水手，可惜没有人要他。但是他发现，如果去殖民地做官员的话，可以出国看世界。于是他去了代尔夫特（Delft），在那里上了印度殖民研究所，学习如何做一名殖民地官员。代尔夫特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镇，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六个据点之一。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国的瓷器引入荷兰，并由于仿制青花瓷而产生了代尔夫特青花陶（delfts blauw）。在这之后，高延去莱顿（Leiden）学习了闽南话，此时的莱顿已经是研究亚洲的中心了，很多学者都会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当时没有汉学，只能学习语言。那他为什么去厦门呢？因为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决定开放包括厦门在内的五个通商港口。而荷兰人正是通过厦门来到中国，中国人也通过厦门去往荷兰的殖民地。
高延原本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碰到了跟20世纪50年代的我一样的问题，所以他恨天主教，他一方面歌颂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痛骂天主教，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客观的态度。正如这本书提到的在1874年“The breaking off of the engagement of my older sister...owing to the manipulation of my mother by the priests. This at once severes the last link that still binds me to the Church.”（姐姐婚约被解除……只因母亲受神父操纵。此事使我切断与教堂之间仅存的一点联系。）见R.J. Zwi Werblowsky， 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The beaten Track of Scie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J.J.M. de Groot.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10 der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 p.18.他离开了天主教。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在德国天主教的影响还非常大，例如我在维也纳的母亲是天主教徒，而我来自德国北部策勒（Celle）的父亲、我以及我弟弟都是基督新教徒，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不允许我母亲仍然留在教内。我想，那个时候的天主教特别严格，让人害怕，当然现在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高延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他在厦门的生活情形，也可以知道中国人在马来的情况，他还出版了大量无可替代的著作。
1877年高延第一次去厦门，在那里他不仅要学习闽南话，还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有关厦门的民间宗教。如果谁想要了解19世纪厦门的民俗特别是宗教风俗的话，可以读高延的这本博士论文。他描述的民俗不是文人的而是老百姓的，当时的文人或许会觉得老百姓的民俗没有可写的。这本书的荷兰文版是1881年在印尼出版的，法文版是1884年出版的，叫做Les Fêtes，内容是关于19世纪的厦门人是如何度假的。J.J.M. de Groot. 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moui (Amoy)： 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 des Chinois， par J J M de Groot； Traduite du Hollandais， avec le Concours de lAuteur par C G Chavanne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1011). 2v Leroux 1886.他喜欢和中国人待在一起，而不是和荷兰人，他研究中国人并且经常到他们的家里去，当时很少与人会这么做，因此他的所做所为完全不符合一个荷兰资产阶级的行为。另外，他会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欧洲，对欧洲进行批判，例如他用中国式的眼光公开批评荷兰男女跳的舞有些野蛮，这当然引起了荷兰人的不满。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不少荷兰人和当地女子结婚，高延对此说：“I shall certainly not marry a halfcaste.”（我肯定不会娶一个混血儿。）R.J. Zwi Werblowsky， 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The beaten Track of Scie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J.J.M. de Groot.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10 der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 p.21. 作者说他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高延还说：“I have come to know this race well.”（我已经很好地了解了这一种族。）Ibid.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人一直备受歧视，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社会才逐渐变得宽容。